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个案分析：数字化时代的爱情

为了更好地说明手机、书信对人们情感世界的塑造，下面我将以张者长篇小说《桃李》中的“李蓝之恋”为例做一个案分析。

或许是由于《桃李》封底那段阅读指南兼广告式的文字，许多人都把这部作品看做是“现代版的《围城》”，进而从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了隆重的解读。比如，王干认为：“《桃李》并不是揭露法律界的黑洞，也不是揭示高校里的学术腐败，《桃李》重点反映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呼唤健康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品格。”谢有顺也说：“张者的《桃李》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正视了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俗世化的新现实，率先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为消费社会的到来写下了精彩的文学肖像。”形成这样的判断也许不无道理，但这样的“宏大叙事”又多少让人觉得空洞，同时它还容易对作品中呈现出的其他征候形成一种遮蔽。我在这里之所以选取作品中的“李蓝之恋”加以分析，不仅是因为作者用手机“武装”起了书中人物，从而让他们揭开了爱情的新篇章，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段恋情，大体上看出隐藏在作者叙述策略背后的一些东西。

1．李蓝之恋：始于电话终于情书

可以把《桃李》看做是一部学院里的“情（性）爱故事集锦”。在所有的情爱故事中，师弟李雨与蓝娜的故事又是首先登场亮相的。它构成了小说开头部分的抓人之处，也成为小说展开的一条情节线索。那么，这个故事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叙述者说，李雨在一个月内只打了四次电话就完成了他与蓝娜从相识到“办了”的全部过程。然后叙述者抛出悬念，首先概括的是四次电话的基本内容：

第一次，师弟在电话中对她说：“我爱你！”结果蓝娜在那边回答：“呸！”然后急忙挂断了电话。

第二次，师弟在电话中对她说：“我爱你！”蓝娜在那边回答：“你爱去吧。”然后犹豫着挂断了电话。

第三次，师弟在电话中对她说：“我爱你！”蓝娜在那边用鼻音回答：“嗯哼……”然后很温柔地挂断了电话。

第四次，师弟在电话中对她说：“我爱你！”蓝娜在那边回答：“你敢不爱！”然后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在其后的章节中，叙述者分别用5个注释对四个电话的相关情况（打电话前的交往，打电话中的其他对话，打电话时师弟所处的环境，对方挂断电话后师弟对对方的心理分析）作了详细的交代。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小说呈现出来的第一个征候：尽管李雨与蓝娜交往的内容和细节是推动这场情爱故事展开的重要因素，但是师弟的求爱话语（我爱你）却是通过打移动电话（手机）这种更现代的传播行为完成的。可见，电话在这场情爱游戏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仿佛就是为了说明电话之于这场游戏的重要性，叙述者特别指出，“师弟的求爱过程基本上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电话有一种隐秘性和神秘性，即便求爱遭到拒绝，脸面上也过得去”。而师弟为了给蓝娜打电话，“不惜代价花几千块钱买了一部手机”。而当大家都配上了手机之后，叙述者又对师弟买手机的动机进行了推测：他买手机主要是为了泡妞，“师弟的女朋友蓝娜就是他靠打电话泡上的”。所有的这些说明性的文字似乎都在强化读者的这样一种阅读意识：李蓝之恋始于电话。

事实上，张者在《桃李》中并不是第一次设计了这样一个故事套路，而几乎就是对他以前的一个短篇小说的完全挪用。所不同者仅仅在于，短篇小说中是“我”和女朋友关妍的故事，《桃李》中则变成了李雨和蓝娜的故事；短篇小说中说“我的整个求爱过程只用了五次电话”,《桃李》中变成了四次（实际上短篇小说中也是四次，因为第五次被叙述者省略了）；短篇小说中两个男女的相识只是因为占座位，《桃李》中在占座位这个情节出现之前还多了一个雨中邂逅；短篇小说中“我”给女朋友送的那套内衣花了两百多块钱（研究生月津贴的三分之二）,《桃李》中涨到了八百多块（两个月的研究生津贴）。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短篇小说在注释4中让主人公安全地完成了两性的交合，而在《桃李》中，李雨和蓝娜初试云雨情后，却尴尬地被校保卫科的巡逻队捉住了，于是也就有了后面的故事。不过，这两个故事的结局却又大体相似。短篇小说中，叙述者说“我和女朋友关妍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分手”，至于为什么分手，叙述者并没有做出交代。而仿佛就是为了补足那个短篇留下的悬念，《桃李》中设计出一个令人深思的情节，它让李雨与蓝娜的爱情之死结束在了一封封的情书之中。于是，情书成了小说中呈现出的第二个征候。

李蓝二人的情书之旅出现在蓝娜被蓝教授（蓝娜之父）关了“禁闭”之后。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李蓝失去了用现代的传播手段进行联系的机会，而只能以最古典的方式（通过蓝娜的好朋友刘唱充当信使）来互诉衷肠。起初的情书充满了古色古香的温馨与浪漫，蓝娜根据自己的心情与信的长短把那些纸条叠成了信鸽、纸鹤、燕子，几十封情书遂组成了百鸟朝凤的热闹场面。然而当信使刘唱把传递纸条看做是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因送信而变得惊喜和激动之后，信使本人成了李蓝情书中的主要内容，蓝娜因误会而向李雨询问刘唱的送信过程，李雨为了描述的准确细致而不得不对信使进行详细的观察。结果，情书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而变成了对第三者的反复讨论，变成了猜测、怀疑、制造心理创伤的媒介。“当师弟和女朋友往来的情书绝大部分都是谈论别人时，师弟觉得这种情书该是结束的时候了；当爱情剩下的只有痛苦之后，这种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这个轰轰烈烈的情爱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2．电话与性：一种新型的同构关系

张者的那个短篇小说叫做《数字化时代的爱情》（《北京文学》1999年第6期）。据作者自己说：“《桃李》是从1998年开始写的，那时候我还没毕业，住在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里。在某一个失眠的晚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在手电筒的光芒下完成了写作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我把一些章节以中篇的形式寄给了一些文学期刊发表了，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以上表述似乎不包括《数字化时代的爱情》这篇短篇小说，这样，它究竟是不是写作《桃李》的产物便成了一个问题。当然，此短篇小说究竟如何产生对于我的分析并不重要，我想指出的只是手机在此小说的写作年代（或小说所写的那个年代）的特殊意义。1998年前后，手机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件奢侈品，在大学校园里使用手机的人也少之又少。比如，在我所就读的这所大学校园里，我知道1999年已大体上普及了BP机，但手机却还没有充分进入学生们的消费视野。我遇到的一个事例可以作为佐证：一位女博士生因为“汉显”的BP机便宜下来，一下子买了两个：一个留给自己用，另一个送给她丈夫。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

于是，手机之于李雨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李雨买手机是为了“泡妞”，但这个“妞”却是没有手机的，她只能接听李雨用手机拨打过去的公用电话。小说中说，一般情况下，要想拨通女生宿舍的电话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女生宿舍楼整幢楼只有一部电话。打通后楼长通过送话器把你要找的人喊下来，在楼长办公室说话。而李雨为了打通蓝娜的电话也颇费心机，但总的来看，持有手机便占有天时地利。比如，打第一次电话时，李雨是送蓝娜回宿舍之后。蓝娜上楼后李雨并没有离开她宿舍的大门，而是一直窥视着楼长办公室的电话机。当他看到一位女生终于挂断电话，他便立刻用手机发射信号。蓝娜下楼接电话时，李雨则躲在楼门前不远处的大杨树后，这样他就能一边通话一边观察蓝娜的反应。当他说出那句“我爱你”而蓝娜以“呸”相还时，“师弟见她挂电话后十分羞涩地四处望望，好像怕有谁听到似的。接着她偷偷地笑了，然后一蹦一跳地哼着歌上了楼。师弟站在树边的暗影里，心花怒放”。

这个细节呈现出手机持有者所占有的优势。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里，谁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通讯设备，谁就获得了某种控制权和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雨的手机就好比是一个猎人手中的猎枪，凭借这杆猎枪，他可以伺机而动；而作为“猎物”的蓝娜对这一切却茫然无知。于是，由于这个小小的手机，他们二人之间的情感交往一开始就处在了一个不平等的位置。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李蓝二人的电话交往做出分析。由于李雨的手机只有打电话的功能，手机于他就成了真正的“移动电话”。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电话在他们的情感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呢？也许我们需要看看传播学家的观点。麦克卢汉指出：“电话是要求亲近，使人感到亲切的媒介。”仿佛就是为了对麦克卢汉的“亲近”、“亲切”说做出解释，莱文森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媒介对于恋人的意义：“至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电话成了谈情说爱必不可少的工具，《再见，宝贝》（Bye Bye Birdie）对此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调情、约会、格格笑谈如何使恋人难以招架、吹嘘对恋人的征服、承认真正的爱慕、恋爱关系告吹——电话那没有面孔只有声音的亲近性质，为这一切提供了充分的服务。实际上，电话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感性化的工具。打电话的时候，你的嘴唇轻吻受话器，你的声音传到遥远的听筒，对方的耳朵紧贴着听筒听你说话。你们两人的心理距离是亲切的距离。你的话直接钻进他（她）的耳朵。你的嘴唇和呼吸似乎离他（她）的耳朵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只有恋人、知心朋友和家里人才能够在不打电话时享受到这样亲密的关系。当然，这种明显性感的交谈，仅仅是电话上交谈的多种形式之一，然而它在电话上出现一点也不奇怪，它和其他一般的浪漫交谈和娓娓细语并驾齐驱。”而在另一处地方，莱文森甚至借用他人观点，干脆把电话看做是“被性高度充斥的一种工具”。

把麦克卢汉与莱文森的思考带入到李蓝之恋中，我们便会发现其分析的妥帖。小说中，李雨向蓝娜的“进攻”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雨中邂逅、占座位、课堂相遇、相邀散步（第一阶段）；玫瑰舞会（第二阶段）；湖边谈话（第三阶段）；送内衣与初试云雨（第四阶段）。对于李雨来说，每下一个阶段对于上一个阶段都有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而四个电话便分别出现在这四个阶段之后。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四个电话看做是让两人关系前行的一个助推器——当他们从陌生走向亲近时，每一次的电话一方面确认了这种亲近，一方面又为下一步的更加亲近做出了铺垫。因为电话中那些性感的示爱之语具有一种直逼人心的效果，它巩固了两人关系的暧昧，也帮助他们对准了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终点正是李雨所期待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电话除了是一种让人变得亲近的媒介之外，同时也是一种更容易事务化的媒介。它长于表达人们瞬间、即刻的情绪，却很难呈现人们丰富的、微妙的情感。所以，一般来说，当一位男子（女子）想向一位女子（男子）郑重其事地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他（她）可能很难把电话作为自己的首选媒介。因为爱情的来临伴随着紧张、激动、兴奋与狂喜，同时还伴随着必不可少的羞涩，这样的感情很难通过电话表达清楚。而一旦他（她）在电话里说出那句至关重要的“我爱你”时，这样的表白很可能因为种种语境的撤离而流于空洞，而变成一个漂浮的能指符号。

然而，《桃李》中的李雨却专门选择了电话来表达他的示爱之言。为什么选择电话？小说中的解释是为了“泡妞”，李雨的所作所为也为这个解释做出了强有力的注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李雨的情爱历险定位成一场性爱游戏。也就是说，李雨对蓝娜的追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恋爱行为，蓝娜之于李雨只意味着性目标，或者是试探着能否捕获到手的性对象。于是，蓝娜就首先成了李雨“性之眼”中的猎取对象，而不是“爱之目”中的观照对象。小说中写到李雨初遇蓝娜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可以对以上的问题提供某种答案：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不经意地将红油纸伞从嘴边移了下去。师弟只觉得眼前一亮，像被闪电击中了。师弟听到心中咯噔一下，有什么被绷断的声音，接着心中便是一阵抽搐。师弟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这种忧伤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悲。原来是蓝娜。李雨知道蓝娜是同学们公认的法学院院花，也知道是蓝教授的掌上明珠，可是谁敢泡呀。危险。

李雨因蓝娜而产生的忧伤是不敢泡或者无法据为己有的忧伤，而由于“以李雨为代表的几个只会用女人的大男人，早就对蓝娜垂涎已久”，他们更喜欢“性”致勃勃地看蓝娜的舞蹈，然后觉得性感，秀色可餐，所以，李雨后来对蓝娜的追求基本上靠在了实用主义的层面上。追求的过程即意味着“泡”的过程，追求到手即意味着“泡”的成功。然而，虽然他有“泡”的动机和后来的行为，但是却并没有与这种动机和行为成龙配套的话语（研究生李雨毕竟不可能使用阿Q向吴妈的求爱话语），这样，李雨就不得不借助于那句经典的、同时又是被千万个恋人使用的“我爱你”把自己的动机包装起来，向蓝娜发出了“泡”的邀请。

在《恋人絮语》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对“我爱你”这一片语做过精彩分析。他说，“我爱你”的来临是克制不住和无法预料的，它既不属于语言范畴也不属于符号范围，而是像唱歌一样，是对爱的反复呼唤，并希望通过这种呼唤，得到对方同样的回答。然而，李雨对“我爱你”的使用显然无法纳入到这一判断之中。对于李雨来说，“我爱你”是事先设计好的台词，它首先意味着试探（第一次在电话中使用时），然后又成了“再见”或“goodbye”之类的告别语。当李雨通过电话发射出这种信息时，那些“呸！”、“你爱去吧。”、“嗯哼……”、“你敢不爱！”与其说是“呼唤”之后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一个诱捕者条件反射般的即刻反应。而通过对这些即刻反应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李雨却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泡”的火候和进程。所以，在李雨那里，“我爱你”已被工具化和符号化了。而作为能指符号，它已脱离了通常意义上的所指内涵。

那么，当电话成为“我爱你”的传播工具时，电话这种媒介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电话与这种有着特殊内涵的示爱话语存在一种同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电话主要是一种事务性的媒介，它不适合承载和传递更多的情感信息；而由于李雨特殊的“恋爱”动机，他的“我爱你”就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携带更多的情感信息，所以，电话在这里就成了一种理想的媒介。当李雨在电话中说出“我爱你”时，这三个字已被卸下了情感的重负，但是它又逼着对方必须做出即刻的回答。这种速战速决毫不拖泥带水的表达方式，倒很像是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几个回合之后就可以成交，这也应该是“数字化时代爱情”的含义之一。

3．情书之谜：身体的在场与缺席

曾几何时，“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时拥有”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爱情箴言。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瞬间”而不是“永恒”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时，老派的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在今天，是商品令人难以想象的流通、成熟、倾销和更替的速度——而不是商品的经久耐用和持久的可靠性——给业主带来利润。与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引人注目不同的是，今天，强人们憎恶、躲避持久性的东西，并珍爱短暂性的事物。”而在一个消费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对轻盈而短暂的爱情的追求也就成了一种更加现代或后现代的爱情观念。

小说中的李雨和蓝娜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在他们的爱情辞典里，恐怕只有像电话求爱、性、同居、快感、身体的在场等等才能成为他们青睐的词汇，而支撑这些词汇的则是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念。一旦现实生活无法为他们这种崭新的“爱情”行为提供方便，爱情之花也就会很快枯萎下去。李雨和蓝娜的爱情便是结束在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语境之中。

当李雨与蓝娜被校保卫科的巡逻队抓住之后，他们索性搬到外面租来的小平房里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法学院做出了让李雨出国的决定，李雨因祸得福；蓝娜则在回家取东西时被蓝教授关了“禁闭”。蓝娜被“软禁”起来之后，意味着李雨和蓝娜同居生活的结束，也意味着他们身体亲密接触时期的结束。如果我们把李蓝之恋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出现的这种局面倒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在传统的爱情故事中，阻碍性力量的出现只会强化当事人的反抗意识，而人为的分离又会导致双方对对方的思念。在这种情况下，“情”的因素可能会上升，进而可能会成为维系他们爱情的纽带。然而，尽管在李雨和蓝娜的爱情生涯中出现了传统爱情故事中所能出现的种种元素（比如，他们不得不选择情书作为其唯一的交往方式，并且还有“红娘”传递书信），但是，那些在传统爱情故事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却并没有拯救他们的爱情。情书的传递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爱情之死，这种情况又该作何解释呢？

简单地说，就是现代人已逐渐丧失了使用情书的能力。想一想那些比较古典的爱情故事，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情书在催生爱情之花、培育爱情之果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情书侧重的又是一个“情”字，这种情是对分离的诉说，是身体缺席之后肉欲之恋的升华和抽象。于是，因为身体的缺席和空间的距离，所以有了思念；因为有了思念，思念之情又必须转换为语言、诉诸于文字，经过了层层中间环节的过滤之后，爱情也就朝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升腾。它或者剔除了肉欲的成分，或者把一种肉欲的东西溶化到了一个灵的世界中。于是，古典的、充满了种种美丽与梦幻色彩的爱情故事也就出现了。然而，今天这个通讯便捷的时代却消灭了情书，也消灭了人们通过情书表情达意的能力。在一个关于情书的调查中，一位名叫王晓明的记者如此说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基本上不用情书了……他们一方面嫌情书太累赘太花时间太费精神，另一方面实在写不出像样的情书。他们要是想起谁了就一个电话过去。电话里可以挑逗可以撒娇，反正什么放肆的话都可以说，而且直接见面有一种直逼对方的感觉，不容你不表态，情书则给人圣洁之感，你见过多少情书上有挑逗之词猥亵之语的？”这个调查形成于1997年，这也正是小说中李蓝之恋发生的年代。从一定程度上看，现实世界的调查为小说中李蓝二人的爱情之死提供了某种注释。

如此说来，情书的世界所营造的是情的世界、灵的世界，也是一个古典的世界，要想在这个世界里有所作为，必须牺牲肉的欢愉，才能换来灵的圣洁。那么，李雨和蓝娜能够承受这份古色古香的沉重吗？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前所述，李蓝二人是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进入恋爱过程的，恋爱不久即沉醉于肉的欢愉之中（同居）。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或主要出场的是性与身体等等最物质的东西，而不是精神世界中的情、爱、灵。当他们必须分开的时候，当然会给他们带来身体的焦虑和性的苦闷，但是却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呼唤情、养育爱的机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开始了情书的交往。

于是，我们有必要对李蓝二人的情书交往做出分析。表面上看，李蓝二人通过情书这种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回到了古典时代，但实际上他们的情书却徒具古典形式，其功能则更类似于现代人所喜欢使用的“气递信件”（pneumatique），这种信件因其承载和携带着发信人更多的身体气息与痕迹会让人产生更多的亲密感。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电子传播极度发达的时代，他们依然以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方式保持住了身体的某种联系。然而，问题是古典意义上的“情书”没有让“情”归来，现代意义上的“气递信件”也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从前一种意义上看，我们似可以做出如下理解：李蓝之恋本来就是在没有多少情的铺垫之下仓促上阵的，后来他们却又必须借助于情书抒情，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情书的使用就出现了一个合法性危机——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一种他们并不适宜使用的传播工具。于是，这种被前人使用得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他们那里却逐渐变得手足无措了。在他们无话可说、无情可抒的时候，反反复复地谈论刘唱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更值得思考的是后一种意义上所出现的喜剧效果。当我在前面强调电话之于李蓝之恋的重要性时，我想挑明的是现代情爱故事中所呈现出的传播学特征。然而，对于李蓝二人来说，仅用电话打情骂俏纸上谈兵当然不够，于是便有了身体的紧急动员和即时参与（李雨送给蓝娜那套暧昧的礼物实际上是对身体出场的一种呼唤和邀请）。这样，身体的在场就成了这场情爱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指标。但是他们又必须分开，分开意味着两人有了空间距离，也意味着身体的缺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了情书的往来。然而，尽管情书以“气递信件”的方式给他们带来了双方身体的气息，但是，这种气息一方面无法代替身体的实在，一方面又在实在的身体面前败下阵来。这个实在的身体就是刘唱。

这样，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下信使刘唱在这场情爱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蓝娜让刘唱充当信使，刘唱也就成了李蓝身体信息（通过“气递信件”）的传递者，但是蓝娜大概没有想到，当她自己的身体在情人面前处于缺席状态时，信使刘唱精心打扮过的身体却一次次地出现在李雨面前，从而获得了在场感。表面上看，蓝娜是对信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实际上这种怀疑起因于自己身体缺席的不自信而形成的种种焦虑。而由于身体的在场实际上是李蓝相爱的基础，所以一旦身体缺席，也就意味着李蓝之恋中重要内容的抽空。他们的情书往来虽然频繁，但虚幻的身体气息既无法填补那个空缺，同时又面临着在场身体（刘唱）的威胁。于是，尽管他们还在通信，但他们的爱却因为无所附丽而变得越来越空洞和抽象了。这种情形不由得让我想起萨特的论述：“即使我现在的举动似乎是爱着安妮的，我依然对她忠贞不渝，每天给她写信，经常想到她，怀念思慕着她，但也还是有某些东西丧失了，而我的爱也还是极为枯竭的。这种爱是贫瘠的，是程式化的，是抽象的，是指向在本身已失去个别性的那种非现实对象上的；它缓缓地演变成为空洞、绝对的东西。”事实上，李雨与蓝娜所渴望的都是实在界的东西，他们无法走进那个与实在界一刀两断的想象的世界，而当他们不得不暂时告别实在界（身体）又必须依靠情书建构一个想象的情感世界时，他们的爱情也就走到尽头了。

李雨和蓝娜的情爱故事在小说的上半部分就已经结束了，小说的下半部分发展和延续的是其他人（如老板和梦欣、老梦和姚旋等）的情爱故事。这些故事虽然缺少李蓝之恋的传播学特征，但其实质却与李蓝之恋有着惊人的相似。于是，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依然看到的是性、身体的在场、肉的狂欢和情爱的来去匆匆和速生速灭，它们一方面对李蓝之恋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呼应，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所谓的爱情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由于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它们也就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那么，应该如何为这样的爱情定位呢？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手机、电话）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这种爱情看做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爱情。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短暂易逝，永恒久远则是它的敌人。而李蓝之恋恰恰体现了这种现代性特征。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媒介又强化了这种特征，它大大压缩了事物的“过程”而强化某种“结果”，反而造成了“结果”的不稳定性。日本学者今道有信指出：“对相爱的人来说，爱必定是永恒的、不朽的，然而可作为永恒的证明的东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却到处也找不到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关联和“技术抽象这种现代特色对爱构成了更为根本的严重危机”。因为它“将过程极度地压缩以使结果极度地奏效。换句话说，就是压缩过程所具有的时间性，尊重效果所具有的空间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只要时间性的意识在现代趋于虚无化，那么，人也就只能变得越来越接近于没有意识的事物……人们仍保持着以往的人的外形，或许是更健壮、更高大了，但人的时间性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却缩小了。心灵缩小了，爱不也就缩小了吗？”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适合于李蓝之恋的；或者也可以说，李蓝之恋为这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现代性之爱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注释。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桃李》中却变得暧昧不清了。作者只是敏感地捕捉住了这些征候，却没有让它们有力地进入读者反思的层面。究其原因，大概是他那种“平视”的、“零距离”的、甚至是不时流露出来的欣赏目光遮蔽了作者开掘的视野，结果也造成了作者价值观的紊乱。这种紊乱最终也变成种种征候，融入他那种无奈的叙述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