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初步思考
一、引言
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未来的外交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子体系，它既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理论，是基于改革开放的外交实践活动的，又继承了60年来新中国成功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过去的五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实践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时候，对我国的外交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指出我国外交工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各项外交工作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广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化解了诸多的分歧和冲突，使我国能够避开矛盾的焦点和漩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做出了贡献。中国外交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30年来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十七大《报告》所阐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方面，中国外交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基于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对我国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深刻理解。我们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还有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并且，我们的外交理念也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产生新的思路，解决新的问题。这些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待于凝练成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指导行动”的理论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应该是指导外交活动的理论。比如，“三个世界”理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这种理论是决策的基本原则，它与行动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能够明确原则、指导实践的理论。具体来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坚实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在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战略理论，只讨论战略布局和战略意图等问题；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理理论，只作为观察世界的透镜。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高度抽象地阐明规律、指导行动的理论。建立理论，需要对过去经验的升华性总结，也需要对当今和未来的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总结不是就事论事的记叙，而是提炼出比较完整的思想，上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达中国外交实践活动。这就不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对策，而是确立大政方针的依据，是指导行动的纲领，是来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理论，同时又呈现理论的思想性、指导性、简约性和规范性。
（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解决问题”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都为解决中国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解决的是斗争还是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解决的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还是停滞倒退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时刻，针对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同样也要解决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一领域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外交理论也要能够解释和解答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发现和解决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会对我国的外交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和指导意义，而且也会更加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包含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原则等多方面内容，对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到，外交战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外交战略即对外战略，是指一国在对外关系中较长时间内的、全局性的谋略。下面我们将以中国外交战略思路转变为分期标准，回顾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发展轨迹。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战略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外交理论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1．20世纪50—6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与“两大原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其基本特点是中苏结盟，共同反美。这是中国领导人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而谨慎、独立地制定的一个对外战略方针。
与“一边倒”政策相对应，中国对外战略的另一面就是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大方针上。“另起炉灶”的核心是不继承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对外关系；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核心含义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两大政策与“一边倒”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关系的“三大方针”。
“三大方针”的制定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时代的判断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等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抵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时代观的指引下，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实践。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与广大被压迫民族一起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可以看出，对时代的判断和认识，深深影响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由此制定的外交政策，进行的外交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除了对时代观的把握，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还确立了“和平共处”与“独立自主”两大原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了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宣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而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五条中规定：“遵照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最早体现。随着外交活动的开展，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在随后一系列的访问中，周总理又多次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了亚洲各国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政策，更是得到了众多亚非国家的响应。
2．20世纪60—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一度出现了“反帝反修”、“两面开弓”的对外政策。然而，“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没有达到有效增进和扩大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从1968年起，毛泽东和周恩来发觉并着手纠正对外战略方面的错误，开始酝酿对中国外交进行重大调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战略，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帝反修”、“两面开弓”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
在考虑采取“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来抵御苏联对华威胁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高峰，反映了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它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6年，在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他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为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就是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直到50年代和60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1963年到1964年，毛泽东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又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时“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已经形成。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公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中国领导人对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标志着中国外交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
（二）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
1978年，中国国内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抓住时机，对中国外交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理论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二是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战略。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适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的判断。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把邓小平反复论述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思想明确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且把它列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一系列论点之一。这个论断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从而为中国调整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客观依据。
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外交思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强调，“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具体来说有四层意思：就是既不同这个超级大国结盟，也不同那个超级大国结盟；既不参加这个大国组织下的军事集团，也不参加那个大国组织下的军事集团；既不联合这个超级大国反对那个超级大国，也不联合那个超级大国反对这个超级大国；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立场。
（三）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的外交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制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以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国际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格局进入了新旧交替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审时度势，对中国外交何去何从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思想。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因素、超脱。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不去扛那杆大旗，不去当第三世界的头。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声音、没有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为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南北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9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对于中国顺利渡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交的困难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成长，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出现了新挑战。在2004年4月2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做了题为《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主题演讲，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和平发展”道路的确定，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战略思维的重要突破，在中国发展之路上，具有指南针作用。2005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了关于“和谐世界”的一系列主张。这是中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在外交领域的自然延伸，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外交新观点的深化和全面总结，提出了中国建构未来国际体系方面的基本目标和途径。
总的来看，随着外交实践的发展，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核心理念，使中国外交理论的轮廓逐渐清晰，内涵更加丰富，对实践的指导性也更加突出。
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与具体国情和世界的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如同它的母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国情和外交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在这五千年里，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和气质，也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必然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优秀成分。因此，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可以考虑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来源，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源。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是能否建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关键，也是能否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和组成部分的重要条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在社会实践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没有中国特色可言。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其与中国的具体特色相结合。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中国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那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当然，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面，不仅要掌握其“中国向度”，也要重视其“世界向度”。所谓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而世界向度，则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总是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是紧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越是包含了这种“世界向度”。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世界向度”就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时候，由于中国外交的实践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外交行为，所以，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就会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观察和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解决我们的时代面临的问题。这是在历史发展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演化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马克思主义针对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重大课题提供了答案。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对其时代性的深刻理解，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可以在当时的俄罗斯实现。再比如，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时代的精神来审视和解决这一时代的主题。如果说中国外交面临的时代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时俱进地思考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历史文化来源。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是因为我们有着历史文化的认同，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样没有中国特色可言。一个传承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必然有着丰厚的积淀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规范也确实在影响着我国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回归，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轨迹。
在思考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以机械和教条的方式照搬照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包含的理念和方法，体会和领悟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以及思维方式和方法。其中有两个基本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伟大思想。挖掘发展这一概念、使之成为核心理论概念，既有中国灵魂、又有普世价值，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国际上，中国从体系外的挑战者变为体系内的负责任成员。这种重要的变化，使得治邦安国和长治久安的儒家思想体系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本、和谐、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理念也频频出现在我国领导人的政策宣示之中。同时，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成员，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各种治理。在当今世界治理这一重要问题上，作为儒家基本思想之一的“和谐”，包括“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是否可以作为思维模式，从而调整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帮助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推演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矛盾。这些思想怎样转化为外交理念和资源，我们又如何积极发掘和利用中华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构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环节。
其次是中国式的辩证法。中国辩证法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辩证法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整体观，要求我们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转化，要求我们看待事物的时候，将其视为可变化的、可演进的。物极必反，如果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向着其反面发展。三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事物都有着两面，这两个方面不仅仅是斗争的，而且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诠释、相互定义、甚至互相转化。好与坏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是如何发挥过程的积极作用，促其向好的方向转化。
第三，将“和合”世界观与中国式辩证法结合起来，就成为集中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和谐化辩证法”。中国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一种和谐或者是和谐过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只是一种非本质的东西，是没有本体真实性的。冲突和差异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和谐，创造生命。所有的偶对、所有的正题和反题都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的特征。这与西方的冲突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冲突辩证法认为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基本互动形态是冲突，而世界是通过冲突和斗争达到更高的综合或曰合题的。对于冲突辩证法来说，冲突是世界的实质，是世界生命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不可化解的。而和谐辩证法则相反，认为冲突是可以通过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加以避免和化解的。冲突辩证法不认为事物变化过程是和谐的，而和谐辩证法承认事物变化中呈现的不和谐现象或是冲突，但认为这些现象是可以化解的，是通向和谐过程中的非本质因素。
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来源，同样不意味着机械地套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需要发掘，需要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提炼加工。中华文化中有非常优秀的成分，使整个世界瞩目，至今魅力不减。但其中也有糟粕，是与当今的世界观念体系不相符合并难以被人接受的东西，比如等级概念。同时，理论建设也不能想当然和程式化。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概念拿出来，认为因为中国传统中有这些概念，中国就必然是爱好和平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因果律是不具说服力的。真正发掘和诠释传统理念同样需要把握其精神实质，需要提炼其思维模式，而不是简单地、浮躁地画等号，更不能宣扬文化万能。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整理和扬弃，关键在于将其合理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提炼出来并将其使用到外交理论中去。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最直接、最重要理论来源。在理念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实践，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是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要发现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使两者不仅在实践层面是统一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统一的。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领域的延展，也是根据其精神实质把握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述。当今世界是一个国内国际大互动的时代，对国家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必然反映到国际领域之中。《十七大报告》指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说明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政治和政策领域的事情，也是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国内政治进程中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在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中确立了合作的思想，才能保持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才能使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发展，并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这就是外交目标、外交观念、外交原则和外交战略。
（一）外交目标
当代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欠发达的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发展”是关键。“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
具体来说，当代中国外交的近期工作就是要努力维护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机遇期。近代中国错过了许多历史机遇。在近代欧洲因工业革命崛起之时，闭关锁国的清廷却被殖民者的炮舰敲开了大门；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成果付之东流；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再次错失发展的良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抓住了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能否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
从长远来看，中国外交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中国的身份从革命者、旁观者变成了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世界的和平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平、发展与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冷战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它们虽然有矛盾，有竞争，但也有协调、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许多重要地区重新焕发活力，长期为贫穷落后所困扰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经济都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贫困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依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各种矛盾也在凸显，需要寻找更具包容性的办法，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此，中国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从崭新的国际政治视角，指明了全球政治关系发展的方向。未来，中国外交要努力协调各国的利益关系，使我们这个地球村变得更和谐、更美好。
（二）外交观念
中国外交的发展得益于观念的变化，外交的实践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外交观念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国外交对时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在新时代观的统领下对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调整。近年来，中国外交又逐渐形成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新秩序观在内的一整套新思路，并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外交政策。一系列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观念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内涵。
1．新时代观。时代观是解决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初始判断就是对时代基本特征的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基本特征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实践上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指出了发展的道路，也在理论上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首先，根据这一时代观我们厘清了时代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在这里高度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矛盾主线，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其次，根据这一时代观明确了国际矛盾的基本解决方式。在战争与和平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代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时代特征决定了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斗争”是解决战争与革命时代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暴力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现有国际治理体制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围绕这一矛盾主线衍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矛盾许多属于非对抗矛盾和非零和博弈。对于这类矛盾来说，基本的解决方式不是斗争，只能是合作。正因为如此，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2．新安全观。安全观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国家安全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强调要摈弃冷战思维，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1997年3月，中国政府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1997年4月，《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了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安全观的内容。新安全观，主张以协商对话建立信任，通过多边协调寻求国家安全，其根本原则是“平等互利”，既着眼长远，又尊重对方的现实利益。新安全观具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主张安全的多边性，一国的安全不仅是自己的事情，也要以他国安全为条件，离不开他国的支持与合作；二是主张安全的合作性，认为安全并无明显的敌方，获取安全的主要方式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三是强调安全的综合性，认为安全不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而且扩大到了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四是强调安全感的获得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制度建设，认为那种把对手“置之死地”的做法不会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新的方式成功推动了安全领域问题的解决，巩固了国家安全推动了地区国际合作的发展，新安全观在中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新发展观。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形成的系统性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目标。随着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越发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胡锦涛同志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新发展观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主张：“各国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互利共赢，鼓励彼此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闭，公平竞争而不是损人利己，优势互补而不是以邻为壑。”2006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我国的对外政策主张与各国人民的进步意愿结合起来，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在新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益良多。
4．新文明观。文明观是国家在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问题上形成的看法。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而中国认为文明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不同文明之间必须且只能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维护共同安全需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需要合作，推进不同文明和谐共存需要加强合作。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应努力加以维护。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各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的世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以新文明观为指导，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和对话，妥善应对了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冲击。同时，中国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从实践中，中国体会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5．新秩序观。秩序观是解决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什么样的国际社会、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国都要有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考虑。所以，秩序观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表达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设想和努力方向；同时，秩序观又具有现实意义，指导国家的国际行为和外交战略。世界上现在主要存在三种秩序观：美国的霸权秩序观、欧洲的法制秩序观和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秩序观。中国的和谐世界秩序观主张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精神，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十六大《报告》精辟阐述了这种新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十七大《报告》中又加入了“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内容。这种秩序观顺应和反映了谋求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理念。中国的秩序观是一种多元协商治理，或称为协商民主秩序，即尊重多元文化和多种体制，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协商处理世界事务和全球问题，目的是达成一种包容的和谐状态。多元协商秩序观重视参与和协商的民主过程，注重民主的实质，承认普世价值也尊重多元文化，其终极理想状态是和谐。协商治理是国际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方式对话和讨论，协商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参与国际社会实践和世界政治生活。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国内政治进程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与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一脉相承。
（三）外交战略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中国、世界、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这成为新世纪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具体来说，新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表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2004年4月2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做了题为《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主题演讲，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和平发展”道路的确定，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战略思维的重要突破，在中国发展之路上，具有指南针作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既是外交，也是内政。
从国内来讲，就是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丰富的资源，及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在发展中受到了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摸索，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中国仍然在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排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总的来说，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靠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
从对外来讲，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是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问题，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二是坚定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长期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同时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此，2006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做了明确部署，他指出：“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新安全观，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国际上奉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同主张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我们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推动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重要结晶，是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3．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继续发挥指导性的作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述的，“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和外交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30年来，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中国外交为国家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了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进入新世纪，“走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共识。
五、结语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来源于中国外交的实践。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单纯的学理理论，而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纲领。它的目的是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