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理论批判到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镜像

综观哈贝马斯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历程，完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后，他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传统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我们也可以更为明确地将这个问题理解为思辨哲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关系问题，亦即哲学理论本身是否应该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古已有之，无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野，差别之处仅仅在于哲学家们对该问题的不同的诠释方式。出版于1963年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此后的《认识与兴趣》等著作，集中代表了哈贝马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形势下对该问题进行的系统反思。这些思考被哈贝马斯称为是某种“准备性的考察”——为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进行理论上的储备。

那么，对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而言，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呢？

这一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说明。其一，从最基本的现实层面看，我们可以将哈贝马斯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探讨理解为对海德格尔出版《形而上学导论》这一事件的反思。因为在这一事件中，哈贝马斯深刻感受到了哲学家理论思考与其政治立场之间的必然联系。哈贝马斯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关系做出明确的说明。其二，更进一步我们发现，哈贝马斯并没有因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而简单地拒斥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反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甚至试图通过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考察进一步地深化传统批判理论。

肇始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根本区别可以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格言加以概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哈贝马斯则以自己特有的话语系统再现了这种批判精神：“科学的现实社会功能，理论在人的生存中的意义没有丝毫体现，人们注重的仅仅是，它们在孤立的领域内有何意义……专业学者作为科学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视为外在的……而批判的思维则试图现实地克服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当我们将理论视为独立于实践的孤立体系时，那么它就完全失去了其内在的批判力量，彻底沦为工具性的存在物。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理论的批判力量是理论本身（尤其社会科学）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反思能力。多年之后哈贝马斯仍然强调哲学反思的颠覆力量，即昭示的、批判的、结构分析的能力”。显然，这里的“反思”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思辨，它已经将实践的目的明确地纳入了进来。

以上哈贝马斯对社会历史方法论所作的种种反思，虽然在直至70年代以后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往行为理论》中才得以完整表述，但其大量的思考成果在60年代的作品中就已经充分展开。也正是在这一系列方法论反思的指引下，哈贝马斯完成了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后的又一部“批判”力作——《合法化危机》（原文名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