第一节　律令政治与国家佛教文化

从舒明二年（630）第1次派出遣唐使，到承和元年（834）的第12次派遣，前后历经260余年，日本不仅吸收唐朝的宗教、美术和学术，而且首先引进唐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大化革新后，日本曾模仿唐朝律法，先后编修《近江令》（668年完成）、《飞鸟净御原令》（681年完成），虽尚未形成律法，但已成为其后制定成文法的基础。文武天皇于大宝元年（701）、元正天皇于养老二年（718），又以中国唐代文化和制度为规范，先后制定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成为规定这一时代国家体制的基本法典，在制度上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律令国家，统治阶级由中央贵族、地方豪族和特殊的僧侣构成，其中心是皇室，被统治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律令制度实行不久，即庆云三年（706）文武朝，日本发生天灾、饥荒和瘟疫，农民不堪负担重压，引起了农民对这种维持贵族特权的律令制度的不满，以及宫廷内部为了权力之争而产生了矛盾和对立。此时，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动荡的状况。由此，《大宝律令》制度难于执行，动摇了律令国家体制。元明天皇积极谋求打开新的局面，提倡迁都平城，并亲自行幸平城，实地考察地形，并下诏曰：“平城之地，展四禽图，作三山镇，并从龟筮。”这里的“四禽”，即四兽、四神，参照中国的“四神相应思想”，以为此地宜作帝都。和铜三年（710），终于实现迁都的计划，在仿照唐都长安的都城制，大兴土木建设新都、新宫的同时，将飞鸟文化时代京城的寺院迁移到新京，还大兴建寺、造佛和经写的事业，企图借着佛教，“镇护国家”。日本社会，从氏族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以皇室为中心的古代国家体制，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律令政治，仿唐代的均田制推行了班田制度，为完成古代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是时，日本历史进入了奈良时代（710—794）。

于是在律令政治下，强化国家观念，佛教成为律令国家的宗教，是律令体制的支柱，佛教势力也随之介入政治。比如，养老元年（717）曾随遣唐使访华的学问僧玄昉归国后就参政，受到皇室优厚的待遇，成为僧官最高级别的僧正，与天皇保持密切的关系。为祈求佛的灵验，圣武天皇先后多次下诏建寺造像和抄写经书。于养老六年（722），首设光明皇后的抄经所，其后皇室和大寺院也设立这种机构，组织经师、经生，抄写佛教经典。天平十年（738），圣武天皇令天下诸国造七重塔，抄写新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各10部。天皇亲自抄写了金字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放置在各塔里，以国土平安、皇位安泰为主要祈愿，这是以佛教“镇护国家”内容的一例。

另一例是，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理念，以及参照留唐归国学问僧道慈、玄昉报告中国寺庙制度，敕令建立每地一寺的国分寺制度，进一步强化佛寺的国家性格。此时大兴建寺，寺院建筑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大小寺院达数百，标志着佛教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高峰。天皇在创建的诏书上写道：“宣讲译读这部经典，恭敬供养，四天王常来护持，消除一切灾难和瘟疫。”也就是说，在各地建立国分僧寺和国分尼寺，是试图通过宣讲护国经典，以宣扬“镇护国家”的思想。首先，在平城京兴建了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之一国分总寺（747年改称东大寺），成为国家大寺，正式名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

这座当时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物，日本建筑界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大寺院”。它将南大门、南中门、金堂、经堂、北中门配置在一条直线上，回廊连接。东西两座七重塔，在回廊外侧，配置在南中门前的左右。经堂的东、西、北三侧都配置经楼、钟楼、僧房，自成一区。大区外围，散落着次要的建筑物，其中有二月堂、法华堂（又称三月堂）、戒坛院等。戒坛院由唐僧鉴真于天平胜宝六年（754），接受孝谦天皇、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受戒而决定兴建的。以东大寺的兴建为契机，将佛寺建筑推向了高潮。不仅建筑官营寺院，而且开始兴建私营佛寺，比如鉴真兴建的唐招提寺。

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下诏在国分总寺铸造大佛像——卢舍那大佛（又称奈良大佛），起初采用传统工艺的技术，屡遭失败，最后运用中国传入的技术，于天平二十年（748）成功地铸造了高5丈3尺、重250顿的日本最大佛像的佛体，然后又花费多年才完成铸造966个螺发和涂金，至此铸造大佛像才大功告成，同时建筑了高15丈的大佛殿（金堂）安置正尊大佛。根据《华严经》的教理，正尊大佛立于莲台上，莲瓣一千叶，每叶坐一个释迦，即千叶上千释迦；一叶有百亿国，每国又有一释迦，即百亿小释迦，各在菩提树下成道。从中可见创作者的企图是，通过这一造型，象征帝王、官人、庶民的关系，以表现巩固律令制的思想。其造像之成功，表现技法之优美，充分显示了8世纪中叶日本由中国引进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完成这尊大佛像，成为这个时代佛教文化兴旺发达的象征，并体现了佛教是这个时代的理想文化，恐怕也体现了圣武天皇造佛像以祈愿安定社会、巩固古代天皇制律令国家的目的。其时，佛教也成为国教。太上皇、皇后等皇室成员无不受戒，连以“明神”自称的天皇，也拜倒本尊大佛的脚下。

这场建寺造佛，动员布施者42万人，役夫约218万人，动用无计其数的黄金和铜、锡等，才完成东大寺这一大伽蓝。圣武天皇也深知要达到其造大佛像的目的，实非易事。他在诏书中就写道：“朕拥有天下之富，朕也拥有天下之势，以此富势造此尊像。事成易，而心至难。”大佛像体铸造完成当年，圣武天皇由于健康原因，让位给阿倍内亲王（孝谦天皇），并于大佛像的涂金尚未完成的天平胜宝四年（752），匆忙在东大寺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仪式。还邀请赴日的唐僧道璿等作为导师参加了这一仪式。

佛教界通过这场建寺造佛运动，在政治上大大扩张了实力，这引起皇室和朝廷各种势力的不同反应，更加加深了内部的矛盾与对立，曾一度受重用的留唐学问僧玄昉也被逐出中央。日本学者关晃指出：“大佛如此成为律令国家的控制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很大的成果，同时它也是在贵族的激烈暗斗和律令农民的破产中创造出来的。而这一大事业，劳民伤财，与之相应建造国分寺本身，对于加速律令制国家的衰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注：关晃：《政治的变迁》，收入《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3奈良时代），小学馆长956年版，第52—53页。）

国家佛教的成立，首先自然是以“镇护国家”作为主要教义，着重宣扬护国的经典《仁王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其次是兴隆佛法，其规模已经超越飞鸟文化时代，不再限于中央皇室贵族，而是扩及地方贵族。全国寺院总数超过950所，比前一时期增加近2倍。第三是让天皇垄断所谓“镇护国家”的法会合法化和垄断佛法修行权永恒化，天皇的势力与宗教的威权结合，确立了天皇的绝对地位。第四是强调佛教为“镇护国家”服务的机能，以为在国家佛教之下，会间接济度民众，如果让僧侣自行传教，兴起民间佛教，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不许僧侣在民间自主传道的政策。这样，律令制国家的主是天皇，兴隆佛法的主也是天皇。国家佛教宣传国土平安和繁荣，佛国土也会给民众带来生活的安宁，由此诏书就号召民众“手持一枝草，一把土，来助造佛吧！”

在建立律令体制的同时，也确立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的地位与权威。圣武天皇就兴隆神祇信仰，赋予伊势神宫的“皇祖神”以朝廷宗庙的性格，设置神衹官，位于太政官之上，提高神道与伊势神宫的特殊的优越地位。这样促使拥护律令国家的佛教与作为信奉“皇祖神”的神道、表现天皇的神圣的神祇的对立逐渐消失，在“加护神佛”的名号下，以达到国土平安和繁荣的目标。这样一来，佛教服务国家，国家保护寺院势力。可以说，这时期国家佛教的兴隆，是适应于律令制国家的政治需要的，这就决定了早期日本佛教的基本性格。

但是，国家佛教兴隆之时，不能忽视的是，以行基为代表的体制外的民间佛教的一度兴起。行基作为工程技术的指导，亲眼目睹离乡背井参加修建平城京的农民工的艰辛，以及他们失去了出生地的守护神，无法加护祈愿。于是，行基发起和组织佛教教团在农村托钵，对庶民生活施行救济。在畿内即皇宫附近的大和、河内、和泉、摄津、山背等地，建僧寺36所、尼庵13所，沙弥、沙弥尼被称为“私度僧”。这是民间佛教的萌动。但由行基僧发起的这场民间化教活动，未能获得推行国家佛教的权力者的承认，未能扩及畿外即皇宫附近以外的地方。天平二十一年（749），82岁的行基圆寂，后继无人，民间佛教运动暂时也画上了句号。同时权力者为谋求解决佛教教团和“私度僧”的“自肃自戒”，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所谓“指导”，一方面从中国唐朝引进戒律，以加强出家人的自觉戒律。为此派日僧荣睿、普照来华，请唐僧赴日传授佛教戒律。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等赴日，广泛传布佛教戒律。此时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到民间的信仰中，为以后建立民间佛教打下了基础。

这个时代，以圣武天皇为中心，佛教极盛，佛教艺术——绘画、雕刻也较前一时代兴盛。各寺都画有种种菩萨像、净土图或观经图。此时宫内特设画工司，集专业画师司其事，职务最盛，在文献中有名字记录的画师达130余人。雕刻是伴随佛教传入的，从飞鸟时代起开始雕塑佛像，作为崇拜的对象，至这一时期雕刻也还是以佛教雕刻为主，初期大多制作观音像、药师像、弥陀四天王像等，中后期则以七观音和新兴的天台、真言二宗有关的大日如来像、不动明王像、地藏菩萨像为主，这些雕刻的面相与姿态，既仿唐雕刻带有写生性，又保持日本上古土偶、埴轮的传统形式。同时第一次塑造金刚力士像，造型夸张，表现了一种力量。

这时期的雕刻，除铜铸外，更盛木雕、泥塑，尤其是鉴真传入新的造佛像技术和绘画技法后，雕刻技术比前一时代大有进步，前述《鉴真和尚像》是典型之作。

至奈良时代中期，伎乐勃兴，雕刻不限于佛像雕刻，而且扩大到伎乐面雕刻和肖像雕刻，多用桐木或夹漆制作，涂抹彩色，面相表情丰富，大大地发展了雕刻艺术。伎乐面雕刻是世界最早的假面雕刻之一种，主要是木雕，使用桐木和干漆，比较大，作为表演假面剧用的。除了中央朝廷制作伎乐面之外，地方诸国也开始制作，主要代表作品有：健壮的昆仑面、柔美的吴乐女面、鸡冠形的迦楼罗面、戴冠的醉胡王面、老翁形的太孤父面、少年形的太孤儿面等，都是彩色木雕。

由于绘画、雕刻、乐器等的发达，此时由大寺收藏宝物的习例，已不适应这一时代文物保存事业的需要，于是修建了著名的正仓院，以收藏传世至宝。正仓院作为东大寺构成的一部分，位于东大寺金堂西北侧，是紫檀木造结构，高台木柱屋的形式，南北并列，瓦葺四面波大屋顶，内分南中北三仓，南北为“校仓式”（注：“校仓式”，是以三角材料横向组合为墙壁的建筑结构，现存有正仓院宝库、唐招提寺宝藏等。），中央为板壁式的长大建筑，用以收藏东大寺的宝物和文书。所谓“正仓”者，是寺院或官衙等的仓库之称谓。东大寺正仓，成为日本奈良天平文化宝物的仓库，丰富的国宝得以传世至今。

从总体来说，奈良文化时代，日本加强与中国唐朝的交流，不仅为了政治外交的需要，也不仅限于吸收佛教文化，而且为了学习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引进律令国家的政治理念，大量地引进儒家、法家的新思想、新文化，具有更明确的学习唐代文化的目的意识，并以更大的热情来学习，从更广泛的领域来汲取中国的文化，掀起了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