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耕生活与弥生青铜器·铁器文化

如上所述，绳文文化时代晚期，水稻栽培技术等中国大陆文化，已有初传北九州的迹象，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代日本列岛仍处在封闭状态，对传入的大陆文化在很短时期内就失去了吸收的能力。弥生文化时代（约公元前5、4世纪至约公元3世纪），从中国大陆或通过朝鲜半岛大量传入农耕技术和青铜器、铁器，这构成了弥生文化的两大特征，在日本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

首先作为弥生文化的特征之一，农耕技术传入以后，日本多雨湿润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栽种水稻，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发展。据日本考古学者从弥生文化遗迹中，发现带有稻米痕迹的土器、木制农具的遗物和水田的遗迹等，论证了弥生时代前期已经进入水稻耕作时期。当时水稻耕作，多在海边的湿地进行，收获量较低。一些接近海岸的森林地带发生“海退”现象以后，形成了大范围的海岸平原，发展为较大面积的水田，为水稻耕作创造了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同时，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弥生时代中叶后半期，从北九州传入的水稻农耕技术已经迅速传播到西日本一带，发展到以大和盆地为中心的地区，并普及于边远的东北地方的北部。这一地带原先被认为是非农耕地带，是持续绳文时代采集渔猎文化生活的，而此时水稻耕作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农耕作业迅速从北九州扩及整个日本，迎来了以农耕文化的新时代的正式诞生，这才宣告绳文时代的采集渔猎文化的结束，日本上古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文化的极大进步。

弥生人进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以后，开始摆脱游牧生活，逐渐实现了定居的生活模式。随之，部落逐步扩大，部落与部落之间实行联合，开始形成了部落联盟，共同体集团，出现了部落族长。原始共同体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农业共同体则以非血缘关系、以土地为中心的结合。同时，农耕的生产工具，已非属个体所有，而是农业共同体所共有。部落联盟族长们，为了适应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需要扩大自己部族的势力和提高自己的权力，便自称为“王”，支配着部落民的生产和生活，拥有一定专制的权力。这说明已出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化苗头。

这个称“王”的变化，也反映在当时的墓葬形式上，虽然是采取共同墓地的形式，但在陪葬品方面，部落的“王”，与一般部落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显现他们地位高低的不同。比如，福冈县春日市须玖冈本古坟遗址出土的瓮棺葬，拥有很多弥生青铜器，计有前汉镜30余面、铜矛5支、铜剑3支，还有许多环状玉器等陪葬品。这种墓葬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已有高于一般人的联合部族权力者的存在。因此，日本考古学者推测，这些坟墓是约在弥生时代中期的“奴国王之墓”。（注：井上光贞、佐伯有清：《“日本”的成立》，收伊东俊太郎等编《日本列岛文化史》，研究社1983年版，第11—16页。）

统合各部落联盟，确立政治统治体制，从部落社会向部落国家，进一步向部落联合国家发展。上述所谓“奴国”（亦称“倭人国”）便诞生了。关于“倭人国”的历史，尽管有些主张“日本中心主义”的学者，反对利用外国文献来研究上古国史，但日本缺乏有关的史料，7世纪末先后编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古代国家成立的由来，乃至推古天皇（593—629摄政）以前的历代天皇编年史，许多都是传说人物，或者难以确定他们的确切年代，不足以完全作为历史事实的科学依据。所以，文化史学家一般都是根据我国文献的记载，进行考证和研究。我国从3世纪至7世纪编撰的《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宋书》、《隋书》等，就使用倭、倭国、倭人等词，直至10世纪编撰的《旧唐书》，才使用日本这个词。这是从我国史书的编述里，可以引证的倭与日本，是历史的连续。当初的倭国，就是其后的日本，这是无疑的。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文献第一次提到公元1世纪的“倭人”，已分为百余国，这实际上是部族或部族联合的状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后汉书·东夷列传》并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当时正是弥生时代中期。同书《光武帝纪》中还记载：“东夷倭奴国遣使奉献”。后汉光武帝时代，即公元1世纪中叶，这里的“奴国”或“倭国”，也就是当时北九州博多地方的部族国家。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的后汉光武帝赐以的绶印，于天明四年（1784）在当时的筑前国那珂郡志贺岛（今博多湾附近）出土，是一枚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纯金印。“委奴”即“倭奴”，“倭奴国王”即“倭的奴国王”。之所以在“委奴国王”之前，加上“汉”字，有种种解读，似乎可以诠释为当时奴国是后汉的附属国或朝贡国。不管怎么说，这可以有力地佐证，当时在日本博多地方已存在部族国家，并且立有王者，还说明此时北九州的部族国家，已经与我国后汉有了交往，受到了汉朝廷的承认和重视。汉光武帝时期，日本百余国中，已有30余国与汉相交。

这是弥生时代倭奴国的状况。这些部落国家的族长即称为“王”者，是世袭制的。这些部族国家，已开始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初步接触。同时期，各国纷纷派使者赴后汉洛阳，采取“远夷奉贡物朝贺”的形式，与我国后汉发生了交往的关系。比如，倭国王派使者访问洛阳约半个世纪之后，于汉后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师升向后汉献生口（奴隶）160人，并表示愿谒见。从这里可以推测，倭国王师升可能是地方部族联合国家的首领。我国唐朝《通典》就记有“倭的面土地王师升等”的文字。据日本学者分析，“倭的面土地”似是末卢国，与倭国一样，是当时的小部落国家群。

从总体来说，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公元1—2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多数地域的小国，还是处在分治的状态。《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有“恒、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主为王”。也就是说，后汉的恒帝—灵帝年间（147—188），这列岛的小国与小国之间为了农耕的利益互相征伐，长时间处于大动乱状态，无统一的统治者。

又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其后《隋书·倭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明确“有男弟，佐卑弥理国”。所谓卑弥呼女王，实际上是祭司，主持祭祀仪式，具有原始巫术王的性格，拥有祭神的权力，在确立宗教的、社会的秩序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卑弥呼女王虽是当时名义上的统治者“王”，而实际上是男弟辅佐其理政治国。这是形成统一国家和确立男系世袭王权的兆头。

日本学者井上光贞、佐伯有精在《“日本”的成立》一文中就写道：“可以认为，卑弥呼是咒术王，她的弟弟是掌握着现实的政权。这件事表明，自邪马台国时代起，‘王’的分派职务，开始分化为非日常的一面和日常的一面。由此可见，从原始国家，一步一步地接近古代的国家。”（注：井上光贞、佐伯有清：《“日本”的成立》，收入伊东俊太郎等编《日本列岛文化史》，研究社1983年版，第11—16页。）

邪马台国的存在，标示着步入立足于农耕文化的统一部落国家的最初阶段。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逝于公元247年，邪马台国立男弟为王，却不服众，引起内乱，最后立卑弥呼的宗女台与为王，她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后，于公元266年派遣晋使。但其后1个多世纪史无记载，日本学者称为“欠史时代”。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段时间已普遍存在瓮棺葬，还有十分豪华的祭祀用具。同时，采用大瓮作为棺葬，在陶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说明了葬主的身份和生活水准非一般人所能及，这少数大瓮棺可能是属于统一的部族国家的统治者的。上述女王卑弥呼之墓这样记载：“大作坟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1步约1.4米多，也就是相当大的坟冢，坟冢里还有不少原初壁画，象征部族国家的统治者在当时的强大威力。

弥生文化时代实行农耕生活以后，在居住建筑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出土的铜铎和新型的土制的“埴轮”（注：埴轮，古坟上或周围的陶制品，分圆筒埴轮和形象埴轮，后者有人物、动物、器具、家屋等类型。）上，已有家屋的雕刻图案或塑造器物。在发掘这一时代的遗迹中，出现圆形、椭圆形、半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多种居住遗址，而且已有更多的简朴建筑物，贴近或突出地面建筑而成。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大和平原中央唐古地方，发现了大小数百个竖穴式的居住建筑群，内中由木柱支撑，柱与柱之间架设缘木，承载茅草葺屋顶，屋顶贴近地面。门廊由门前延伸而出，打破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弥生文化时代后期，以建在水田前的静冈县登吕地方的聚落遗址，是最著名的居住建筑模式，它平面是椭圆形，周边镶上木板，外侧盛土，台基是石板地，立有四根主柱，比竖穴式建筑更接近地面。现在还残存着一些建筑用材，说明这时期已发展到平地而居的建筑模式。尤其是王者，更是如此。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王者“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也有类似记载，曰：“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从这些记载，也可见当时王者宫室建筑的一斑。

在这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高台式的土仓库，由四根、六根或八根柱子支撑简单的斜屋顶，搭配木板山墙，并有梯子和防鼠的简陋设备，以作收藏谷物之用。奈良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线雕图案土器，以及香川县赞岐出土的铜铎、铜镜上，都可见这种原初高台建筑的家屋模型或图案。在静冈县的登吕、山木的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模式。它们与中国汉代南方某些地方出土冥器上的高台建筑图案，十分相似。这大概是上古日本人的先祖，从中国南方迁入的同时，也将居住建筑形式传入了日本吧。

弥生文化的另一基本特征，是开始使用青铜器、铁器。弥生时代文化的发展阶段，与一般国家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发展为青铜器时代，而渐次发展为铁器时代不同，它同时期接受了中国及通过朝鲜半岛一起传入的青铜器、铁器的技术，于是从新石器直接过渡到同时混合使用青铜器、铁器的阶段，因此日本学者将弥生文化时代通称为金属器时代，或称为“金石并用时代”。

首先，随着从中国及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水稻耕作技术，弥生时代的生产工具也相应发达起来。这时期，除了使用木制农具之外，还使用与农耕技术同时传入的铁器和锻造技术，这是农耕文化不可或缺的。最早在唐古地方的弥生时代遗迹中，就出土了水稻耕作所必需的铁制农具。但是，它经过一段长期的发展历程，随着弥生时代后半期耕地逐步的扩大，农具也相应变化，减少石器农具，增加了铁器农具。

据日本学者考察和推测，弥生时代前期阶段，发现铁器不等于铁器已经普及，当时还盛行石制和木制农具。进入弥生时代中期，农耕文化波及东日本各地，铁器也随之扩及关东地方。这时期使用的铁器，几乎都是斧、刀子、矛把等工具，在农具方面还没有利用铁器。但是，在位于朝鲜半岛和北九州之间的壹岐，发现了属于弥生中期后半期的农耕工具类，其中有铁镰、铁镐等农耕工具。可以猜想，弥生时代晚期已输入制铁的原材料和日本国内已能生产铁器，列岛各地似乎已有自制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注：田边昭三：《文化的黎明·农耕文化的成立》，收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文化史》，三一书房1978年版，第7—77页。）

应该说，弥生文化时代全盛期，铁器出现了铁斧、铁锄、铁锹、铁镰等生产工具，铁镞、铁刀、铁剑、铁戈等武器类，形成农耕文化要素之一的铁器，有了广泛的利用。铁器逐渐取代了石器，得到了迅速普及，更具实用性。这代表着这一弥生文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为古代国家的诞生和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与铁器同时传入的中国汉代青铜器以后，促进了这一新时代的文化革新，青铜制品采用铸造的技术，开始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制作出铜镜、铜铎等装饰性的原始工艺品。这些原始工艺品，一般使用砂岩制作铸模，器物超越于实用性的功能，大多是作为祭品或陪葬品。由于制作者只出于赋予它们神圣的意味，而几乎没有注意追求造型的美。在手工艺方面，一般是从稚幼逐渐走向精巧。此外，还有铜矛、铜剑、铜戈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锐利的兵器，具有实用性；一类是形细，已失去了利器的作用，成为非实用性，是用作祭品或用作陪葬品的。在北九州发掘的弥生时代坟墓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器是最丰富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器从中国传入北九州以后，逐渐发展到以畿内地方（今以京都、奈良为中心地区）为中心，西从中国地方到四国东半部，东至近江地方，而且经过长期的吸收消化，形成了具有与中国青铜器的不同性格特征。其标志是，这时期产生了青铜制的铜铎，它类似中国的编钟。可以说，外来的编钟，是铜铎的祖型，但它又不是直接模仿舶来品，而是经过吸收消化，使之成为最具本土特色的一种青铜器，成为弥生文化有代表性的象征。因而，日本学者称为“国产青铜器”。铜铎最初是用作死者的祭器，后渐次发展为具有乐器的功能。其形状是扁圆筒形，两侧鳍状装饰，上部有薄薄的半圆形把手。大铜铎最大者高1.3米，小者10多公分，纹样各式各样，大致可分横带特殊纹、定型式流水纹、袈裟带状纹、突线带纹等几大类。有的铜铎，线刻狩猎生活的场面，比如猎人拉弓射鹿。有的铜铎线雕画，刻画耕作的图景，代表作是线画两人立在臼旁手持长杵捣谷的图案，反映了农耕社会的主体生活。这些铜铎线雕画，虽然稚拙，但它简明而抽象的线条表现，也显现出人物的跃动姿态，这是抽象与写实结合的表现，具有浓厚的装饰性要素和原初的绘画形态。可以说，以铜铎为代表的弥生文化，表现了弥生人的想象力和造型能力，展现了弥生时代原始绘画艺术的发展。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除上述分布地区以外，在长野县盐尻市柴宫和福冈县筑紫郡春日町又发现高约10公分至64.2公分的铜铎（注：田边昭三：《文化的黎明·农耕文化的成立》，收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文化史》，三一书房1978年版，第7—77页。），其分布范围甚广。铜铎的出现，显示弥生时代日本文化多少已有独立的迹象，也带来酝酿建立统一国家的机运。

弥生文化时代，进入铁器、青铜器文化时代，仍然存在石器文化和土器文化，但与绳文时代的石器文化和土器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石器方面，绳文石器是以打制技术为主，弥生文化时代则以磨制技术为主，比以前的石器有了较大发展和更加丰富，石材的利用和石器的功能也多样化，主要有石斧、石凿、石镰、石棍、石剑等，其中以石斧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而且，石器雕刻有了很大的进步，雕刻施以放射状的直线纹或螺旋纹，增加了若干的装饰性的要素。

在土器方面，弥生土器与绳文土器虽然仍同是以生活用具为主，兼具实用性和简素性，但弥生土器，更突现其实用性，土器形状从绳文文化时代以深钵形为基本形态，发展以瓮形土器和壶形土器为基本形态，走向了多样化。同时，随着土瓶形、香炉形、高杯形等新形体的产生，更新了纹样，迅速提高了装饰的意识。其技法是，以新的沉线纹（凹线纹），代替此前的隆起纹（浮线纹），开始使用原始的雕刻刀（圆凿、角凿），磨消成沉线的技法，以追求器物的装饰性。有的弥生土器，还附上立体把手，把手有蛇形、颜面形等。其后，纹样又多了表现曲线美的云纹形，以及同心圆纹形、流水纹形、三角纹形、直弧纹形等。制作方法，采用优质的轻薄黏土，有的还涂上朱彩。比如，朱彩大口壶、朱漆壶形、朱漆瓶形等土器，有的呈现出豪放的曲线纹，有的富含纤细而洗练的趣味。绳文时代那种“波状尖底深钵土器”、“涡卷纹把手钵”、“火炎纹平底深钵”、“颜面平底深钵”、“附人面的土器”，此时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更多立体的意匠，表现了豪放的一面，跃动的一面，开始具有雕塑的要素。特别是“火炎纹平底深钵”，在钵口缘部位的装饰，施以一束束绽开鲜花似的火炎纹样，上部横向流动的漩涡，以及下部纵向走势的隆线纹，造成自由奔放的曲线纹样，使怪异的器形与雄浑的纹样，达到完美的调和。

总的来说，弥生文化时代的土器，由最初的产地北九州地方而及于近畿地方、伊势湾沿岸，逐步东渐，最后普及全国，更富有各个地方的色彩。尤其是从弥生文化时代开始，土器开始发展到新型的陶制器物，称作“埴轮”。分“圆筒埴轮”和“形象埴轮”两大类，前者为圆筒形，埋在坟墓的倾斜面，最初是作为起到加固坟墓的作用；后者有人物、动物、器具、家屋等形象，为古坟文化时代“埴轮”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时期的土器，不仅产生了强烈的装饰性艺术效果，而且令人感受到仿佛有一种大自然生命的律动，被喻为大地生命的象征。可以说，这是日本古代造型艺术的原点，也是日本美的原点。

弥生时代，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品质的提高，给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弥生文化时代前期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石制、骨制、木制的圆盘形纺锤车。特别是在福冈县北会津郡门田村南御山、名古屋市西区贝田町、静冈市敷地登吕等遗址出土的土器底部，发现留下了布痕，或炭化了的纺织物残片。据此推测，当时已使用纤维很长的苎麻，制作原始的衣物。《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这样的记载：“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 ，以木緜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 ，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而且，还遗留有勾玉、管玉和贝轮等首饰物。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婚前男女交往是自由的，实行群婚制，而此时开始，婚后夫妻以外的关系有着严格的禁制，实行了一夫多妻制。同书就记载：“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即统治者、奴隶主和平民、自由民娶妻多少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当时弥生人生活和风俗的一斑。

在习俗方面，男子不论年龄，一律黥面文身，不同地方的纹样不同，功能也各异，还有尊卑差别的标志意义。可以说，当时文身，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的需要。比如，宗教信仰上起到护身符的功能，捕鱼劳动时阻吓大鱼水禽的作用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就文身的风俗及意义作了以下记述：“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此时葬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绳文文化时代以手脚折曲姿势的“折曲葬”为主，入葬土墓，演进为以手脚伸展姿势的“伸展葬”为主，其棺是用木板或石板组成，分箱式石棺或大瓮两种，落葬于墓穴。墓穴以石堆垒四壁，有的则以巨石来遮掩其棺，故称作“支石墓”。棺内还放置以青铜器为最多的各种陪葬品，以陪葬品数量和质量，来区分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对于当时的丧葬情况，《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还作了这样的描述：“其死，有棺无椁，封木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

日本学者八幡一郎概括：弥生文化与绳文文化的区别，除了两种文化的土器有着明显不同之外，还有：“（一）传入异质外来文化与消解原有的文化，（二）盛行磨制石器和使用金属器（指铁器、青铜器——引者注），（三）稻米作业及其技术的普及，（四）农耕集团的产生，（五）葬制的确立。”（注：八幡一郎：《先史及原始的文化》，收入家永等编《日本文化史》（一），筑摩书房1965—1966年版，第231页。）这几点对弥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弥生文化时代的发展进程，显示日本上古文化的整体面貌，也充分证明部落联盟统治组织趋于成熟，政治统治的程度逐步提高，经济基础得到了强化，社会也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少数豪族占有广大肥沃的土地，众多一般农民只有狭小贫瘠的土地，乃至出现奴隶，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称的“王”、“大人”和“下户”、“生口”这样的身份和阶级差别。上古日本进入过渡到氏族社会的时期，初露具有作为政治统制组织的上古国家的雏形。至于大和国家的正式成立，是在下一个时代，古坟时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