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之前,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不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区域世界经济”(regional world-economy),而且这些不同的“区域世界经济”相当繁荣,有的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学者们经常提及的13世纪的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谷。经济史家们普遍认为,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林立,而各“区域世界经济”有着自己独立的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另外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主要依靠远距离贸易,在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结构。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不但改变了欧洲,而且改变了世界,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了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出现,“西欧区域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并且逐渐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如经济史学家所述,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并最终于19世纪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即核心区与边缘区。尽管在之后的竞争中,处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在不断变化,但核心区和边缘区这种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
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与16世纪之后的世界出现的这种差异,向学者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不断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如何兴衰的?用世界体系论的集大成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一定要重新提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这种转化发生在封建的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它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早一点或晚一点:为什么转化的早期努力都失败了。这不只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重建,而是完全理解我们现在这个体系的本质的关键。
为了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在过去500年所经历的三个时段:1500—1750/1800的古典重商主义、1800/50—1914/45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1945—2035(?)出现的“混合主义”。
第一节 世界体系与历史时段
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有许多断言,但根据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历史在过去主要有两个大的分水岭:一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另一个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诚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
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断言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些大的分水岭。这样的分水岭的标志之一是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或农业革命,尽管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它:另一个大的分水岭就是现代世界的产生。
如果说新石器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农业革命时代,那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则使得人类进入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代。这个时代首先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
回顾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这个首先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经济”,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扩张,到了19世纪末,最终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我们分三个时段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世界体系”扩张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兴衰。
一、第一个时段:1500—1750/1800
在1500—1750年这250年时间里,西欧有五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尽管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我个人深信它们的文化是不同的),但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政策,这五个国家国内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但使得这五个国家的财富得以增长,国家实力得以加强,而且也使得世界财富得以增长。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用后来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这种生产方式从事的经济活动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有学者甚至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主义”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的含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资本主义”,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在1500—1750/1800年,“资本主义”在这五个国家里,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这五个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民族习惯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导致这五个国家在“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上出现不同,如同经济学家翁根所说的那样:
重商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法国是工场手工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殖民地贸易:在荷兰是航海和中间人贸易:在英国,这运动是更进了一步,这里连农业都包括在里面了。原来还有农业的重商主义哩。
这五个国家在1500—1750/1800年大约25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各自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五个国家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到了1750年左右,只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凭借其农业革命、工业优势以及商业体制的创新,不但使得“欧洲区域经济”的核心从早期的地中海位移到波罗的海,而且依靠拉丁美洲的白银和亚洲的香料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
二、第二个时段:1800/50—1914/45
在随后的1800/50—1914/45这150年时间里,全世界又有四个国家加入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进入到最早起源于西欧的“世界体系”之中。第一个国家是1806—1848年开始追赶英国的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第二个国家是沙皇俄国;第三个国家是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工业化的美国;第四个国家则是亚洲的日本,日本从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借助“条约”直接加入了这个体系。到1914年,这个最初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要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以及日本)。在1800/50—1914/45年近150年的历史中,伴随着这九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实力的增强,相互竞争加剧,冲突不断,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800/50年到1914年,有一个国家在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中最终胜出而成为霸权国家,这就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依靠“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和“国际黄金标准”,不但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挑战,而且还取代了荷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500年历史上的第二个强国(霸权国家)。“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在使得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典范例”的同时,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1850—1900)。
三、第三个时段:1945—2035?
一个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并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恰恰相反,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但得以延续,而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以加强。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征:
第一,范围更为广泛,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其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主要表现为全世界又有一批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其中包括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最后是冷战结束后的独联体、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和越南。
第二,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国家加入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的“发展型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主导权之争。在过去5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霸权或主导权的竞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这种状况在1945年以来更是如此。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之后,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先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成立“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特别提款权)向美国提出挑战,最后因1973/74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终止;然后是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从1968年到1985年在贸易领域(美国与日本5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向美国挑战,最后因日本1993—2003年的经济衰退而告终;最近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以及农业领域向美国提出了挑战,这些在贸易领域的挑战因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被搁置。
第四,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延续了500年,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是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问及。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其主要标志是,1980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后又于2001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贸易领域的全球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学术界近期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了预测:如果以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93—2004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6%,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3%,如果两国都按过去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增长,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以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00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25,那么,到了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到美国的1/4(中国为10000美元)。就像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关心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将关心的目标从日本转向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世界经济”持续500年的基本规则?
第二节 世界体系的基本动力
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产生并且不断扩展,从最初的西欧地区扩展到全球,形成一个历史体系,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是什么动力导致历史体系得以延续?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动力主要有四个,即地理大发现、金融与贸易、科学和技术、制度与战争。
一、两次“地理大发现”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一大动力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受到哥伦布1492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鼓舞,开始寻找到达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富裕国家而进行的横渡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一系列航海活动。
西欧的“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欧国家的意义在于,在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之后,这些西欧国家寻找到了新的国家生存空间。与“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殖民主义”政策。通过“殖民主义”政策,这些国家不但获得了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而且还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原材料,进而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所以,地理大发现使得这些国家的财富在急剧增长,实力在不断增强。在之后的400多年时间里,“殖民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国家生存空间扩展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政策手段。第二,“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用地理学家麦金德的话来说就是:
地理大发现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30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
“殖民主义”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政治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世界经济”因意识形态的对立也被断然分成两种形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前者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强,而后者尽管也有“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终。
尽管国际社会关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冷战结束的政治意义众说纷纭,但对于其经济意义的认识却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世界经济从以前的“区域性世界经济”开始真正成为“全球性世界经济”或“全球经济”。起源于西欧的“世界经济”曾因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加入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没有成为“全球经济”。但1989年之后,随着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的加入,“世界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其标志就是光纤电缆在全球(陆地和海洋)的铺设和1996年美国通过的《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区别在于:第一,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发源地是西欧国家,而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第二,16世纪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西欧国家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殖民政策和国家主导下的公司(诸如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获取原材料,如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亚洲的胡椒和香料等,这种扩张是对有形资源的掠夺;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地理大发现”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和国际机制获取人力资源,这种扩张是对无形资源的掠夺,例如发生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以及中国的“离岸经济”。第三,伴随着16世纪西欧国家“地理大发现”的是国家之间无穷的战争,并且范围是有限的;而与90年代美国“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则是相关国家的经济冲突和合作,而且范围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贸易与金融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二大动力是贸易与金融。贸易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几百年来,贸易税收一直是帝国和政治集团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许多帝国选择以贸易为契机而发展起来,并且为了控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路线,曾经彼此大动干戈”。
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各国仍将贸易作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并因此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重商主义”(1500—1750/1800),贸易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至于如何进行贸易,各国的具体政策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在随后的两个历史时段(1750/1800—1914/45和1945—2035?)中,贸易仍然是各国进行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1870—1914年和1945—1970年分别被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两个“黄金周期”,在第一个黄金周期,自由贸易不但成就了英国的霸权梦,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财富的整体增长,根据经济统计资料,1870—1913年期间,世界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2.1%,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3%,就贸易占世界GDP的比率而言,1800年仅为2%,1913年则增加到21%;在第二个黄金周期,自由贸易制度的建设(GATT)又使得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经济统计资料表明,世界经济在1950—1973年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要快,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9%(这意味着每25年翻一倍),世界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4.9%,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将近8%。
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与贸易同样重要。与第一次“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黄金、白银的开采,由于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重金属,因而成为价值储藏和交换的重要手段。1500—1750年,黄金和白银不仅是各国财富的象征,并成为欧洲国家进行海外掠夺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各国相互之间进行贸易的重要支付手段。经济史研究的结果表明,1500年,欧洲有大约3600吨黄金存量和37000吨白银存量,而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仅在美洲,白银产量在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的40%运往亚洲;在18世纪约为74000吨,其中有52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将其中40%运往亚洲。所以,在这一阶段用于贸易支付手段既可以是黄金,也可以是白银。
而真正将黄金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则起源于1819年英国国会颁布的《恢复条令》,要求英格兰银行恢复从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爆发以后被终止了四年的将通货与黄金按一固定比率兑换的业务。《恢复条令》标志着金本位制的正式采用。金本位制开始时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所用,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逐渐效仿,包括德国(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1873年)、荷兰(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1878年)以及美国(1879年),到1879年,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采用金本位制。尽管在1873—1896年经济危机之中,关于是否采用金本位制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治争论,但经济危机之后,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金本位制得到了加强,日本和俄国(1897年)、阿根廷(1899年)、奥匈帝国(1902年)、墨西哥(1905年)、巴西(1906年)以及泰国(1908年)也纷纷加入了金本位制。到了1908年,除了中国和波斯(现在的伊朗)在进口结算不用黄金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金本位这种固定汇率制度。
尽管金本位制度随着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而结束,但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适度的货币政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这一铁律并未改变,这是战后以“双挂钩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即使1976年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但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各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追求的目标。
三、科学与技术进步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三大动力是现代科学的产生与技术进步。在15世纪之前,人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方面也曾取得过许多成就,例如,古希腊的数学、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等等,但这些科学知识不仅是零散的,而且通常与宗教和哲学思辨结合在一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440—1540年)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但现代科学的真正革命却主要发生在17—18世纪。与之前的科学研究相比较,现代科学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对自然的研究逐渐从以往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相对数字化的实验描述。其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1628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等科学著作开启了天文学、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实验科学的先河。第二,对知识的态度从中世纪傲慢地藐视自然和社会的宗教(基督教)教条逐渐世俗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一系列促进科学实验的研究机构的建立,诸如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1657年)、伦敦的皇家学会(1662年)、巴黎科学院(1666年)以及为了英国海军利益而建立的格林尼治天文台(1675年)。第三,科学仪器的应用。与之前使用的一些极为简陋的科学仪器相比,17世纪出现了6种非常重要的科学仪器,即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和摆钟。这些科学仪器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自己所处的自然世界的认识更为准确甚至精确。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只是体现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而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首先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
17世纪的荷兰,尽管土地贫瘠,但为了开垦荒地,依靠风车排干沼泽地,完成农业技术的革新;“荷兰”织机的诞生和染料技术的进步,使荷兰的纺织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荷兰的平底快船的成本不到英国造船成本的三分之二,技术进步不仅使得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的中心,而且使得荷兰在17世纪中叶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
而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和技术进步不但推动了采掘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基于空气和流体静力学的空气泵的产生以及不断改进,解决了长期困扰采掘业的三个难题——矿井出水、新鲜空气的供给限制以及难以将矿石提升到地面,使得英国在对煤、铁、锡和铜的开采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纺纱机和织布机的诞生使得纺织业的机械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使得英国成为纺织业的中心;数学和天文学的经济意义在于,它不但促进了计算航线、距离、经度和纬度的准确性,而且推动了英国航海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进步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以后得以延续,技术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是国家竞争力最为主要的指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计算机技术以及通讯网络的应用,不但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例如今天盛行世界的“外包”,而且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相互交流的方式,同时也使得掌握这些技术核心的美国继续维持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参见本章后的“专栏: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
四、制度与战争
促使“世界体系”得以持续500年的第四大动力是国际制度/机制的建设。所谓制度或机制,是指一个体系内限制、规范并且使其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的一系列规则、规定、章程或者程序,而离开这些规则、规范、章程或者程序,参与者的行为被视为是不合法的。
在过去500年“世界体系”的产生和扩展过程中,制度化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主要是通过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来完成的。通过签订条约进而达到“势力均衡”,是欧洲国家在近代相互合作、避免战争的一个重要经验;在贸易领域,将自由贸易制度化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1945年以来相关国家努力的目标,并最终产生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从1870—1914年的金本位制到1944—1976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其实都是国际货币制度化的体现。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曾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带来两个黄金周期,这就是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和1945—1970年的世界经济。
对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或机制化最大的威胁就是战争。尽管人类社会渴望和平,但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冲突和战争很少因为人类的美好愿望而停止。综观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一般采取如下三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交战双方都以结束对方生命为目标。历史上的所有军事战争的目标都是如此。无论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莫不如此。第二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是以结束双方的生命为目标。无论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飞行员,还是最近几年来喧嚣一时的“恐怖主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交战一方发现无法结束对方生命时,选择与对方一起结束生命。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发生的“9·11”并没有改变世界,它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出于各种原因并不能结束对方的生命,但让对方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感到恐惧。这种形式的战争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
第三节 世界体系的历史遗产
在简略地回顾世界体系的发展时段和基本动力之后,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这个延续了500年的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我看来,这个最早起源于“欧洲的区域世界经济”并在后来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一种历史遗产是政治层面的,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在1648年之前,世界许多地区盛行的是帝国体系,1648年西欧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欧洲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其他地区和国家在融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同时,其国内政治结构和体制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日本于1868年推行明治维新运动、中华帝国于1912年解体、东南亚地区从1945年开始脱离欧洲殖民体系,这些亚洲国家在政治上建立了“民族国家”并逐渐加入民族国家体系之后,国家主权及其巩固才是所有这些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二种历史遗产是经济层面的,即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经济”(global world-economy)。西方学者将其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尽管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学者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在这里愿意将其称为“以资本运行为主导的世界经济”。
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业资本的形成。商业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和信贷体系的建立。虽然银行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发展起来了,并承担着那个时期的货币往来与汇兑、接收存款、兑换汇票、提供贷款、代为付款等业务,但大规模的、遍及欧洲的金融经营业务开始于16世纪,这就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兴起。如1586年创办的作为清算银行的威尼斯的里阿尔托银行,1593年创办的米兰的圣·安东尼奥银行,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市贴现银行、米德尔堡贴现银行、德尔夫特贴现银行和鹿特丹贴现银行,1619年创办的汉堡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业务并不局限于货币经营,而是大力发展信贷业务,特别是经过17世纪银行业的改革,银行在欧洲国家的财政管理以及国际商业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世纪的荷兰依靠银行业务和功能的创新,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19世纪的英国依据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制成为经济上的霸权国家;20世纪中叶的美国依靠“双挂钩制”主导国际金融市场。
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贸易。在1500—1750年,欧洲人通过贸易,不但增加了财富,而且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正如欧洲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
贸易在1500年至1750年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有一些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或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命之为重商时代或重商主义时代。这段时期的某些国际冲突——例如17世纪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以及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也许便是由商业原因引起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而诸如海关法与航海法所体现的商业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各自的国家尽量夺取财富。另一方面,在近代初期引起欧洲爆发战争或冲突的种种原因中,贸易仅次于宗教与封建帝国主义而位居第三。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各国政府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时有时也会寻找出一些商业方面的理由。许多事例证明,贸易——首先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来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而财富则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的实力,正如实力是获取财富的基本手段一样。于是,财富与实力就成了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
三、学术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三种历史遗产便是学术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主要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完成的。按照沃勒斯坦教授的观点,“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其最大的意义便是孕育出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制度化。
就1789—1989年时期来看,引起地缘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是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主义。法国革命在本国引起的变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但它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它通过“普遍主权”的概念使人们相信,政治变革是“正常”的“合法”现象。为解释这种新现实所作的努力形成了三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解释这种正常变革。保守派力图最大限度地减速这种变化:希望理性地说明这种变化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则力图最大限度地加速这种变化。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变革做出的第一个反应。保守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变革的正常性和必要性,但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某些变革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那些影响社会基本结构的变革是不行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在保守主义看来,家庭、“社团”、宗教以及君主这些最为基本的结构不应该改变。实际上,保守主义是“传统”的捍卫者,是文化乐观主义的具体体现。他们的逻辑是,“传统”长期在那里发挥作用,传统的价值里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所以任何对传统的反叛都需要很强的合法性论证,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的衰退和崩溃。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变革的正常性”最为自然的拥护者。但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自由主义是出现在保守主义之后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在保守主义产生之后作为保守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尽管在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党人就把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称作是“自由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被认为是这一思想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但与19世纪以前以及19世纪早期那种追求个人的权利的自由不同的是,沃勒斯坦等人这里所指的是整个在19世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在政治上有意识地追求立法上改革,以此支持“正常的变革”,为这种变革疏通渠道,创造条件。一句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宗旨就是力图理性地说明“正常变革”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Marx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在19世纪的晚期出现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追求社会进步(progress)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条件,一个条件是,进步的实现不是连续的而是非连续的,即通过“革命”来实现;另外一个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最终追求的社会,而是倒数第二个社会。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两个修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日程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日程完全不同。
这三种意识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向全球扩展,而且也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被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形态向全球传播。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教授也曾做过精辟的概括:
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他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他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
关于这三种意识形态,过去人们通常强调的是其分歧点,而忽略了其共同点。如果我们将这三种意识形态纳入其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时段中,我们不但可以发现其差异性,也可以发现其共同点。
三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于:如何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存在核心区和边缘区这种结构。自由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是因为核心区在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边缘区则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而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因为在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重商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而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因为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战略不同所致,所以,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而不是“剥削”和“不等价交换”关系。
而三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于:第一,三种意识形态都承认资本主义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第二,三种意识形态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性主要表现在核心和边缘区的划分上。
专栏 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
第1大动力:创新时代的来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
对于老一代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确实让他们感到不安。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没有什么社会制度可以和共产主义相媲美。对那些已经习惯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民主德国人来说,过去的生活尽管辛苦而贫困,但是工作、住房、教育和养老金都有保障,因此他们觉得很难适应柏林墙的倒塌,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这却是通往自由的契机。因此柏林墙倒塌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柏林一个地方,这是令世界变平的事件。
装载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使得上百万的人们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数字化,并广为传播,渐渐地,几乎所有的表达形式——文字、音乐、数据、地图、照片,甚至声音和图像——都能够被数字化。数字化格式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一旦能够用比特或字节把自己的内容数字化,他们处理信息就会更有效率。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各种新的途径传给越来越多的人。
第2大动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1995年8月9日)——Web的出现和网景上市
万维网(World Wide Web)是一种抽象的信息空间。在因特网上,你找到许多联网的计算机,而在万维网上,你找到各种文件、声音、录像等信息。在因特网上,通过计算机之间的电缆进行相互连接,而在万维网上,通过超文本链接相互进行连接。万维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因特网上的计算机之间需要进行交流活动。简言之,个人电脑—Windows是我和电脑、我和公司内部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因特网—电子邮件—浏览器让世界变得更加平坦,是我和我的电脑同别人及其电脑的互动关系(电子邮件的功能),以及我和我的电脑同别人网站之间的关系(浏览器的功用)。
第3大动力:工作流软件(work flow)——让你我的应用软件相互对话
这是继柏林墙倒塌、Windows和网景之后碾平世界的又一动力,工作流软件的兴起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作流软件开始大兴于世,它对世界变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电脑处理以前必须依靠人工处理的商业信息,这方便了商业上的设计、展示、管理和合作。于是,我们可以在公司和公司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
工作流软件的革命是这样的:柏林墙倒塌后,个人电脑、Windows和网景浏览器让人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络,然而人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浏览和发送电子邮件、实时信息、图片和音乐,他们希望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设计、创造、买卖、记录存货、替别人申报纳税、帮别人读X光片。他们希望能在任何两地的任何两台计算机间完成这些操作。这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新水平再加上以网络为基础的应用软件间的工作流程序就会创造一个具有多种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
第4大动力:上传(uploading)——驾驭社区的力量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生产物质产品或者复杂事物需要官僚机构或组织。这种看法是,你需要从上到下的垂直整合才能做成事情并将它们传播到世界。但是,平坦世界平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具备了可以上传的新能力,这让你可以独自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生产出真正复杂的东西,并且不需要以前那么多的官僚机构和金钱。
平坦世界这个平台的创建不仅让更多人能创作自己的内容,就创作内容开展合作:还让他们可以上传文件,以个人方式或作为自发社区的一个部分将这些内容传向全球,不用通过任何传统官僚机构或组织。
第5大动力:外包(outsourcing)——Y2K
20世纪90年代末,幸运女神开始从两个方面关照印度:光纤泡沫开始膨胀,将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而Y2K计算机危机——所谓的“千年虫”——也在这时爆发。计算机通常都有内部时钟,最初是为了节省储存空间,这些时间都只用6位数字表示时间——2位数表示日期,2位数表示月份,2位数表示年份。这意味着计算机表示的时间只能到12/31/99,当日期到了2000年1月1日,很多老式计算机不能表示01/01/2000,只能表示01/01/00,计算机会认为又重新回到了1900年。所以当时大量的老式计算机都必须调整它们的内部时钟和相关系统,否则这些计算机程序就会关闭,导致全球危机。
对计算机系统进行调整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程,而全世界当时只有印度拥有可以完成这项工程的软件工程师。所以在Y2K的大敌面前,美国和印度开始频频约会,它们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进程,因为这向很多不同的行业表明,个人电脑、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提供了新型合作和水平价值创造的方式:外包。任何能被数字化的服务、呼叫中心、商务支持或知识工作都可以外包给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供应商。通过使用光纤电缆的工作站,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工程师可以帮助你完成计算机调整工作。到了2000年,Y2K问题基本解决。
第6大动力:离岸经济——和瞪羚一起赛跑,与狮子一起捕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要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遵循进出口和外国投资方面的全球规则。从中国入世的那天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跑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中国的入世极大地推动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离岸经济。
这是一种不同于外包的国际合作方式。外包意味着将有限的、特定的业务(比如研发、呼叫中心或账目管理等)交给其他公司去做,然后将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体的经营体系。离岸经济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将它在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工厂通过离岸经营的方式整个转移到中国的广州,这就意味着广州工厂将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不过劳动力更为低廉,税收、耕地、能源得到补贴,医疗成本也更低。就像Y2K将印度和世界带到了全新的外包水平上一样,中国的入世将中国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离岸经营水平上,更多的企业将生产离岸经营,然后将其融入全球供应链。
第7大动力:供应链——在阿肯色州吃寿司
阿肯色州是沃尔玛的总部所在。20世纪60年代当沃尔玛力图成为一个折扣店时,它只是希望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进购商品,降低商品的价格,并没有想到日后会对世界经济的供应链产生影响。沃尔玛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和生产者合作让他们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第二,努力改善和生产者相关联的供应链,让他们不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将产品运送到沃尔玛的配送中心,并且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和减少摩擦:第三就是不断改善沃尔玛的信息系统,确切知道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并将这一信息反馈给相应的供应商,这样货架上就会及时补充合适的商品。
直接从生产商那里采购、通过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以降低供应链的成本、更多地了解客户以避免库存积压,沃尔玛通过全球供应链以最低的价格给消费者带来最好的商品,最终成为推动世界变平的动力。
第8大动力:内包——那些穿着可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在干什么?
穿着可笑的褐色短裤、开着可笑的褐色卡车其实是UPS的象征。UPS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内包。与“供应一条龙”的供应链管理不同的是,内包是一种第三方管理的物流方式,它要求UPS和它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关系。
并非所有公司能够像沃尔玛那样开发一个规模和范围都相当大的全球供应链。人们在现实中发现:许多大公司虽然有管理能力,但为了提高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它们无暇顾及供应链问题:而许多中小公司要么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些,要么没有能力独自管理一个复杂的全球供应链。1996年,UPS推出了“同步商务解决方案”:UPS的工程师会深入你们公司内部,分析你们的产品、包装和配送流程,然后设计、再设计和管理你们整个的全球供应链。如果有必要,UPS甚至还会为部分流程提供融资,比如应收款项和货到付款等。所以,不管你的企业大小,只要你搭上UPS的快车,你就可以主宰你的全球供应链。同时,UPS运送商品的统一规则、标签和跟踪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商品和服务在全球的配送速度和效率。
UPS的雇员不仅让你的包裹同步化,而且也让你的整个公司与它同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同步,真正实现了UPS的广告格言:“让你与世界同步。”
第9大动力:提供信息——Google、Yahoo和MSN搜索服务
Google、Yahoo和MSN告诉人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是建立一个让客户能自我掌控的合作体系,然后迅速对客户的需要做出反应。
搜索引擎令这个世界变得平坦:消除了人们用来藏身的高山峡谷、岩石峭壁,排除了一切可以掩盖荣誉、粉饰过错的可能。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你不能逃跑,不能隐藏,因为即使再小的石头也会被翻遍。你必须诚实地度过你的一生,因为不论你做什么,不管你犯过什么错误,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世界变得越平坦,普通人就会变得越透明。
第10大动力: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
在全球平台搭建之后出现的六种合作形式——开放源、外包、离岸经济、供应链、内包以及获取信息——都可以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人”的方式来完成。
所谓“数字”指的是,在个人电脑—Windows—网景—工作流的作用下,一切内容和流程都会被数字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卫星或光纤电缆进行制作、操纵和传递:所谓“虚拟”是指,这种制作、操纵和传递的过程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很轻易地完成:所谓的“移动”是指,无线技术可以让人们从任何地方通过任何设备与任何人建立联系:所谓“个人”是指,你可以用自己的设备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一系列新技术,可以统称为“类固醇”。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类固醇主要有六种:第一种类固醇与计算机相关,包括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储存能力和输出/输入能力:第二种类固醇包括在即时讯息和文字共享方面的突破:第三种类固醇包括网络电话技术方面的突破:第四种类固醇是视频会议技术的突破:第五种类固醇设计计算机图像的最新进展:第六种类固醇包括无线技术和设备。
这些类固醇造成的结果是,引擎可以和计算机沟通,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计算机之间可以沟通,人类和计算机的沟通可以距离更远、速度更快、价格更低、方便更多。
资料来源:根据〔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二章”编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