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的西班牙被逐难民
大多数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的犹太难民
迁移到了北非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国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经一度移居到意大利，但是，当意大利被法国征服后（1495年），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加入到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同胞的行列。在摩洛哥，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定居在大城市里，如非斯、梅克内斯和马拉喀什等，另一些人则定居在海滨城市。他们与当地出生的犹太人（通常被视为东方犹太人）在谁的风俗习惯正确以及社区的领导权上频繁地发生争执。在这些地方，西班牙犹太移民的风头往往盖过当地的犹太人。犹太移民组建的新社区的社会和组织结构类似于西班牙的犹太社区，但是在摩洛哥的南部，西班牙犹太人（即塞法迪犹太人）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被逐的犹太人加入了那些带有明显塞法迪西班牙色彩的社区，这些社区存在的西班牙文化的痕迹是在1391年迫害犹太人事件发生后的流亡者带到那里的。同样，在埃及，来自西班牙的被逐犹太人成为那里犹太社区的主要组成，并取得了社区的领导权。著名的《哈拉哈》学者大卫·伊本-兹马拉拉比（the RaDBaZ,1479—1573）在那里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的官员
希伯来文学中描绘的波斯人
在17、18世纪，北非的犹太人，特别是摩洛哥的犹太商人，利用了西欧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兴趣，以及以西班牙和德国为一方和以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有利条件。犹太家族服务摩洛哥君主已经许多代了。他们作为外交使团被派遣，充当翻译、收税人、制糖人，从事与地中海贸易有关的所有行业。欧洲势力在北非的存在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使沿海城市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内陆迁移至这些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大国的压力，生活在马格里布地区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随着西方影响的增加，给犹太人以同等权利的进程加快，带有歧视性的“奥马尔条约”被废除。与此同时，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长。穆斯林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不赞同犹太人与他们的合作。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逐出的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到达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城市。从第一代开始，他们的人数就超过了长期在当地定居的犹太人，比如，在讲希腊语的罗曼尼奥，在萨洛尼卡和策费德这些城市，犹太人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在伊斯坦布尔，犹太人占了总人口的10%左右。在有犹太人居住的国家、行省、城市（如卡蒂勒、卡塔罗尼亚、阿拉贡、里斯本、塞维利亚、科尔多瓦等），他们在分隔开的社区（犹太社区）定居。在大城市，这样独立的社区的数目达到几十个，而在一些较小的城镇，这样的社区只有两个到六个不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通婚、争论和分裂等原因，这些独立的社区开始互相融合，包括那些来自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非塞法迪犹太人的社区也是如此。大量被逐犹太人的涌入使塞法迪犹太人吸收了来自罗曼尼奥的人，最终使他们的希腊语言、拜占庭习俗、祈祷仪式和生活方式几乎完全消失。这些犹太社区尽管不再保留他们最初的习俗，但却继续保持独立的组织和名称。
奥斯曼时代的犹太医生
经商的犹太人，毛驴背上驮着货物袋
被逐犹太人及其后代主要从事跨地区贸易。他们建立了家族和经济联系网。这样的网络依靠的是他们在环地中海盆地一带的广泛地理上的分布。他们成功地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体系中。许多人成为苏丹宫廷的医生和金融家，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他们从西班牙带来许多新知识，用在发展纺织领域的新产业上。例如，策费德的喀巴拉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得益于编织业和羊毛染色业在策费德的建立，促进了该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
被逐事件还使得相当一批犹太人返回到犹太人的故有家园——以色列地生活（这时的以色列地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并再次使以色列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中心，例如，16世纪，策费德的喀巴拉中心在宗教上的繁荣就是以撒·卢里亚（“HaARI”）、摩西·考多维罗、哈伊姆·卫塔尔、所罗门·哈列维·阿尔卡贝兹和其他一些人来到此镇的一个结果，在策费德的被逐犹太人中，最有名的宗教学者是教授《哈拉哈》和喀巴拉主义者约瑟·卡罗拉比（1488—1575）。他是《约瑟之家》和《布就之席》的作者。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对全体犹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的涉及《哈拉哈》裁决的经典法典。17世纪，在策费德和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中心由于奥斯曼帝国纺织业遭淘汰而逐渐衰退。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社区依然保持稳定，另一个犹太人中心开始在伊兹密尔（现在土耳其西部的一个城市）发展起来。许多原来在萨洛尼卡、策费德和巴尔干城市的犹太人迁移到那里。早年逃离葡萄牙的被迫转教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股新的迁移潮。
从葡萄牙来的被迫转教者拥有财富和博学的背景，成为促进犹太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救世运动——“沙巴特运动”成长的沃土。这场运动由出生于伊兹密尔的沙巴特·泽维（Shabbethai Zevi,1626—1676）领导。该运动的狂热鼓吹者是来自加沙的拿单。他在耶路撒冷见到过沙巴特·泽维，宣称他察觉到泽维就是救世主。救世的狂热席卷了东欧、西欧、奥斯曼帝国、北非和也门等地的犹太社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整个犹太世界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统一体。这一即刻就能获得救赎的经历在泽维受到土耳其的压力皈依伊斯兰教后（1666年）终于消退。不过，这场运动的余波仍在继续，那些在其救世主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仍然忠实他的信徒根据卢里亚喀巴拉的精神发展出一种秘传沙巴特神学。该神学认为救世主一定要降至不纯和罪的根部，以便从那里赎出神的“火花”以修补（拯救）世界。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沙巴特运动更加长远的后果是：一方面，这场运动在摆脱传统规则和挣脱《哈拉哈》束缚的同时，带给其信徒一种新的世界意识。这是一种于18世纪在同化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投身启蒙运动的犹太人中间成熟起来的意识；另一方面，秘传的沙巴特神秘主义和对救世思想的内省也从公共领域进入个人领域。这些因素渗入到东欧犹太人的精神世界，对哈西德运动的兴起起到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