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谁来质疑科技与工程的价值，谁来规避风险

科学不是上帝。

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技术运用和工程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工程技术是将科学和现实连接起来的桥梁，工程使科学思想和技术手段得以实现。工程活动可以增加社会财富，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科学不是万能的，工程和由它带动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形态就不能用物理化、化学化的科学来研究；社会公正、人权保护也不是经济发展了就能自然得到解决的。科学技术无论如何发达，它本身也不能克服社会冲突，不能消灭贫富悬殊。

科技和工程活动是应当受到控制的力量，越是先进的技术运用越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越是先进的技术就意味着更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科技活动的“价值中立论”也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立足。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的放任和无知。任何不受制约的力量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科技也是如此。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必须受人类社会价值的控制，必须有人文精神的约束，受人类理智、情感乃至常识的制约，才能成为人性化的、能够真正促进人类幸福的力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爱因斯坦所指的“人”既包括科技活动的决策者，也包括科技工作的实践者，他们既是刀的制造者，也是刀的使用者。如果，科技工作者不能自觉地以人类的道德价值反省整个科技活动，自觉为人类做有益的事，反而自动解除职业活动的道德责任，像受人支配的机器一样，只管完成别人要求我做的事，这无异于无偿出卖自己的道德良知，从而把自己变成纯粹的技术工具。作为工具的科技人员远离道德的引导，这对社会来说是件十分可怕的事。例如，二战期间就有不少德国、日本的科学家成了战争、阴谋、罪恶的工具，这些科技人员的行为也许并非都出于他们自己信仰的选择，更多地则可能是在无意间或被动中成为了邪恶的工具。

奈斯比和阿巴顿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开头就说，“我们站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我们面前是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十年，是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革新、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令人惊奇的政治改革和非凡的文化复兴的时期”。他们提出：人类继续向前走，是“走向大灾难还是走向黄金时代，应由我们抉择”。

固然，工程师通常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并且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体制中，工程师对技术对工程负责的行为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但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工具，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对于规避工程风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相反，那些认为只管把发明创造的成果如同货物一样地摆在货架上就完成了他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全部任务的人，无疑是在有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主张工程技术人员只对技术负责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最不该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科技工作者既是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运用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应该是最了解自己工作意义和影响的人，最能恰当地评估技术手段选择中的风险。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对其活动的目标和后果做出判断，还应该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道德审视，对工程手段选择进行道德控制。因为正如当人类的科技活动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时，社会不会忘记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一样，当科技应用中出现问题时，人们也会十分自然地想到他们在其中应负的道义责任。

任何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是在具有一定道德价值的文化教育体系中完成其成长过程的。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也受到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影响。不同道德文化中的科技工作者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荣誉感和信仰，也应有人类共同的道德感情，他们并不是一架纯粹的科技机器。作为一个公民，工程师首先应该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因为科技工作者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其他行业更大，因而他必然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

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发达的程度，一切先进技术的采用都伴随着精良设备的要求，建立在高起点上的科技活动已经离不开社会的大力投入。然而当今世界还远没有达到有足够的资金不加选择地资助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富有程度，那么社会的科技投资必然有所选择，社会的选择与发展目标毫无疑问地就会制约和影响科技工作者研究目标的选择。正是因为科技工作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也具有不同的利益动机，他们或受到利益的驱使，或为荣誉所诱惑，或为发现所鼓舞，为了争取社会的资助他们不得不考虑科技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在追逐社会利益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就不再是只追问其科技价值的纯粹科学家，这就使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在利益选择与道德选择之间摇摆，甚至屈从于利益的驱使。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科技工作者为追逐名利，或为获得社会、政府的科研资助和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工程项目丧失起码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良知，不惜弄虚作假。20世纪较典型的事例有：T．萨默林用墨水涂在小白鼠皮肤上使之留下黑斑，造成皮肤移植的假象，以证明不同种属的动物皮肤移植时不发生免疫上的排斥反应；美国的约翰·朗用枭猴染色体照片冒充人的染色体照片，宣称他独立地培养了霍奇金氏细胞系；中国的李富斌在国外期刊发表两篇剽窃论文的同时，还捏造了23篇自己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从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据估算，20世纪重大的科学作伪案竟可能高达2000件以上，其中的参与者不乏著名的科学家。难怪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在1989年重新定义“工程”概念时，将伦理观念的实践看做是一个工程师在解决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工程师的职业活动需要特殊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审视来保证，因为科技工作者职业活动的高尚与智性的品质并不足以避免科技实践的负面效应。科学认知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决定了科技运用风险的存在，而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加之一部分习惯于只问“为什么”的科技工作者由于深陷其研究之中，其思路甚至情感都呈一意掘进的单向性，往往并不对其科技活动和成果运用作多方面的价值审视。如果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仍然像过去那样埋头绘图桌、深陷实验室而不问其工作成果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仍然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必须的整体的社会观、未来观，仍然不要求他们建立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人类价值意识，那么，科技运用的风险无疑会更大，这也是近代科技飞速发展而问题也日趋严重的原因。因此我们说职业活动的高尚并不保障行为效果的道德性，因此，社会不能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道德审视的要求。

当然也有良心泯灭的掌握科学武器的人，例如：为希特勒研制杀人毒气配方的犹太化学家；2000年被揭发的考古作假的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藤村新一；柏林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的编造研究结果、被称为“科学骗子”的分子生物学家玛丽昂·布拉赫，以及执意坚持克隆人类的“三魔头”。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必须懂得：科学的问题还需要用科学的手段来解决。事实上对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中的风险警告正是来自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科学的求真精神、特有的怀疑精神、理性精神、良知与专业技术能力，以及对人类道德价值的良好理解是对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进行道德考量的最科学和最有效的保障。

在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中，行动也首先来自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在国内外都不乏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黄万里、袁隆平、李四光、雷切尔·卡逊、罗马俱乐部成员、富兰克林、曼努埃尔·帕塔罗约……他们也许是一些普通的无名的工程师，他们以自己的专业技术预告风险并消除影响。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一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一起工作在那里，他们力图处置那些使核反应堆周围20英里的区域再也无法住人的大量核燃料。如果这些核燃料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那么它就会威胁到更多的居民。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受到的辐射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制定的可接受的水平（约超过6万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专访节目中（1994年12月18日），有一位队员说，为了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他上交了一份受辐射水平大大低于他实际所受辐射的“正式”记录。当问及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时，他问答说：“总有人要做这事，我不做谁做呢？”他特别地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想参加这支队伍。但是，他不想让他们参加，他们没有义务参加这项任务。一位乌克兰政府发言人在评价这支队伍的成就时，把志愿者描述成英雄和勇士。

事实上，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对社会的进步、公众的福利有深切的关怀，也将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只是他们所作的研究不为世人了解罢了。例如：材料科学界正在关注我国森林虫腐问题。我国的人工林保存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森林病虫害一年吃掉1000个亿。由于大面积的中幼龄林处于成长期，病害高发趋势还将延续。据中科院金属研究所2002年统计，我国因材料腐蚀导致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其中1/3可通过人为努力避免。这是材料工程研究的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科技手段。

作业

1．认识所学专业的社会责任；

2．了解所学专业技术运用的社会风险；

3．了解所学专业技术在解决和规避风险上所作的努力和结果；

4．了解所学专业的技术难题与社会期待；

5．搜集、整理资料完成一份报告或制作一份PPT文件，可提供案例，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