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第五章 中国式的“象形文字”思维传统

一 引子：广义上的象形文字

通常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其主要原因，亚里士多德说在于人有理性，马克思说在于人学会发明并使用劳动工具。但是，这两种说法还没有追溯到更根本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继续询问：人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有能力发明和使用劳动工具，而动物不能？人与动物在生理感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人本身是从动物世界进化而来，并且由于这一点，人永远属于动物世界一个特殊的部分。人与动物有什么根本差异呢？在于感受世界的那一瞬间，类似于脑的器官中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图式。这个图式，不在于当看见同样一个外部对象时，动物与人所看见的事物有不同的物体形状（尽管的确有这样的不同），由于感官构造的差异，不同的动物，在它们的视网膜上形成的物体图像，在颜色和形状诸方面也是不同的——无论有怎样的不同，这些不同都属于“实事求是”的图像。但是，人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形成了对世界的一个“虚构”图像。这全在于人与有声的和书面的语言须臾不可分离，而任何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语言之根本性质，就在于虚构，也就是脱离实际。人靠语言思维，所以才有理性。由于会思维，人才能发明和使用劳动工具。因此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更根本的原因。

语言的本色，就在于它是把人与世界隔离起来的障碍，而不是连接人与世界的桥梁。作为人身上固有的一种最积极的“主观能动”因素，任何一种被人类发明的语言，在效果上都是对周围世界的一种图式性质的解说。连续的语词，就是连续的图式，这些不同的图式，按照不同的分类原则（即语法和逻辑），“歪曲”世界的本来面貌。这些被约定俗成的语言用法，形成了不同民族对周围世界某种顽固的偏见，也就是精神风俗。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其他一切发明都是随着语言的发明而来的。世界上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语言，反而是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的世界（至于后来关于“祛除语言”的种种哲学或宗教理论，怀疑语言的表达能力，这些理论仍然是以“有语言”为前提的。这是用语言反对语言，也表明悖谬性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只要是语言，就一定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事物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几乎是任意的，它被使用它的人们约定俗成，以至于形成了心理习惯，就被称为理性的或合理的。

由于语言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语言的产生就被赋予种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即使在今天，关于语言的起源，在性质上也都属于某种假说。世界诸民族大都把语言的发明者与神灵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蕴涵着哲学、神话、宗教。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哲学、神话、宗教。

西方人在解释语言的产生时，把神话上升为宗教；中国人则停留在神话传说。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视观象于天，俯视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以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始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可以说，在开始解释语言时，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有了这样的根本区分：中国人把神秘性留在人间，并不另外建立一个与世俗世界相对立的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八卦与汉字的关系就在于，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画道道”。区别在于，八卦是画抽象的道道，更具有神秘性；汉字是画具体的道道，更像是图画。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近”与“远”二字，八卦是“远”，汉字是“近”。第二，八卦和汉字都为“饰”，都是模仿外部世界的形状，也就是说，它们同时具有连接和隔离外界的两种倾向。对我们以下的分析来说，重要的是隔离作用。也就是说，文字从简到繁，是自己衍生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三，仓颉造字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分理”与“别异”的过程，也就是把文字分类的过程。“别异”就是分类，“分理”就是分类的标准。

汉字与八卦相比，更为灵活，更加变化多端。我们分析汉语，重点放在一个“变”字上。当然，拼音文字也在变，然此变非彼变也。为什么呢？因为拼音文字之变，是一种“统一”性质上的秩序变化；而汉字之变，首先在于文字形体和语音各自都有自己的变化“原则”。其次，汉字的字形与发音各自变化，这种变化各自朝着自己“任意”的方向发展，相互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说其“即”，在于汉语的发音，具有明显广义上的“假借”等现象，遵循“音谐义近”等原则（一种特殊的、“近”的，把声音分类的方式）来解释汉字的含义。在这个时候，汉字的字形就显得不重要而只像一个任人随手摆弄的工具，或者就相当于一个“拼音字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着重分析这种现象，目的在于纠正当代某些西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如德里达）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偏见，即好像汉字是绝对的非“写音文字”。事实上，汉字不但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写音”，甚至在“语义学”或“解释学”意义上，从发音猜测或追溯某些汉字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是汉字词源学的重要方法。说其“离”，在于汉字的形状与发音基本上“没有关系”。虽然有人可以用汉字中绝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加以反驳。但是，形声字绝不是拼音文字，如果望文（文字的形状）生“音”，所读出的汉字发音，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例外。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在于，汉语是“统一”在字形上的语言，如果一味依照标准的发音来确定汉语的意义，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汉语的方言实在太多。推广一种标准的汉语发音，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或“交流”的需要，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效果上并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由汉语在字形与语音问题上的二元结构决定的。既然如此，统一汉语发音就只有实用的动机与需要，而没有学理上的依据。这样的分析，意义在于很少有人从这样的方向想问题，即从语言含义的多样性考虑汉语字形与发音的不一致，这有可能不是汉字的弱点而是汉字能启发多方面意义灵感的双重源泉。

上述论述的目的，在于纠正国人汉语研究中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一种方向性错误，即认为语言越是符合拼音文字所遵循的形式逻辑语法，就越先进。汉字特别不适用于用形式逻辑语法的“紧箍咒”加以束缚，因为这将使汉语走向呆板，丧失汉语本来的性格，失去灵气。

汉字的形状是怎样构造出来的？现代著名语言学家黄侃认为，“今日研讨文字制造之次序，所依据者，自《说文》外，惟有《周礼》故事、《仪礼》古文、魏《三体石经》。自余《石鼓》之类，时代难明；钟鼎之文，师说旷绝，止可略而不论。《说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此象形兼指事而言，故《说文》于指事字，每曰象其事之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黄侃清晰地指出了可以信赖的文献和汉字的基本造形方法——依类象形。这里的“形”，既包含了类似“日”、“月”这样各种物体的形状，也包括了“事情”的形状。古人极力把比物体更抽象的“事情”形状化，并且用具有“图画”功能的文字符号标示出来。它包含这样的意思：就是尽可能地以形状理解“抽象”（当然，“抽象”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无论是怎样的形状，总是比“无形状”更容易想象（相比之下，拼音文字则属于无形状的文字），这是一种古朴的“近”似思维。符号的形状谓之“文”。文和说出形状的声音一起，谓之“字”（或者“言”）——这样理解的“文字”，相当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语言”，即包含了“形”与“音”两个方面。“言孳乳而浸多”就是文字从少到多，从简单的基本文字到更复杂的文字之“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先后的，怎么“变化”或怎么“先后”呢？——“依类”。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更是一种任意性的文字，有更多的不一致或例外。也就是说，这就为阐释汉字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以往的研究著作，如20世纪之前的“小学”、训诂学、音韵学，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往往资料丰富，并不直接说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其心得需要我们以微妙的精神加以揣摩。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方语言学和哲学的深刻影响，过分地让中国古代汉字文献迁就西方的种种理论，以便使关于汉语的理论解释能够“统一”起来，其结果，却使得汉语渐渐“变成”了“外语”或“拼音文字”。这两种倾向，分别占据了或长或短的历史年代，我们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是缺少新意的。所谓“乏味”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汉字的时候，能否得到与看见以拼音字母形式出现的某个单词完全不同的灵感。这是一个感受方向性的问题。汉语本身有很多方向，但是这些方向在某些传统理论的束缚下，肯定是沉睡着的。

关于汉语的任意性，其实就是自然性。反过来，自然性就是任意性，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那样想。“这样想”与“那样想”之间，并不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有什么因果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关系，因为它们思考的方向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它们之所以被连接起来，是因为它们都是构成语言的要素，仅此而已。这也启发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写作研究汉语的著作。传统习惯的方法，是一以贯之的、统一的方法，这被约定为“有学术价值”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却认为，以这种呆板乏味的“统一标准”书写或描述其本性是以任意性为标志的自然语言，就好像以强制手段让小树的枝条朝某个方向生长，这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偏见，也造成书写方式与汉字本性之间的矛盾。当然，它与我们以下想要描述的“矛盾”不同。

我的意思是说，对汉语最好的描述，应该是一种“没有理论的理论”状态，也就是与汉语构造过程中（或“分理”与“别异”过程中）的自然性或任意性状态相对应，这就使我的描述更类似于一种断想。仔细端详、端相，就有了断想（我一直困惑于为什么无论是汉语中的文言还是白话，在声音相近似的情况下，其含义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联系是任意的、自然的，但是这种自然性或任意性却充满着神秘感）。断想与乱七八糟的想，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但是既然自然的念头就是不遵守规矩的，断想本身就是符合自然倾向的。如果我们强行把断想扭转到同一个方向，不啻发生了一场暴力，因为在那同一个方向中，我们越是喋喋不休，就越是说出了很多重复的话语，也就是废话。这就不符合语言或人的内心世界的本质——因为这个本质就是“乱七八糟”或朝向“四面八方”的，它的结果当然不是去重复语言，而是丰富语言，因为它破坏因果之间的关系，以为它“不像一种语言”。破坏因果关系，就是在丰富思想，去那没有想过的地方。

这种自然性应用到制造汉字上，就是许慎所谓“六书”，也即六种造字方法。为什么说是六种“方法”，因为其中的道理“不同”。一种道理与另外一种道理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不是一类。但是，尽管没有因果关系，却有类比关系，这是一种转换，相当于“好像”似的思维。

汉字是有结构的，笔画有横、竖、撇、捺等等。但是，假如一个不认识汉字的外国人，光知道“横竖撇捺”之类，还是写不出一个正确的汉字，其道理就像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的中国人，只会写26个英文字母，还是写不出一个正确的单词一样。汉字的结构很分散，以形声字为例，通常是把两个“半个字”合起来，一半表示语音，一半表示形状。但是表示“语音”的偏旁，却并不是一个拼音字母，因为这个偏旁本身是有含义的，所以同时可能是“会意”。即使退一步讲，这个偏旁无意可言，它也不是毫无来历，因为它很可能来自“假借”。“假借”是造汉字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现象。假借的道理是本无其字，借用其他一个字的发音，来代表想表示的意思。在这个时候，那借用来的、发同样语音那个字的字形，与这个字想表达的意思之间，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假借字只是假的拼音文字，汉字最终还是没有因为汉字中广泛存在的“假借”现象而成为一种统一的拼音文字。这是因为，汉字造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清代学者王筠在他的《文字蒙求》中，把汉字的构造方式描述的极其烦琐，我很喜欢这样的复杂，而不喜欢为了简单去合并同类项，因为把一个简单的汉字构造方法说得越烦琐，其断想的方向就越多。事实上，从字形探讨汉字究竟是遵循了哪一种方法构造起来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绝不只是一种方法。王筠是这样说的：“象形则有纯形，有兼意之形，有兼声之形，有声意皆兼之形；指事则有纯事，有兼意之事，有兼声之事，有声意皆兼之事，不可不辨也；至于会意，虽即合形事以为意，然有会两形者，有会两事者。有会一形一事者，亦有会形声字者且或以顺递为意……”

三百年来中国自己的“汉学家们”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以“小学”作为经学的基础。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张世禄在为《黄侃论学杂著》写的“前言”中转引了黄侃的见解：研究《尚书》、《三礼》等，首先要“考文字”、“辨字读”、“析章句”。“至于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时候，又首先要讲求音韵。顾炎武《答李之德书》里说过：‘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皆然。’黄侃却更近一步，从‘形’、‘音’、‘意’这三种要素产生的先后关系上来确定这三方面研究的先后程序。他说，‘小学分形、音、意三部……案三者虽分，其实同依一体……三者之中，又以声音为最先，意次之，形为最后’。”黄侃的这个观点是我所不赞成的，因为说穿了，他其实是在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是一个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讨论。人们的好奇心决定了这样的探讨必将永远进行，而且在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有统一的意见。人们自然的习惯心理，总认为人先会说话，后识文字。人可以不会写字，但没有人不会说话。会说话，意味着明白语音的含义，就有能力交流思想。所以，在语言产生的时间顺序上，语音第一，含义第二，文字最后。我不同意黄侃的结论，但他的看法是代表中国传统汉学家的倾向性意见的。这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暂时撇开这种类似的“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音韵学传统，似乎比“字形学”（即从以“象形”作为基础研究“汉字”的意义）的传统更为强大，更为“国粹”，它类似于一种“声音释义学”。“考文字”、“辨字读”、“析章句”——怎么“考”或如何“辨析”呢？从文字的读音入手，所以，与《康熙字典》、《辞海》、《新华字典》这样的文字字典不同，各种韵书很像是一本本“拼音文字”的字典，它的主要用处，是准确地读出一个汉字的语音，方法之一是用今音与古音相互校对。但是它不仅是读音字典，而且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的用处：即知道了语音在某个时代的发音，也就大概能解释发这个声音的文字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无论怎样烦琐，音韵学的要害，在于确定了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语音本身也具有任意性，它与索绪尔所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相似的。

这样，在汉语文字学领域，语音和字形是被分开加以研究的，比如《说文解字》基本属于“考文字”，而《尔雅》、《广韵》、《释名》等，基本属于“辨字读”者。我这里暂且说两点：第一，研究汉字语音与字形之间的“没有关系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新理论之生长点，因为这里的关系是非常不确定的；第二，汉语语音与字形的衍变，都遵循着自发的、任意性的诸多方向。

让我们重新回到王筠提及的字形构造方法的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性”呢？因为它们沿着自然方向去“自然分类”，这就是我对“任意性”的解释。看见一个汉字，与看见一个法语单词的心理反应的最大区别，在于汉字的理解源泉是多样化的，理解来自不同的方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虽然是抽象的联想或比喻，但是其中离不开句子的音乐性即韵文性，也就是朗朗上口。语音本来是语言的形式问题，这种音乐性奇妙地让我们浮想联翩。这种符合“平仄”（声音高低）节奏感的任意一个汉字，以组成一个句子的方法，就是作文言诗词的方法。这是汉语的一个天然性格。同时，汉语的音乐性与图画性是分不开的，以至于它同时就是图画（不仅它描述的景象像图画，而且组成它的文字构成也像图画，这一点，当用书法书写以下柳宗元的这首诗时就更清楚了。中国书法就是把文字的形状当成诗，用“绵延”、“清秀”、“挺拔”等字眼形容上等书法作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字形千变万化，既属于文字的结构问题，又是语言的形式问题。

拼音文字没有许慎所说的“六书”，语音是任意的，这种字母组成的单词或句子的任意性表现在它单纯而呆板地与一个具有对象性质的观念（或者概念）相连接。但是“六书”却具有不是来自一个方向的任意性。既可以像音韵学家那样，从语音追溯汉字的字义，同时汉字形状本身也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含义，这些含义既是单字本身的，也包括所有由具有这个单字偏旁的汉字所组成的文字家族（以部首笔画为区别不同汉字的标准，即汉字字典）。“或以并峙为意；或于字之部位见其意；或从其是字小变其字之形以见意；或以意而兼形；或以意而兼事；或所会不足见意而意在无字之处；或所会无此意而转由所从与从之者以得意，而且本字为象形指事而到之即可成意；反之即可成意，省之增之又可以成意；叠二叠三无不可以成意；且有终不可会而两体三体各自为意者，此其变化又不可不详辨也。”这些中间用分号隔离开来的句子之间，是并列的关系，是为了说明汉字可以有的不同理解方式，可以顺着那些不同的方向去解析汉字——当其中某一种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就尝试着换成另外一种方法。究竟有多少种呢？肯定没有定数。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六书”谓象形、象事（许慎言“指事”）、象意（许慎言“会意”）、象声（许慎言“形声”）、转注、假借。前四者均与“象”或“形”有关，其中如“日”“月”这样的纯象形字不过以百计，从中繁衍出更多的其他文字，这些文字的“形”或“象”是抽象的。虽然不具形，但是要有“形”，这不仅是中国的语言传统，更是思维与艺术传统。

下面是王筠在《文字蒙求》中列举的“六书”中的四种（都与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有关）：

（一）象形

“火，火之形，上锐而下阔，其点则火星并出者也。”

“川，贯穿通流水也。”

“自、白，二字同古鼻字也。今人言我，自指其鼻，盖古意也。”（此为肢态变化导致临近字形义繁衍之例子）

“止，古趾字，上象足指，下象跟。”

（二）指事

“有形者物也，无形者事也。物有形，故可象。事无形，则圣人创意以指之而已。夫既创意，不几近于会意乎？然会意者，会合数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两体或三体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间以成字者，介乎其间以为之主，斯为指事也。《说文》曰视而可识则近于象形，曰察而见意，则近于会意。然即此二语深究之，即知其所以别矣。”

“六书”中的“指事”，较之纯粹的“象形”更为抽象，因为“事”本无形可象，但是还要“象”，怎么办呢？只好请来更高明的圣人来“创意”。怎么“创意”呢？——象意也，就是描绘出某个形状，隐喻事情的含义。但是，它又不是会意字，而是介乎纯粹的会意与象形之间，仍旧属于见形而品意。这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差别，造字者的心思甚为细腻。

“上下，小物在大物之上，故为上。小物在大物之下，故为下。”

“刃，刀以刃为用。刃不能离刀以为体。刃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故刃字以点其所，谓刃是在而已。‘、’既不象刃形，故为指事也。”

“本、末、朱，本者木之根也。末者，木之杪也。朱者，木之心也。皆有形而形不可象，故以一记其处谓在上在下在中而已。”

（三）会意

“合数字以成一字，其意相附属，而于形事声皆无所兼者，为正例，其余皆变例。”

“祭，又，手也。示，古祗字。手持肉以享神祇也。”

“皇，大君也，从自王。自者始也。王者以三皇为始。”

“古，十口所传是前言也。”

“卧，从人臣，取其伏也。”

“王，一贯三为王。三者天地人之道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内，自外而入也。”

“十，数之具也。五之古文作×，四通八达之意。十从×而正之，仍是此意。二五为十，故从之也。”

“北，两人相背，北者人之所背也。”（“北”与“背”谐音）

“尾，从倒毛在尸后。”

“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

以上之所以是会意字，因为不可以从声音追溯这些字的含义。

（四）形声

“貌，从儿。儿，古貌字。豹省声。”

“熊，从能，炎省声。”

“夜，从夕，亦省声。”

关于形声字乃至所有汉字，清代语言学家们是以“反切”（相当于当时的“汉语拼音方法”）注音的，我们感到很陌生，为了清晰，我们引用现代语言学家周祖谟对形声字的表述：“形声字一半表意，一半表音。表意的部分称为形旁，或称为意符；表音的部分称为声旁，或称为声符。形旁所表示的意思主要是事物的类属。例如属于人事方面的加‘人’旁，属于思想感情方面的加‘心’旁……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的作用。声符与字音有的相同，有的只是相近。一般来说，在韵母一方面相同者居多；在声母一方面则不尽相同，有很多形声字只取其发音部位相同而已，不过声母完全相同的还是占多数。这样声旁就有了一定的表音作用。例如‘共’谐‘恭拱供……'，‘巷’又谐‘港’；‘工’谐‘功功空红江扛项虹’，‘空’又谐‘腔’。字音虽然不都跟声符一致，而大类不远。”

周祖谟还用这样的分类描述声符与形符位置的灵活性：

左形右声：江河征炸吟袖迷铜陪

右形左声：和放颜飘收鹅部期

上形下声：草崇室奢篇

下形上声：吾常煮裂帛含盟婆

外形内声：国疗裹。

内形外声：问闻辩。

形声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偏旁通常来自象形字）。汉字的发展，主要是形声字的发展，因为它的造字道理使其特别容易产生新字，汉字中绝大部分都是形声字。汉字的这种趋势很矛盾：一方面，汉字的字形（甚至字义）总是想与字音对应起来；另一方面，因为决定汉字含义的因素实在多、太灵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从汉字字形释义与从汉字读音释义同时并存，甚至“互不干涉”，因此，我们就可以有以下结论：

汉字基本上属于字形与字音“分裂”的语言，这种“不方便”当然被我们使用汉字的祖先注意到了，形声字就是试图把字形与字音统一起来的尝试。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是不可能变汉字为拼音文字，因为“形状思维”几乎渗透到汉字的骨髓，就连那声符本身，也不过是个“准象形字”而已。于是，在汉字发展史上，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一方面，是字音方面的学问与艺术——音韵学和韵文（包括诗词和戏曲文章等）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对形状的偏好，比如从八卦、书法到绘画，到对艺术与做人的品评。从这里导致的学问，与道家是一致的——什么样的一致呢？言不尽意也。强调寡言、意境。这两个方面，既是各自朝向其极端的方向发展（例如书法），又试图相互靠拢（例如诗词），但终归是不统一的。这种不一致性，借用西方哲学的语言，类似于一种“形声二元论”，即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各自为政”，只是在需要的时候，随便利用了一下对方。可是，这不但不是思维的劣势，反而是优势。我以上说道，“汉字基本上属于字形与字音‘分裂’的语言”，是对“形声二元论”的一种解说，其含义是：字音本身是一个方向，字形本身在试图向字音靠拢时，却朝向另外一个方向，与字音没有关系的方向。就是说，当我们在精神上考察一个汉字时，我们的精神处于“分裂”的状态——我们被同时为“近”的音与形两个因素所吸引，我们一会儿在“音”的因素上走极端，一会儿在“形”的因素上走极端。这两个因素时而接近，时而疏远。这很像是一种忽高忽低的节奏感。精神“分裂”，就是说，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把“声符”与“形符”看成统一的（拼音字母同时就是拼音文字）——汉字有更为微妙的精神。这种微妙的分析精神，把看似一样的东西看成不一样的。如果拼音文字属于宏观的世界，汉字就属于微观的世界——这当然是我们分析的结果，属于一种“基本粒子”水平上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在精神灵感的来源上同时有很多不同的方向，这些不同方向之间相互冲突，汉字包容这些冲突，因为其中并没有哪个方向是唯一“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