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科技运用与工程的忧虑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农业、交通、文化、国防领域的建设成就十分突出，为我国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很多工程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丰碑，例如：南京长江大桥、两弹一星工程、神舟飞船。但也有诸如三门峡那样失败的工程。在国际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备受争议的问题工程也不少见，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这些工程的主要问题既有其目标有违人类道德价值，也有因为科学认知的局限造成的失败，也有基本理念的错误。

1．科技运用与工程实施在价值目标上与伦理道德价值产生错位。

将科技手段运用于毁灭和伤害的有：原子弹、纳粹的毒气配方、日本生化武器研究、731部队的活体实验等。

这些罪恶的战争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其反人类的价值特征容易被我们认识到。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为人们认可的某些次生价值的掩盖下，工程造福人类的终极价值就被搁置到一边了，而这时我们却不易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前边提出的三门峡工程。三门峡工程可能给相关利益群体带来的损失和实际达不到设计的发电、蓄水、拦沙、防洪效果，都被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政治需要所掩盖，所以在三门峡工程决策时多数专家是同意工程上马的。

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存在。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工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快速开展，只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也不问是谁的利益，是否必要，是否公平，一路快跑开工。正因为此，才会有50%的工程投资失误。

在工程的价值目标上出现的问题还有出于个人名誉、利益的动机所做的工程。例如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浪费国家财产。甚至一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建大广场、修宽马路、盖高档办公楼，为此不惜征用农业用地，动迁民宅；而对于搞好环境保护，管理污水达标排放，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这样直接为老百姓造福的“隐性”工程却不感兴趣。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当年罗马尼亚由齐奥塞斯库主建的总统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总统府，其面积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两倍。其豪华程度也不亚于帝制时代的王宫，劳民伤财，深积民怨。这类问题工程还应追究工程技术人员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因为追求科研的结果和应用的效果，将一些不成熟的实验运用到工程实践中。

更有甚者，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利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要耗用巨额资金，而不完善的体制和制度给寻租活动留下了机会的空间，大发工程横财。这几年职务犯罪频发的五大系统中就包括交通、电力、城建，工程领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出现“豆腐渣工程”、“问题工程”就不足为怪了。但也出现了像广东高速公路、江苏浦扬大桥这样的“阳光工程”，使人看到反腐倡廉的希望。

2．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和科学技术的不成熟而存在的科技运用潜在风险。

例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不足的。曾几何时，“人定胜天”，“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些个认识让我们引以为骄傲，而忘记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古训。工程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而工程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自然条件，作为工程应该充分利用其优势。例如，我国南方多雨，自古大量兴修水利，建立了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以色列天旱缺水，能源匮乏，因此开发了太阳能以及滴灌技术；北欧多雪，房屋多为尖顶并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埃及农舍的特征是土墙、小窗户，以保持清凉，如此等等。人类在进行工程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人们违反自然规律修建工程，受到自然惩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围湖造田导致洪水泛滥，过度开垦造成土地荒漠化，滥采滥伐导致水土的流失，大量的水坝建设导致河流干涸。

技术不成熟的风险最典型地可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位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共有4个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核反应堆机组。其中1号机组和2号机组在1977年9月建成发电，3号机组和4号机组于1981年开始并网发电。

1986年4月26日，在进行一项实验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造成30人当场死亡，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此次核泄漏事故使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并导致整个西欧处于紧张之中，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一大灾难。

事故发生后，原苏联政府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清除、掩埋了大量污染物，为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建起了钢筋水泥“石棺”，并恢复了另3个发电机组的生产。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离核电站30公里以内的地区被辟为隔离区，很多人称这一区域为“死亡区”。20年过去了，这里仍被严格限制进入，欲进入隔离区的人必须具备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所有从隔离区出来的人，还必须在专门仪器上接受检查。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续维持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运转，直至2000年12月15日全部关闭。

据不完全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总计达900万人。消除切尔诺贝利后患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乌克兰共有250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27万人因此患上癌症，9.3万人死亡。迄今已在核泄漏事故的善后事务上花费了15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还将耗资1700亿美元。核事故所泄漏的放射性粉尘有70%飘落在白俄罗斯境内，200万白俄罗斯人不得不生活在核污染区，直接经济损失在2350亿美元以上。这是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安全事故。

3．科技运用和工程实施实际上常常是利与弊交织着的，这是风险难以避免的又一原因。例如：高层建筑具有节省用地的优点，可以大大缓解因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用地紧张状况。但高层建筑的安全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问题。又如，水利工程总是利弊共存。新中国是世界上水坝建设最多的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江河流域防洪减灾、农村供电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水能资源储量世界第一的优势，中国中大水电工程开发却因为受到技术和资金的约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近年来，受国际反坝运动影响和生态主义、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开展的影响，水坝工程遭到最强烈的质疑。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十分成功的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堰。都江堰是中华民族工程智慧的结晶，千古工程奇迹，让今天的许多工程师也大叹弗如。这说明水利工程可以做好，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水力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目前中国未开发的具有可开发的经济价值的水电资源接近3亿千瓦，如果开发出来，其发电量大致相当于每年消耗5亿吨煤炭的发电量，可减排约15亿吨二氧化碳气体，并将为人类克服对地球生灵共有栖息地威胁最大的温室气体顽症做出重大贡献。2004年中国的水电装机数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关键是我们过去对这类利与弊交织的工程的伦理态度已经不适于今天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比如说，过去我们以“代价论”来对待工程的弊端，对待为工程利益做出牺牲的群体。常常因为工程利益的诱惑而无视弊端的存在，因为弊小而忽视它的危险，因为受损失的是少数人而忽略他们的权利。这显然已经不符合整个文明发展的要求，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