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历史实际出发”和“重评”的分歧

一 从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起

一

1979年，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后在1980年，由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第三卷亦出版，至此，又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得以全部面世。在“前言”中，主编唐弢用简洁的语言交待了整个著作的“生产过程”和“编者组成”：

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一九七九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编写工作和参加人员，都有变动。前后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六一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的讨论稿，近六十万字，历时三年。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文学研究所的唐弢、路坎、樊骏、吴子敏、徐乃翔、许志英，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李文葆、杨占升、蔡清富、张恩和、吕启祥、陈子艾，山东大学刘絆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

第二阶段：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主编唐弢因健康关系，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委托责任编委严家炎代行，着手本书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编写。……下册初稿二十五万字于文化大革命中丢失，需要重新编写。十五年来，原有成员变化很大……编写组不得不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大。除原来的唐弢、严家炎、樊骏、吴子敏、徐乃翔、蔡清富、张恩和、黄曼君、万平近等九人外，甘肃师范大学陈涌，北京师范学院鲍霁、易新鼎，北京大学黄修己等参加了本书下册的编写工作。其中陈涌为责任编辑之一……

当年的编者之一黄修己认为，“为了编好这部教材，国家投入力量之大，是迄今为止无以超越，会不会也是绝后的，也难说。只就人员而言，编写组集中了当时这一学科最有权威的学者……在国内，恐怕很难再组成第二个这样的编写组了。”这种规模和气势自不待言，也使这部文学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根据编者之一樊骏在2002年的初步统计“至今累计印数：第1卷八十七万册，第2卷八十四万五千册，第3卷七十七万九千册。另外，应外文出版社出版外文译本之需，唐弢于八十年代初邀集严家炎、樊骏、万平近（福建社会科学院）三人，在上述‘三卷本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压缩修订’，编撰成三十五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除中文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初版，至今累计印数七十六万册）；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文（1986）、法文（1989）、英文（1993）三种译本”。以至于樊骏不得不感慨：“这部编写过程中经历诸多曲折、坎坷的文学史，能够得到如此持久、广泛的传播，大概是编写者所没有估计到的。”

现在重新阅读唐弢的前言，更让我感慨的却不是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而是其“坎坷、曲折的编写过程”，一部普通的文学史著作，居然前后历时达20年之久，这其中经历了各种政治上的风波转折、人员的改组变迁、稿件的丢失重写等等饶有趣味的历史细节，虽然唐弢的前言平静简洁，但纸背之后，一股无以名状的沧桑感却隐约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让这部著作本身成为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主体，类似于福柯笔下的“历史遗址”，通过对它的细致发掘，或许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力量参与历史（文学史）构造的生动情景。因此，我感兴趣的是如下问题：哪些历史的主体介入了这一“本文”的写作？这些力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有何关联？最后，对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书写产生了何种分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回到这部文学史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去仔细辨析。

二

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曲折、坎坷”，但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却非常稀少，其主要参与者唐弢应该是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但是自80年代以来，他虽然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这部文学史，但却总是着重诉说其“缺点”和“遗憾”，希望尽快进行修订。一直到2002年，其编者之一樊骏才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文章《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披露了该文学史撰写过程中发生的复杂故事。樊骏1953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不久立即就成为该文学史编写组的成员。从1961年开始进入编写组，一直到1978年恢复编写组，樊骏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该文学史编撰的背景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因此，本节将主要在他提供的史料基础上来展开论述。

根据樊骏的叙述，实际上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应该分成三个阶段，除了唐弢在前言中交待的“二个阶段”以外，还应该在前面加上一个“酝酿准备期”：

文学研究所一成立，何其芳就把编撰中国文学史列为一项主要的科研任务，专门设立“中国文学史组”，由他自己兼任组长……1956—1957年间，所里曾抽调一小部分人员参加高教部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比如我就写了其中鲁迅上下两章的提纲）。……1959年初，唐弢调文学所任现代组组长，他一到所就向何其芳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是编著《鲁迅传》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后者和文学所的规划不谋而合，当时古代组已经在具体酝酿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能够与之配套的现代文学史也就提上日程。随即成立的“文学史编委会”，成员有何其芳、毛星、唐棣华、唐弢、贾芝、蔡仪、余冠英等，集中了文学所所组两级和各门学科的领导主持这项工作，同时表明“现代”部分已经列入整个文学史的编撰规划。1960年1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上，还专门作出由文学所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决定，使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课题，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规格。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编撰文学史是文学所一项既定的、酝酿很久的研究项目。

从这一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规划一开始其实是文学所整个“中国文学史”撰写工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个人的研究构想（何其芳、唐弢）和整个学科基础研究需要的“不谋而合”，带有更多的学术色彩而不是政治考虑。这其中何其芳实际上起到了“牵头”的作用，因此，虽然何其芳最后并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具体撰写，但是他关于文学史的思考却可能会影响到唐弢等人的思路。1959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联合召开了一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主要讨论当时已经出版的三部中国文学史，分别是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北师大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和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合编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北师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讨论会一共进行了四次，根据何其芳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出，争论非常热烈，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前两个问题，中国文学史是否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和中国文学史的规律有关的问题。后一个问题，编写中国文学史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和评价过去的作家和作品有关的问题。我想我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内容可以提出许多要求，但这几点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恰当”。

6月17日，何其芳在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因为他到发言为止“才读完了北大编的那一部”《中国文学史》，所以主要以此为对象，主要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

如有的同志所说，不能简单地把文学史劈为两半。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也是无可怀疑的。……应用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史上，只能引申为有民主性的文学，也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学。不能在民主性的文学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之间划上等号。民主性的文学不止是现实主义文学。

有的同志的发言中好象有这样的意思：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虽然并不一定贯穿整个文学史，但我们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公式来代替它，就不如还是用这个公式。我的看法不同。与其要一个不合乎事实的不正确的公式，我觉得还不如暂时不要公式。……

说只有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文学史上的长期的大量的文人文学的存在。……我的看法是：总的说来，民间文学的确有一些为过去的文人文学所不可及的优越之处；但就两者的精华部分来说，却又恐怕是各有所长。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并不能作为创作家放松艰苦的艺术创造的借口，也不能作为批评家忽视艺术分析或没有能力进行艺术分析的辩解。……

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来衡量过去的作家作品，不符合这些要求就简单否定，这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待历史上的现象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

政治标准是我们评价今天和过去的作品都首先要用的。但第一，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评价今天的作品和评价过去的作品的政治标准应该有差别。第二，政治标准第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如果只有政治标准，没有或忽视艺术标准，那仍然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何其芳的这个发言虽然针对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的相关问题，但是细细读来，却确乎是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意见，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他谈到的文学规律（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民间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无一不是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需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他的这个发言如果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对象似乎更为准确而击中要害。实际上，何其芳在1957年就“责成”樊骏对前此出版的王瑶、刘绶松等人的四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篇综合书评，在樊骏推托之后，依然坚持约请了另外一个人执笔（见《文学研究》创刊号）。想必当时他对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只不过借此机会予以系统表达而已。当时唐弢、樊骏、严家炎等编者既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有平时的言传身教，互相交流，如果说不受到他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但编写工作却不会完全按照何其芳的意图来进行，因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介入到了这一过程中：

但在何其芳、唐弢尚未充分阐释自己的文学史主张和计划，我们也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些设想和要求，进而形成具体明确的计划和详细的体例章节的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从1961年初开始，国家全面铺开高校文科教材（总数达二百数十种）的编写工作。整个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高教部设有专门机构，迅速从全国范围内（不限于高等学校）调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事。……这批教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最初以北师大教师为主，北大、复旦、武大等校都有人参加（包括王瑶、刘绶松、刘絆溪等），编写力量相当强，但进行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周扬指定由唐弢出任该书主编。这样一来，完全打乱了文学所原有的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计划。

可能考虑到文学所自己编撰的文学史任务要单纯得多，也更便于贯彻自己的意图，何其芳和唐弢最初都不愿意接受这新的任命。但正在此时，周扬对文学所负责的另一部教材的提纲很不满意，相当严厉的批评了该书主编；唐弢担心自己“抗命”不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敢坚持己见。何其芳的折中方案（组成文学所和高教部两个写作组，由唐弢同时担任主编，分头编写两部各有侧重的文学史），又被唐弢认为根本没有实际的可行性而作罢。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1961年10月，唐弢出任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对编写组作了较大调整……同时重新拟定全书的章节结构……当时说是集中力量，将两个编写组合并，其实文学所的编写组不复存在，文学所计划编写的文学史也就此勾销了。

樊骏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过程中的一个“突变”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夸张，何其芳“出局”，周扬介入，作为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人，周扬肯定会突出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教材的教育普及作用。不过，还没有等这些编者们从1961年的“突变”中回过神来，1962年又有了一个大的变化：

1962年秋，文学史写出提纲。提纲的审稿会正好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次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斗原则。参加了中共全会的周扬立即将这一精神贯彻于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在审稿会上发言的基调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据唐弢向我们传达，在谈到如何评述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周扬表示，那得看史家站在什么立场和持有什么观点了。……这样一来，原先置于首位的客观的历史实际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倍受推崇的“春秋笔法”也被弃置一边；对史家而言，关键还在于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端正。真可以说是编写方针上的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这个变化相对来说更为重要。樊骏提到的情况在周扬1961年和1962年的两次发言中可以得到印证，1961年8月14日周扬曾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组讲过一次话，其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文学史的规律问题，二是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这两个问题几乎和上文提到的何其芳1959年讨论的问题一模一样，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周扬在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上也几乎和何其芳相同，比如在文学史的规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关于规律问题，总的原则，是从文学史的事实中去寻求规律，而不是要现立下公式规律，去套文学事实（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人民性等概念）。套得上就套，套不上不要勉强。……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在作家的评价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对具体的作家评价问题，我以为全面一些好。……思想的重要方面都要讲一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个全篇，一个全人，还要看他当时的社会。对古人，批评要大胆地批评；肯定要大胆地肯定”。“政治标准、艺术标准要对古人、今人应有所区别。……我们主要看他们的作品，对今天有无益处。他们的政治立场只能说明对他们的创作有影响，但不能用政治立场来贬低他们的作品。……对人物评价，政治标准、艺术标准要全面，要具体，不要笼统。”这些发言很客观，同时也很心平气和。到了1962年11月3日，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就是上文樊骏提到的180度大转弯的讲话，这个讲话涉及的内容很多，主要有现代文学史怎么写的问题，现代文学史的性质问题，线索问题，对“左联”的估价问题，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这里不拟一一引用论述，单就樊骏提到的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略作讨论。收入《周扬文集》的这篇讲话中的相关论述有这么几处：

对古代人、现代人怎么写是要考虑的。科学的、历史的评价不能离开阶级的观点，要有阶级观点。对胡适、陈独秀怎么写法，要谨慎一些。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政治性和真实性统一，这是原则。我们不讲假话，但也不是什么都写。

我们首先以邪正为标准，即反动与进步为标准，也就是以政治为标准。

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我主张多讲好话，多讲成绩，对好人少讲缺点，主要讲贡献。……大家提出书中对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评价不够。这是对的，要多肯定成绩，估价要高一点。

按照樊骏的说法，有些太过激烈的言论在这篇后来整理出来的文章中已经被删掉了，但是仅从这几段文字来看，也能明显感觉到与1961年相比，周扬的态度、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阶级性”、“政治性”被放到了首位，而且，语气也从商量的口气变得有些不容置疑的感觉。这当然与1962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有关系，但是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这是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和地位有关系呢？毕竟，在周扬等人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它不仅关涉到文学自身的变迁发展，更是关系到执政党如何通过讲述文学的历史参与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毛泽东、周扬等人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胜利者，要他们放弃“阶级”和“政治”的观点去叙述这一段历史可能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想法吧，其实何其芳、唐弢等人也不会不认可“政治”和“阶级”优先的观点，只是认可程度的高低而已。

三

无论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抓得如何紧，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却是在唐弢。因此，唐弢的态度、意见对于这部文学史来说至关重要。根据材料显示，虽然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写作思路上有过一些“最高指示”，但是，他却并没有对唐弢等人的工作进行过于频繁的干扰。1961年确定由周扬直接指导这项工作后，唐弢似乎受到的束缚并不是很大，根据樊骏的回忆：

周扬本人对这本教材确实也抓得很紧，唐弢经常向编写组传达他的指示要求。针对庸俗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已经渗透这门学科，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写史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说，大不了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到时候我把你们拉起来就是了。

即使到了1962年周扬开始大力强调“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第一”的时候，唐弢似乎还是波澜不惊：

据说，高教部教材办公室的同志们最初很担心唐弢能否忍受这么大的变化。而实际上，当时除了感到意外，唐弢和大家都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或者由此触发什么联想，从而影响编写工作的进行；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根据审稿会上的意见，将各自负责的章节尽快写出来，反而加快了工作的步伐。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以为会出现的争执、分歧反而没有出现，因为按照唐弢的一贯思路，他对文学史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应该和何其芳比较接近，比如关于文学史的规律问题，他就曾经说：“怎样总结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有人提出了一条线，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茅盾最强调这一点。他竭力主张根据这条线来写中国文学史。记得前年在《文艺研究》上，他还写了文章，坚持这个观点。……但围绕这条线，把不同于现实主义的东西统统当作反现实主义，我不赞成。记得一九五九年，这个问题还在讨论，我曾和何其芳交谈过，我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何其芳还写了文章。”而就唐弢的个人学术兴趣而言，他更是不同于周扬的这种思路，唐弢在8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中一再强调了他个人对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

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思潮、社团、流派、风格的问题，我考虑得很久。还没有调来北京的时候，在上海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想到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觉得编文学史，应当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那样才对。

我刚到文学所的时候……何其芳同志要我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与那部古代的中国文学史衔接。按我的设想，最好是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风格。

可见，唐弢更愿意编写出一本有个人见解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而不是周扬要求的普及性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教材。为什么唐弢平静地接受了周扬的指示呢？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唐弢既然不敢“抗命”出任该书的主编，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公开与周扬发生冲突。二是唐弢编写现代文学史的前提是写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性是教材，就教材的性质和编写原则来说唐弢和周扬之间的很多看法比较接近。所以唐弢自然也会作一些相应的调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唐弢可能非常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比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政治第一”、“阶级第一”的指导思想肯定是不能违背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灵活的处理，从而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巧妙地融合进去。唐弢后来清楚地表示了他的这种尝试：“关于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我们过去有两个传统，一是偏重社会影响，二是偏重发掘作家作品。一九六一年我主编现代文学史的时候，考虑过把它们结合起来，现在看起来没有很好地结合。”“社会影响”无非就是政治影响，以政治正确性为标准；“作家作品”无非就是艺术风格流派，以艺术高低为标准。企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显示了唐弢在当时的一种努力。虽然唐弢在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后一再检讨反思其种种缺点，其文学史的诸多认识、观点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也一再遭到“重写”，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部文学史生成的历史背景，看到围绕这部文学史所进行的种种人事上的斗争和纠缠，或许我们会对其产生不一样的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学史编撰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1978年后的“修改”也是非常值得仔细讨论的。“文革”的结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带来的“解放感”以及对“现代化”国家和文化的期待支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想象。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语境中，我们发现，唐弢版的文学史在“统一”的历史叙述中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杂色”，而这些“杂色”，暗示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在80年代可能会出现的分化和转折，比如增加了“孤岛文学”的介绍，这是对“左翼文学”单线叙述的一种补充，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该文学史在意识形态控制下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比如还增加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评价，这实际上是对作家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对于文学多样风格的一种发掘。而对张恨水的介绍则是在文类上的一种松动，通俗文学不再被视为“非法”，而是同样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构成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对“胡风集团”的路翎、绿原进行了介绍则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胡风集团”的平反还在进行之中，对路翎、绿原的介绍更指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即艺术标准即使不高于政治标准，也应该与政治标准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敏锐地感觉到这部文学史所具有的新鲜之处：

该书不仅承认这种客观实际，并以此观点描述文学运动，所以它展现出“突破”的新姿。全书涉及作家近三百人。张恨水第一次上了文学史，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李金发等，亦都露出了他们历史上的面目，四十年代胡风等人在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被批判得到澄清；肖军等被“断章取义、不符事实”的处理，得以昭雪。长期积存于文学史上的灰尘被扫除，因之使人感到明亮，干净。此其特色之一。其次，编写者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而不是以批评家的眼光考察文艺运动，不论是文学社团或作家作品，均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并把他们同前后左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从而评述他们的建树、局限，借以论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书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未名社、沉钟社、新月社等的分析和评价即立足于此。再次，分析作品比较细致，大多采用鉴赏文笔，注重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相统一，注意考察不同流派及其发展。所有这些都说明，本书在“史识”和“史笔”两个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在另一方面“唐弢实则是改旧的，既然是改旧，则实为十余年前的思想成果，必有不很新鲜之处，但限于客观条件，又不可能将这旧处尽数改净之”。对于唐弢版文学史来说，它的复杂性也同样表现在这里，一方面，它是60年代各种力量较量、互相“改写”的产物；另一方面，如黄修己所判断的，它又是对前30年的新文学史著作（王瑶、丁易、刘绶松）的一种总结；最后，因为出版于80年代初，它又加入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60年代的修改。有学者认为虽然在80年代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的，是陈思和、王晓明在1988年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整个80年代新文学研究的整个过程都构成了一种重写的思潮。这种判断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未免过于笼统。我之所以从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谈起，正是试图把这种“重评”的历史语境予以“具体化”。实际上，如果放宽一点来看，不仅仅是80年代，整个新文学研究因为其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就处在不断的重写之中，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不是对胡适、朱自清等人文学史的重写吗？“文革”中的一系列文学史不又是对王瑶、刘绶松等文学史的重写吗？只不过就严格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整个80年代的重写显得更为纠缠和复杂。因此，对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它更重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而是开启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闸门，在围绕这部书的写作、修改、重写（第三册）、出版、评价的过程中，一系列有关的“问题”被发现和带出，并对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和推动。在这众多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第二是关于现代文学的范围和内涵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和分歧，势必会影响并改变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