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手机成为“第五媒体”之后

手机，也叫“移动电话”（mobile phone）或“蜂窝式便携无线电话”（cellphone）。根据媒介理论家莱文森的说法，“手机本身是对互联网无意之间酿成的后果的一种补偿。互联网替代了相当多的文牍工作（stationery），同时又使我们困守在电脑前不能移动（stationary）”，于是便有了手机。然而，一旦把手机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补偿性媒介”的说法却显得过于简单。

在中国，手机的前身被戏称为“大哥大”。它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后期的香港电影中，由于电影里面的黑帮老大基本人手一部“模拟移动电话”，所以便有了这样一个称呼。当时的“大哥大”确实既重且大（重约1.5公斤），庞大的身躯还装有可以扭下来的天线，貌似水壶。1990年初，当广东惠州市开通移动电话后，一篇报告文学做出了如下记录：“手持‘大哥大’手机的数十名我市首批移动电话用户兴高采烈，却又带着几分迷茫——这种砖头似的家伙，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端详着，摆弄着，就像3岁孩童拿到一件最新潮的玩具一样。当时的‘大哥大’手机，又大又重，顶端装着一根10多厘米长的天线，面上布着密密麻麻的按键。”而这样的手机通常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因为买一部“大哥大”大约需要四五万元，每个月几千元的电话费更是让人咋舌。而且，开通一部“大哥大”，单是排队就起码要半年的时间。显然，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哥大”无疑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与普通百姓无缘。

早年人们手持的“大哥大”手机，选自《茂名日报》。

1996年，随着GSM网的开通，手机开始了平民化、普及化的进程。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许多人并没有手机，他们只是拥有一个更便宜的BP机（呼机）。手机激增是在世纪之交，到2001年7月，全国手机用户达1. 206亿户，跃居世界首位。而截至2006年12月，中国手机的拥有量已达4.61亿用户，手机普及率达到每百人35.3部，已经成为大众化的通信和媒体终端。一年之后，手机用户数超过5.39亿户，月均增加712万户，手机普及率达到39.9%。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手机的普及率更是高达80%以上。而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多（除通话、短信等基本功能外，手机还增添了MMS彩信、游戏、录音、存储[U盘]、听音乐[MP3]、拍照、上网等功能），手机也成为真正的继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

新型的智能手机

与此同时，由手机带来的媒介文化现象也蜂拥而至：拜年短信、搞笑短信、黄段子、短信文学……它们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2003年年底，冯小刚与刘震云分别推出贺岁片《手机》和小说版《手机》，更是强化了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一时间，“手机变手雷”成为现代情感生活的一种隐喻。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本章将考察手机及手机短信带来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在书信终结与短信蔓延的过程中，书信与短信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美学和媒介文化特征，它们让人获得了怎样的经验或体验。在数字化时代的爱情中，手机（电话）和情书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今搞笑短信流行，但究竟该如何为它定位，在其背后又蕴涵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潜藏着怎样的精神/文化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