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89年开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从事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以来，在亲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一直希望写一本既能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就是我在过去20年教学和科研中的心得的总结。

一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最为直接的动力莫过于各个层次的学生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在课堂上的不断激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过去20年教学中，不管哪个层次的学生，在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过程中大多会面临如下“四个困惑”。

困惑之一：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意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但如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却是学生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在我看来，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演进的知识谱系把握不足，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所出现的“三次理论论战”的本质了解不够透彻；二是分析性工具的学术训练严重不足，这就使得我们的学生们习惯于经验描述，而或多或少地缺乏理论分析。本书的“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代序）”、“总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以及“第十章：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回答这一困惑的。

困惑之二：“全球政治经济学”还是“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21世纪之后，在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将其著作或教材命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政治经济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取代了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称谓的改变只是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所立足的现实背景发生了变化，即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霸权衰退”到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并没有多大变化。事实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围绕着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一个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是国际体系。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虽然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一般理论趋向以及具体的研究纲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不是唯一的主体），所有经济要素（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管理仍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本书的“第一章：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帮助学生们理解全球化、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困惑之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有学生说，如果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那我还不如直接学习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受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影响，因为经济学在过去40年的全世界社会科学界都是一门“显学”，这既与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也与全球劳动市场的需求相关联；另一个原因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尽管许多学生看不懂经济学模型，但仍然认为经济学是最贴近现实的。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更好地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必备的，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将政治或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以此弥补经济学将政治作为一个外在变量所出现的各种不足。出于这种考虑，本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部分的每一章（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都增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该领域（国际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发展与转型）的核心研究议题，以此与国际经济学相区别。

困惑之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训练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中国的崛起”是否有用？这是中国学生在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学派”和以英国为中心的“英国学派”推动的，并且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一般很少关注中国的经验，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即使是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总结，也主要是运用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既有范畴来“切割”中国的经验；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经验描述性的对策研究，而且在描述过程中没有将“政治和社会动员语言”（如“分灶吃饭”、“下岗”、“抓大放小”）转化成学术语言（诸如“财政改革”、“失业”、“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在理论创新上严重不足。为此，本书特别增列“第十四章：经济发展、国家与全球化”和“第十五章：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在“结语：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中增加了中国学者提出的“进程主导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为学生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如何应对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二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也得益于我过去20年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从事的科研工作。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始于1990年，当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题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触及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的两个命题：一是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因而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另一个是发展是国家在区域或世界体系中的行为，因而受制于所处的国际体系。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以《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为名于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通过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进行历时性的结构分析（400年的殖民地历史及其共同遗产）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50年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我证实了一个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某种国际体系中的发展。

1994—1995年，我有幸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回国后完成了《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996—2000年，在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PISA）的支持下，我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教授和日本防卫研究所高木诚一郎教授合作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在为期四年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共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和三次国际研讨班，对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些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完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欧洲》2002年第1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

在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同时，我曾尝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用于现实经验研究之中，主要集中于发展问题（以东南亚为例）、转型问题（以中国为例）、亚太区域化（以商业网络和制度建设为例）、跨国投资的政治分析（以东亚资本流动为例）、东亚国际体系（以区域认同为例）以及中国的社会重新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史为例）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国家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8月）,“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Review， 3/4 XXI,1998, pp.327—382）,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t”（Sam Dzever and Jacques Jaussaud eds., China and India: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of Firms in the Mid—1990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113—131）, “Contending Reg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East Asian Review， Vol.13,2010）。同时，我还主持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亚太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9—2002）以及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文社会科学）培养计划”基金项目“区域化理论及冷战后亚太区域化现实研究”（2000—2003）的研究工作，最终出版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出于专业建设需要，我曾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张岩贵教授合作，于2003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其中，我负责导论、理论部分和结束语部分，张先生负责现实部分。在之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学界同行以及学生们在肯定该书的同时，也指出该书的四个不足：一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不明确；二是没有反映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趋势；三是理论部分和现实部分脱节；四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现实经验没有反映。作为学术回应，我一方面发表文章，诸如《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编写<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有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 “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The Pacific Review, Vol.17, No.4,2004）, 《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等；另一方面，我着手撰写一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弥补这些不足。2006年我申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同时，由我主持的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于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考虑到张岩贵教授的身体状况，我不得不独自耗费4年时间来完成这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撰写一本无论在体系方面还是在内容上“既要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全新著作（除了理论部分的八大理论是在我原来撰写的内容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改之外，其余部分全部是重新写就的，以避免理论和现实的脱节）。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无论是就定义和研究议题，还是就研究方法和内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书的“代序”和“总论”部分意在为学生们勾画出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图景。

2．从原著中理解理论范式。国际政治经济学虽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经济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这种关联性和差异性首先体现在其理论范式上。正是这些理论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本书在分析理论研究的进展中，主要立足于各种理论范式提出时的原创性著作和文章的分析。

3．分析主要现实经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40多年发展中对现实经验分析的专题有很多，本书主要集中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历史与结构、国际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地区主义这六大专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不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本身的局限，像环境和气候问题、能源和资源问题、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问题等未能列入本书；另一方面是，我认为这六大问题是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急需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4．追踪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在我看来，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在过去40年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代”。20世纪70—80年代的学者可以称为“第一代”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但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二分法，而且打破了视国家为“黑匣子”这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促使国际关系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展开了两次大的论战，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学者可以被称为“第二代”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利益”与“制度”作为两个核心范畴，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构建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本书的第十章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角度阐述了这一历史进程和最新发展趋势。

5．体现“中国视角”。毫无疑问，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途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经验，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的结束语就是基于这一思考的理论雏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是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思考，只是回答了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中国，而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加强，关于中国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将是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内需要中国学者以及国际学者共同回答的问题。

三

我由衷地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我有幸来到这所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府任教，正是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和国际关系学院宽松的学术氛围，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制度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感谢我的学生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根据过去20年的教学经验，我发现，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要求和希望是不同的：本科生希望对这门课程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所以，基本概念和范畴、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总结性的资料变得必不可少；硕士研究生希望对原著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而博士研究生则更多地希望了解最为前沿性的研究课题以及相关的论点和资料。本书在最终定稿中尽量满足这三个层次学生的要求，在理论深度上以及资料广度上呈现出某种梯度性。

特别感谢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作为导师的我不能肯定给予了他们多少知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一起是怀着对知识的敬畏和人生的憧憬，相互学习和交流，彼此分享所得（如本书第十一章中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理论解释模式”是我和专攻货币合作的曲博博士合写的论文的一部分；第十三章关于“跨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政治”中的三个专栏则是专攻跨国直接投资的钟飞腾博士提供的；博士生熊洁同学不辞辛苦地帮我查阅了难以计数的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董昭华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郑雪飞副教授通读了全稿并指出了许多被我疏漏的错误）。每当他们进行论文选题时，我总是先问我自己“选题是否具有价值和前沿性”；每当他们的论文有所进展并弥补我在某些知识领域的不足时，我常常感叹古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的佳句所蕴涵的哲理；每当我看到他们的论文能够出版，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内心的欣慰难以言表，我没有愧对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自己对我的期待。

感谢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在过去20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他们不但能包容我直爽的性格，而且还能倾听和分享我的学术见解，激励我对知识的执着追求。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耶鲁大学）、基欧汉（Robert 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米尔纳（Helen Milner，普林斯顿大学）、卡勒（Miles Kahler，加州大学）、莱克（David Lake，加州大学）、雷文修（John Ravenhill，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加州大学）、布里斯林（Shaun Breslin，英国华威大学）、阿查亚（Amitav Archaya，美利坚大学）。作为我的导师，沃勒斯坦曾给我一个令我终生受益的知识框架，让我将求学阶段所接受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完美地结合起来；米尔纳曾为我列出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们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必读的16本名著，我们正在合作将这些著作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雷文修在我修改本书时将他新近主编出版的Global Political Economy的第二版惠寄给我，缩短了本书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莱克曾将他主编的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推荐给我，这才有了该书的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卡勒是我多年的学术合作朋友，他让我了解了关于欧洲区域制度主义研究的前沿；卡赞斯坦和阿查亚为我提供了国际学术界从建构主义研究亚洲区域合作的近况；谢淑丽和布里斯林让我明了西方学者眼中的或多或少有点局限的中国政治经济；基欧汉不但呼吁国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国和中国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状况，而且还身体力行为我指导的博士生们提供博士后训练的机会，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人才。

综观人类历史，为师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教师”，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积累，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类是“专家”，是那些在某一专门领域有所建树之人；一类是“思想家”，是那些思想创造性超越某一专门领域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者。我从未奢望成为后两类人，但我却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标准：一是教师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积累；二是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生，使其不但具有“知识”，而且还具有“智慧”和“情趣”。20年过去了，我万不敢说我已经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但我能确定的是，我一直在为这两个目标而努力，并将一直努力下去。

王正毅

2009年11月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