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秦始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恐怕未有出其右者。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用极为简练、高度概括的文字记录了秦始皇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是，由于秦始皇的“急政”，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迅速崩溃。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间，秦始皇被历代大多政治家、史学家塑造成“暴君”的象征。营造秦始皇陵、兴建阿房宫、构筑“万里长城”、开通“直道”与“驰道”及“焚书坑儒”等，成为秦始皇“暴戾”政治的集中体现。“万里长城”及其相关的“直道”、“驰道”工程，它们之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我想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至于“焚书坑儒”现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说法。为了将都城从“渭北”迁建“渭南”，秦始皇晚年修建的“阿房宫前殿”，已被近年来的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究明其属于未完成的工程。唐代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所说的“阿房出，蜀山兀”、秦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等，无疑是“以古喻今”。
在秦始皇的上述诸多“工程”中，开展考古工作最多的是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因其作为世界“四大陵墓”（埃及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日本仁德天皇陵）之一而享誉世界。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的考古发现，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现与研究，在秦始皇陵考古研究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而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现与研究，尤以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收获最丰。段清波教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恰恰就是近年来关于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现研究的重要著作。
段清波教授长期从事秦汉考古学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主持西汉京畿地区大型桥梁遗址考古发掘，80年代后期又主持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工作，1998—2008年他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近年来他又奔波在古代长城沿线，开展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似乎他与秦国、秦王朝、秦始皇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上述田野考古工作不仅项目多，而且成果丰硕。以秦始皇帝陵园遗址考古为例：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他及其率领的考古队，通过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勘探，基本究明了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城的东西城门及“三出阙”遗址形制，探明了地宫地下阻排水系统，发现了陵区二十多座新的陪葬坑、6座与秦始皇帝陵园有关的高等级秦墓，对陵园之内石质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及陵园附近青铜水禽坑进行了考古试掘或发掘，促进了对秦始皇帝陵园外藏椁系统的考古研究。
对于上述大量田野考古工作，他及时主持整理、编写了1999年、2000年和2001—2003年三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其间又发表了多篇有学术分量的论文。
段清波教授的专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就是在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一部关于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本书在秦始皇帝陵园研究诸多方面多所创新，如：关于秦始皇陵的营建时间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秦始皇陵的建造长达三十多年，段清波先生将田野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结合研究，提出秦始皇陵始建于李斯任丞相以后，建设时间只是数年。又如，关于秦始皇陵的封土高度，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封土高“五十丈”（折约今115米），然而至今所有关于秦始皇陵封土的田野考古测量高度多达十余种，封土高度从三十多米到七十多米，距秦始皇陵封土百米之高的记载，相差甚大。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秦始皇陵封土高“五十丈”应为“十五丈”之误；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封土高现在不足“五十丈”，是因长期以来水土流失所致。而段清波先生提出秦始皇陵封土与文献记载相距甚大的原因，是因秦始皇陵未建成所致。就这一问题而言，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从与秦始皇陵时代相连、地域最近、环境基本相同的西汉十一陵封土来看，西汉十一陵与秦始皇陵封土均为“覆斗形”，西汉十一陵封土高度与底边长度之比约为1∶5。秦始皇陵封土的高度与底边长度之比，亦应为此。实测秦始皇陵封土底边长约515米（或533米），按照封土高度与底边长度1∶5计算，其高度应该在103米（或约107米）左右。因此说，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封土高“五十丈”是基本可信的。现存秦始皇陵封土高度与文献记载相距甚大，是因为秦始皇陵封土没有完成设计规定的高度。再如，段清波教授重视田野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有机整合问题。通过对勘探发现的秦始皇帝陵园地宫东、西、南三面的地下阻排水工程遗迹深入研究，他又对历史文献关于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锢三泉”的记载，提出了新的解释。类似的研究创新在他的专著中还有许多，这些将推动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研究，为秦始皇陵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段清波教授在主持秦始皇帝陵园田野考古工作期间，曾几次与我谈及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应该加大田野考古工作力度问题。应该说他是很有学术眼光的，很有科学见地的。近年来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虽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但是应该看到还有许多问题并未解决。即使我们认为已经基本解决的学术问题，由于其仅仅限于通过田野考古勘探或相关地磁探测等技术所获得的资料，对于“遗址”类考古对象的“细化”与“科学化”而言，局限性还是相当大的。如秦始皇帝陵园寝殿遗址、便殿遗址的确认及其布局、形制问题，秦始皇陵墓道的分布及数量多少、陵园外城的北门有无、陪葬墓和陪葬坑的总体数量与分布等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得以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涉及上述研究对象的考古方法有待深化或证实与改进。有些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田野考古，还是处于未被全面证实的“假设”阶段，我们知道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的“假设”，不能被认定为科学的结论。而以往仅仅依靠“考古勘探”或面积很小的“考古试掘”，也很难科学地、全面地认识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因此说，秦始皇帝陵园布局形制的究明，必须通过许许多多不同“层面”、不同“手段”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来完成。就田野考古而言，也必须遵循田野考古学的科学规律，从考古调查到勘探，再到考古试掘与发掘，只有田野考古工作一步一步深入，一步一步扩展，田野考古材料才能更为丰富、更为准确（我这里强调的是秦始皇帝陵园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从而才能使我们对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形制、文化内涵与源流，获得科学的认知，真正科学的展现秦始皇帝陵园的历史“原貌”。而科学的、全面地掌握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资料，是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的坚实科学基础。
201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