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未来的文学精神品格

——为叶圣陶先生逝世十周年作

叶圣陶是与中国新学运动发展一起成长的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众多的短篇小说创作为现代短篇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杰出作品《倪焕之》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他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他与友人创办《诗》杂志和他的诗学理论促进了初期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他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等重要文学刊物，从事文学教育和编辑事业，为造就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文学新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叶圣陶的文学成就将融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潮流而泽被后世。这是我们怀念叶圣陶先生离世十周年的时候，思考先生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时必然流自心中的情不自禁的话语。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读叶圣陶的创作，回顾先生奋斗的一生，我们更为珍视的是他在自己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所体现的文学精神和品格。

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充满着苦难和折磨，充满着血与泪，充满着斗争和奉献，充满着创造与希望，曲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前行的。这样的时代和现实磨炼和铸造了与之同行的现代作家们特有的精神世界。那就是以一个觉醒者和真理追求者的姿态，深切地关注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命运，关注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斗争，关注艺术创造美的追求与关注时代前进的同步发展，用他们饱蘸着心血的笔，为民族的新生和富强，为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为社会的进步和走向现代化而不倦地呼号。他们的作品，无不闪着追求真善美和深重的人文关切的光辉。他们的创作走进人民呼啸的心灵。作家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与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叶圣陶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是这种世纪性文学精神品格的体现。

在入盟“为人生”的进步文学潮流中，叶圣陶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吸取外来营养的眼光，对准了为鲁迅所一再称道的俄国文学中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在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就这样说：“近代的文艺里，俄国的最显出他们民众的特性。他们困苦于暴虐的政治，艰难的生活，阴寒的天气……却转为艰苦卓绝希求光明，对于他人的同情更深，对于自己的克厉更严，这就是以‘爱’为精魂的人道主义。俄国的文艺里几乎无一篇不吐露这一福音。”叶圣陶的创作中，经得起时间的砥砺和历史的选择的代表作品，无不贯穿了这种以“爱”为精魂的人道主义。而且为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这种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尽相同，作家将这“爱”的热忱不是洒向包括压迫者在内的在人间所有的人，而是将自己的同情和关切，全部献给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群众。

叶圣陶创作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生世界。这个人生世界与时代主潮相呼应中突出亮色，是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示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总是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

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袁世凯复辟和军阀高压下的黑暗岁月，他用文言文写作的《姑恶》、《穷愁》、《贫女泪》等小说里，就已经传达了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表现了原生态的平民文学的倾向。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高潮中，他发表在《新潮》杂志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以一个农村劳动妇女的苦难遭遇和悲剧结局的真实描述，最早在新文学中揭示了下层人民在封建制度下的普遍性命运，激起人们对于那个不合理制度的愤怒质疑。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并非是对一般性的崇尚人权和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的抗争，而是超越西方“人权宣言”式的理性追求，代表了社会广大最底层的被压迫者的灵魂，向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发出的一声响亮的挑战。他写于江浙军阀混战之后的《潘先生在难中》，对小知识者软弱自私而胆怯的灰色灵魂的批判中，所选择的立场仍然是寻求一种为人民着想的合理的生存方式，于灰色中闪着人民渴望的亮光。在“五卅”惨案之后他创作的震撼人心的散文《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凸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渴望成为“站立于时代之前的英雄”所带有的异常的“热情”和“满腔愤怒”。这不仅是对一个时代面影的忠实记录，更是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灵魂与姿态的历史性的剪影。最令人难忘的是，叶圣陶在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革命者那个最恐怖与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的短篇小说《夜》。这是中国历史和知识者命运面临严峻考验的又一个时刻。叶圣陶于大夜弥天，血腥漫地之时，不畏死亡，愤然命笔，且将对于时代的深刻思考和激越抗争的情思，融进一个完美的艺术表现中。青年革命者的惨遭杀害，年迈的母亲的痛苦与担忧，并在失去亲人后担起抚养烈士遗孤责任，以年老的生命重新做一次母亲的坚毅和决心，给我们留下了作家对人民炽热的忠诚的见证，也为下个世纪留下了一代人忠诚于真理与信仰者的沉重足迹。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展现了一代进步青年迎着时代风雨奋进的身姿，那些批判的笔墨同样显示了作家鲜明的爱与憎恨。这部“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由于拓荒的性质，会随时间而淡化光芒，但其中跃动的属于这个世纪有良知的作家的精神追求，却将成为人们认知历史的永恒存在。直到3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仍然清晰地显现了作家心灵世界与中国农村，与中国贫苦农民之间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

还在20年代初叶圣陶就说：文艺家要“站立于时代之前”，要将真实的生活熔铸于优美的艺术之中；要摆脱“别种势力的羁绊”，以“清明澄澈的良心”从事创作，不能为迎合某种“嗜好习惯”，以令世人堕落心理的作品见世，既给读者“心灵的损害”，也“辱没了自己”的人格。他一生的创作都遵循这一原则。他将自己的心贴近时代脉搏，贴近人民群众，以超越一切抽象的人文关切的大爱和大憎，忠于时代同时也忠于艺术的双重追求，创造了可以传之后世的艺术珍品，也铸造了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的这一百年拥有的世纪性的文学精神品格。

文学的历史拒绝单色，永远显示它丰富多彩的姿态，但同时也不会放弃它冷峻的选择。未来会逐渐不再倾听和遗忘一切平庸，自私，卑微，藐视甚至背弃人民，对于人民群众苦难冷漠的无病呻吟，刻意描写人民群众精神污垢的尼采式的超越，但却会将鲁迅、茅盾、叶圣陶们所代表的这种世纪性的文学精神品格，铭记于心而永载史册。

1998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