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教与道教异端

尽管今天释、道二教被我们视为正统、合法，但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阶段，两者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固不待言，即使就各有偏好的统治者而言，也往往视此方或彼方为“妖妄”。在道教、释教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与统治者和社会主流的关系，确实多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在它们的早期。而且，由它们内部分裂而出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及打着它们旗号的某些教派，其言其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秘密宗教已经相差无几。

因为“五斗米道是中国秘密宗教的鼻祖”、太平道乃“千古习邪之首恶”，我们就从这两个“原始道教”教派说起。

一、张道陵家族的五斗米道

西汉时，社会上巫风弥漫，神仙方术盛行。这种风气浸润于文人之中，形成了一个喜好方术并以之作为攀龙附凤工具的特殊群体。同时，一种充斥着谶语和迷信、类似宗教经卷的典籍也逐渐形成规模。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收徒夏贺良、丁广世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未断而忠可病死。至哀帝时，夏贺良等踵行教业，再次向朝廷进言，虽曾一度得到皇帝许可，但最终被朝廷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之名诛之。

此风并未稍息。东汉顺帝时，张道陵著《太平洞极经》144卷，自称系老君所授，此经今佚。同时，著名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问世，该书继承发展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受天帝之命下凡教人的思路。此书的出现还有一段神话：“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桓帝时，襄楷再献该“神书”，仍未能受统治者的重视。据《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可知，《太平清领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可见《太平经》在顺帝时已经编纂成书。它是正统道教出现之前问世的一部经典。这部“神书”，为后来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教义上提供了参考。

东汉末顺帝时，沛国丰县人张陵（即张道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创立五斗米道，并以家族掌教方式递传，“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后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学道者名“鬼卒”，设道首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诸“祭酒”作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五斗米道的具体传教方法是由祭酒“主为病者请祷”。祈祷的方法是，书写病人名姓，说明悔罪之意，作表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鱼豢认为这种方法“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

张鲁割据汉中，奉行五斗米道，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加强对治下民众的控制。

经济上，以米五斗为入道修道之费，每年十月一日为作会之期，届时，道众同集天师之治，将米付于天仓以及各地义舍之中，以防凶年饥荒，且往来之人不必备粮。这种方法对于社会上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而言，极有诱惑，实际上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救饥疗病、互助防灾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见到各种民间教派背后的经济因素。

政治上，设立二十四治，有治头、祭酒等职分，凡入道者都编有户籍。

宗教上，立张氏家长为教主，制定科仪。其教有“三会五腊”之设。“三会”即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天官会，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地官会，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水官会。届期，道众聚会，举行一定的仪式，由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并受符箓经法，斋醮祈福。所谓五腊，即正月初一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五日侯腊。教主声称，参与五腊之会可以延生益寿。在教内，张姓教主以太上老君转世临凡身份，被封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所行为“正一盟威之道”，后来的天师道或曰正一道即由五斗米道演变而成。

这个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尽管割据一方，却颇有生气，但在统治者的眼里仍属邪门歪道，所以在正史中，五斗米道往往被冠以“米贼”的帽子，其教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其活动被视为“淫妄”，甚至指责它“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征汉中，张鲁不敌，降曹，其教民也被迫东迁。这一事件在客观上造成了“（五斗米道）自流徙以来，分布天下”的局面，并埋下了以后孙恩、卢循起义借为工具的伏笔。

五斗米道自张陵创教到张鲁降曹前后近百年，就其历史地位而言，一是成为后世道教的主要源流之一，二是与太平道及张角黄巾军一起开启了后世秘密宗教的先河。

二、“大贤良师”张角及其太平道

由于两汉朝野上下崇信方术，下层社会拾其余绪，往往用为造反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仅桓帝一朝，借用“妖言”造反的就有20起之多，至灵帝时，更形成“妖贼大起”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一些心怀逆志、具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应运而出。

前面说过，顺帝时，琅邪宫崇曾以其师于吉之“神书”《太平清领书》关说朝廷未成。由于该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可见，张角显然是受到该书的影响的。

据《后汉书》记载：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因为信徒渐众，张角便派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人民争先恐后入教的情形时说：“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十余年间，张角便招集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官民矛盾尖锐，天灾频繁，瘟疫流行，民众身心俱病，社会极度动荡，张角等人以巫术方法救死扶伤，取得一定效果后，便打着“致太平”的旗子，有意识地扩大组织，创立太平道，图谋起事。

张角打着宗教旗号行事，这种隐蔽的策略十分成功，甚至一些郡县官吏都“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张角的太平道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势力急剧膨胀，“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这时，张角再也不满足于一个巫者兼传教人的角色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图谋在张角心中萌发并着手实施。其途径有三，一是暗地里把宗教组织改造为军事组织，二是造作谶语作为改换天命的依据，三是联络宫中中常侍封諝等人作为内应。

据记载，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所谓“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四处传言“苍天将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到了中平元年（194年，甲子年），张角等人着手起事，但在准备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有人告密，朝廷先是在洛阳车裂“大方”首领马元义，随即“案验宫省卫（清理张角的宫中内应）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并谕令冀州等地“逐捕角等”。张角被迫打乱原计划，仓促竖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宝弟张梁称“人公将军”。毕竟因为张角等人长时间的潜行默运，人多势众，且一时俱起，在起义之初把官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张角徒众“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祠天。”另据记载：“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这种眩人眼目的大片黄色，以及他们的巫术性传教内容和“杀人祠天”的行径，人们归之为秘密宗教或“邪教”一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角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被有些人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清代地方官员黄育楩甚至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这场叛乱给人们很多启示，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民众是真诚地信仰太平道的，因为张角等人确实能“以符水疗病”并带来精神安慰。如果说“宗教是人们精神上的鸦片”的话，那么，当时在下层社会中痛苦呻吟的人们迫切需要这种鸦片的麻醉。

第二，有野心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叛乱领袖。一个有私心、目光短浅的宗教首领至多只会将宗教行为局限于纯宗教的范围，或是用为骗人、害人、敛钱的勾当。而目光远大者，就会利用宗教作掩护，待机而发。

第三，在社会安定时期，迷信、宗教信仰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叛乱，但是，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如阶级的、经济的、宗教的、自然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刺激，有野心的宗教或宗教异端领袖便利用谶纬、谣言煽动人心，发起宗教性叛乱。

第四，太平道大量吸收了秦汉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试图打造出自己的“黄天泰平”世界，所以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汉行已尽，黄家当立”的政治口号。“致太平”思想成为后来历代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农民叛乱的主要指导思想。所谓“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后世的“均平”、“均贫富”、“均田免赋”等口号莫不导源于此。

第五，尽管太平道、五斗米道成为后来正统道教的源流，但它们并不等于正统道教，有人称为“民间道教”或“原始道教”。他们的思想信仰、组织方式、斗争目标更多地影响了后世的农民叛乱与民间宗教。

我们还要注意到，《太平经》中不仅提出“致太平”的理想，而且还有不少反对独占财物，主张互助以及自救救人的内容，比如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咒骂独占财物不分赐贫者为“仓中之鼠”，提倡“人有财相通”、“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等。张角太平道吸收了这些内容，以之吸纳群众，号为“以善道教化天下”。

“黄巾之乱”给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黄育楩之所以把张角太平道指为“千古习邪之首恶”，固然是因为黄巾起义众至百万，导致汉室倾覆，同时也确实与张角党人以巫术符咒、谶纬迷信等行事手段有关。同时“黄巾之乱”也给后世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样板，“后汉张角、张燕辈，……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张角也被有些秘密宗教奉为祖师或崇拜的偶像，例如：“（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按，祝由术是古代巫术、医术中的一门，《太平经》云：“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调为神视也。视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这种以符祝治病疗疾的方法也深深影响了太平道，所以张角等人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师持九节杖为符祝，因以符水饮之”，“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在古代，由于生产生活水平的低下，疾病是困扰人们的重要问题，各类宗教与民间宗教组织都以祛病除灾、祈福延年作为传教的手段。

汉末至三国两晋时，北方极度动荡，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太平道势衰，天师道开始传入相对稳定的江南地区。

三、“李弘”、“李脱”、“李老君”

五斗米道、太平道被视为后世道教的源流，与这类“原始道教”相伴生的还有其他一些“外道”，如三国时从巴蜀传入江东的民间道派李家道。据葛洪说，东汉三国之际，巴蜀之地的方士中，多有参与创立五斗米道者，其中多有李姓，如修道炼丹的李阿，又名李八百，“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们把这些人称为“李家道”。到三国时，更有一个叫李宽的人冒称李八百来江东传道：“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炁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

称言“李八百”的并不止于李阿，如道士李脱，“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其行为也不止于“转相教授”，例如，“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连接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太和五年，“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众万余人，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此外还有“李申”等名目。

蜀地受五斗米道影响的李家道以祝祷符水为人治病，设道室名庐，病者入庐斋戒祷告，与五斗米道颇相似，在三国时期东进布道，为南传的五斗米道—天师道推波助澜。

加入李家道者多为李姓，可能多为假托，与老子姓李名聃不无关系。魏晋时，李家道不仅在巴蜀和江东流行，还向北发展至中原地区。其“冀得度世”、“应谶当王”的思想对处于动乱年代的人们多有影响。从魏晋以迄隋唐，历史上屡有假称“李弘”、“李脱”之名造反者。

这种现象之频繁发生，正如《老君音诵诫经》所言，“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正统道教自然对此感到恐慌，因为这将阻碍道教的发展，遂借老君之名加以指责：“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又指称其行为之“恶逆”：“愚人狂诈万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

实际上，这类造反只是假借李弘及民间道教的旗号，深层的社会政治背景才是他们行事的真正动力。自从原始道教出现以后，我国历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发生产关系的大致情况是：初则利用道教，如后汉末年太平道的张角、五斗米道的张修和张鲁；晋南北朝有所谓李脱、李弘等；继则隋唐至宋元时期利用佛教的弥勒菩萨，宋代又利用外来的摩尼教（如北宋方腊），而摩尼教又兼奉早期道教的张角来壮大力量；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则利用基督教，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如此等等。我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农民战争，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往往与宗教结不解之缘。因为秘密宗教的吸引对象就在于广大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生灵之中。而宗教与秘密宗教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

四、孙恩、卢循之乱

在南北朝时期，利用五斗米道—天师道造反，最著名者系人们习称的孙恩、卢循起义。以往人们只是注意到了这次起义所谓反抗封建统治的正面意义，对其中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非人性的一面却很少加以关注。

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镇压和压制，但是，崇尚鬼神和成仙之道是当时的社会风习，所以，它们尽管未能建立神权统治，却在宗教道路上相机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其影响及于全国。这一现象，与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上层人物日益脱离下层道众，试图得到士族及当权者的庇护有关。到三国两晋时，社会上崇尚玄、佛、道之风大兴，豪门大族、名流学士纷纷信奉天师道。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颇详。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加入天师道者，为数甚众。举其大者就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琅邪王氏、阳夏谢氏、高平郗氏、冯翊寇氏、陈郡殷氏以及晋王室司马氏等等。这表明，天师道在向上层社会的传播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预示着天师道开始登上了正统地位。这时，孙恩、卢循起义，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完成。

孙恩字灵秀，祖籍琅邪。孙家后来迁居会稽，世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字敬远，师事钱塘身怀“秘术”的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他的传教方法比杜子恭高明，史称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孙泰接掌教权之后，不仅以“小术”“诳诱百姓”，还特别注意在门阀士族中发展教徒，“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将军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

经过经营，孙泰官至辅国将军、新安太守，孙恩之妹嫁给范阳士族卢谌的曾孙卢循。孙泰、孙恩的政治、宗教地位骤显，便萌发了更大的政治野心。据载：孙泰见天下兵起，随“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这种情况引起了会稽太守王道子的注意，搜捕孙家，诛杀孙泰，孙恩被迫逃亡海上。道众得知孙泰之死讯，“惑之，皆谓蝉蜕登仙”，并纷纷接济逃亡海上的孙恩。孙恩得以喘息，随即“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吴郡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孙恩以会稽为据点，自号“征东将军”，并打着宗教迷信旗号，采取滥杀无辜的极端行为：“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水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众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后来，孙恩失败，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孙恩妹夫卢循为主。据记载：“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才）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

造反者对不响应起义的五斗米道信仰者也一概视为“异己”，格杀勿论。如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奉道甚虔，时任会稽内史。孙恩大军将至，“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造反者的这种残酷行为，既与他们“登仙堂”的信仰有关，也是当时社会矛盾及“以暴易暴”观念的结果。

正统道教形成之前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确实包含了许多妖妄、怪诞的成分，葛洪后来曾有点评，对其中祭祀首过和符水治病之法，直接指称为“妖道”。他说，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瘥），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这种现象实则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有关。

寇谦之在改造道教的过程中，也竭力主张清除原始道教中淫邪的一面：“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所以，道教的形成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的。

正统道教形成后，并未将民间道教摄化净尽，相反，道教异端以及涂抹道教色彩的秘密宗教不时出现在历史上。在宋金元更替时期，道教发生了新的裂变。在金统治下的北方，相继出现了全真、大道、混元、太一等教派。这些新的道教派别初起时，都在民间流传，属于民间道教。统治者及正统道教代言人把这些教派的行事视为异端邪说，如金代耶律楚材就指称：“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老氏之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