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研究方法：模型、框架及分类、案例研究

科技政策研究要用到许多方法，如建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提出理论、分类、案例研究、问卷调查、访谈、文献计量学方法等。这里重点阐述模型、分析框架和理论；分类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

5.1 模型方法

人们为了从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找出某种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解释发生的事件，需要建构模型。模型方法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到的方法，在公共政策和科技政策研究中也得到普遍的应用。广义地讲，人人都是模型的建构者。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人们不仅仅观察现实，而且也创造现实（Lester和Stewart, p.51）。

5.1.1 模型的涵义

模型是对现实世界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简化了的表征，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Dye, p.11,28）。模型可以是有形的表征，也可以是图纸、图表、概念、数学方程等。

运用模型，可以促进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可以提高对现象的预测。模型就像一幅“地形图”，是对事物（包括政策）某些方面的图形化的表征。模型可以表明那些导致某种现象的若干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借助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现实的抽象或者抽象化了的现实。有时，模型采用新颖的表征方式，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简化，模型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另一方面，模型会制约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当然也可能会扭曲现实。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模型可以划分为很多的种类，比如划分为描述性模型、规范性模型、文字模型、符号模型、程序性模型等；也可划分为硬模型和软模型。所谓硬模型（hard model），指的是对实际现象进行了符号化表征的模型；所谓软模型（soft model），指的是对某个事物或事件的某些想象性特征进行理论化的或者假设性概念化的表征。比如，地形图属于硬模型，政治体制的图示属于软模型。

在政策研究中人们使用的模型，通常是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概念模型被用来（Dye, p.11）：

1）简化和阐述人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思考；

2）识别政策问题的重要方面；

3）帮助同行之间就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基本面进行交流；

4）区分重要因素和非重要因素，指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

5）对公共政策提出解释，并预测其结果。

5.1.2 模型的评价标准

模型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好的模型，犹如一幅好的地图，其内容丰富；在适当的解释下，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许多真实的判断，可以促进对问题的理解。在政策研究中，我们将用到很多模型，也会建构一些模型，为此我们需要认识和了解对模型的评价标准。戴伊（Dye, p.28; Lester和Stewart, pp.53-54；斯图尔特等，2011, 848页）提出了评估模型的六个标准：

（1）是否能够简化和理顺现实的政治生活，使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关系的理解更为清晰？如果一个模型过于简单，把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引入歧途，或者一个模型过于复杂，让我们如坠云里雾里，那么这个模型对我们就没有多大的帮助。

（2）是否能识别出重要的东西？模型应该把重点聚焦到政治现象中那些最突出的方面，而不是把若干不相干的变量或状况都考虑进去。

（3）是否与现实相符合？就是说，模型应该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如果某一模型过于理想化或抽象化，以致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那就不是一个好模型。一个好的模型应该包含现实世界的经验性参考物，能够促进对特定的政策情景或政策过程更深入的理解。

（4）是否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出某些有意义的信息？模型是否具有不同主体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和理解（主体际）的特性？如果一个模型传达的概念不具有可共同理解的问题，那对我们理解某种现象无济于事。

（5）是否能有效地指导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探究和研究？一个好的模型应该能够提出若干通过观察、测度等方法可检验的假设或可检验的关系。一个模型应该可以用来指导经验研究，经受实践检验。如果一个模型提不出可检验的假设，或者该模型提出的关系不能用现实世界的数据进行测度和检验，那这个模型便没有什么用处。

（6）能否对公共政策作出某种解释？解释性的模型比描述性的模型更有价值。该模型是否可以提出一系列可以验证的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可以对公共政策作出相当完整的解释。

需指出：对模型的评价还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模型提出者的声望、地位和权威性，评价者的意识形态、心理偏好等。

5.1.3 如何建构模型

构建模型是政策研究的一个关键，对政策研究至关重要。构建模型，一方面要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洞见。构建模型，要经过一些明确的步骤，杜布尼克和巴德斯（Dubnick和Bardes,1983）将这些步骤提炼为：

（1）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将这个问题分解为若干简明的、易处理的科学问题；

（2）要明确建构模型的目的；

（3）对与存在的问题有关的事实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考察；

（4）列出所有可能与模型目标相关的要素；

（5）对重要要素和事实进行考察，努力发现规律；

（6）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阐述，并尽可能地简化模型。

5.2 分析框架及其与理论、模型的关系

构建和应用分析框架是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公共政策研究、科技政策研究）常用的方法。什么是分析框架？如何评价分析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如何对框架、理论和模型进行区分？框架、理论、模型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怎样促使框架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并向理论发展？

如何区分框架、理论和模型？至今尚未有公认的标准。爱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框架、理论和模型做了界定（Sabatier,2007.pp.25-26；萨巴蒂尔，2004,52-53页）：

（1）分析框架的构建和运用，能够帮助人们辨识研究对象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框架可以将诊断性的探究和规范性的探究组织起来。框架可以提供一套最需要加以研究的变量清单。框架还可以提供元理论性的语言，用以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框架试图辨识出普遍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任何关于同类现象的理论都必须涵盖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差异，都是由于这些变量之间不同的组合或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因此，框架中包括的要素可以帮助研究者提出他们所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

（2）理论的构建和运用，能够帮助人们明确框架中的哪些要素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最为相关，并提出关于这些要素的工作假设。所以，理论工作必须关注框架，并根据框架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这些研究假设是人们诊断现象、解释过程和预测结果所必需的。通常若干个理论可以相容于某个框架。比如，对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经济理论、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契约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池塘理论等都与该框架是相容的。

（3）模型的构建和运用，是就若干有限数量的参数和变量提出假设。若干不同的模型可以做到与很多理论相容。有关模型的主要内容，前面我们已经做过阐述了。

奥斯特罗姆对框架、理论和模型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萨巴蒂尔（Sabatier）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萨巴蒂尔，2004,7-8页）：

（1）“概念性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识别出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现实复杂的现象。框架蕴含着丰富的资源，从中不仅可以挖掘出引起某种现象的若干个影响变量，甚至可以提炼出范式。框架不一定非得指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走向，但是较好的框架可以帮助人们提出研究假设。

（2）“理论”可以提供更为密集的且更逻辑紧凑的一套关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理论赋予要素以价值（values），揭示关键变量的价值如何影响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

（3）“模型”是对特定情形的表征。模型，较之其背后的支撑理论，在范围上更聚焦，在假设上更精确。

概言之，框架、理论和模型可以概念化为这样一个操作性的连续谱：逻辑关联性和明确性不断提高，范围不断聚焦。

埃德拉·斯拉格（Edella Schlager）将框架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和特点概括为（萨巴蒂尔，2004,314-354页）：框架可以收缩研究范围，指导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到所研究对象最主要的方面和特征上来。框架可以提供一个研究基础，把松散的变量组成一个固定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将研究工作组织起来，但框架自身并不能解释或预测各种行为的发生和结果的出现。解释和预测蕴含在理论和模型之中。

斯拉格认为：对框架的研究，可以派生出理论和模型；理论和模型通常来自于框架。就是说，从框架、理论到模型，应该有一个一生二、二生三的渐进过程。框架奠定了可能发展出多个理论的基础，并且把理论内置于框架中，不仅可以保证研究者的公正性，而且能够促进知识的积累。理论可以促进模型的发展，模型也可以推动理论的发展。理论使模型更有意义，模型也使得理论更有意义，相辅相成。但通常，理论发展远远落后于模型的发展和验证。

与西方学术语境不同，笔者认为，在中国学术的语境中，社会科学的研究大体是一个从框架到模型，从模型到理论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推动模型和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和运用更好的分析框架。萨巴蒂尔（萨巴蒂尔，2004,11页；Sabatier,2007, p.8）提出了分析框架的评价标准，主要有：

（1）任何框架都必须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就是说，框架中的概念和假设必须是清晰的，具有内在自洽性；框架必须辨识出现象背后的原因，必须提出可以证伪的假说，必须具有相当大的使用范围。

（2）任何框架都必须成为近期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的对象。它应该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被认为是理解政策问题的一个可行的进路。

（3）任何框架都必须是一个实证的理论，寻求对政策问题的新理解。理论性的分析框架可以包含若干规范性的要素，但这些并不是必需的。

（4）任何框架都必需考虑广泛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传统上学者们认为重要的那些因素。

任何框架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需要得到修改和发展，并朝着形成理论的方向努力。萨巴蒂尔（萨巴蒂尔，2004,367页；Sabatier, 2007, p.327）提出了概念框架面向理论的指导方针：

（1）框架要足够清晰以便进行证伪；

（2）框架中的概念要尽可能地抽象；

（3）框架要考虑因素过程和机制；

（4）框架要能发展出具有自洽性的模型；

（5）要关注框架内部存在的矛盾性和相互关联性；

（6）要列为长期的研究方向，建立研究网络，持续地对框架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检验；

（7）要尽可能地运用多种理论对框架进行支撑和发展。

与框架评价标准相关的，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人们较为一致地认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标准有（萨巴蒂尔，2004,356-357页）：

（1）是否具有内在自洽性；

（2）是否能清楚地阐释动因和因果关系；

（3）命题是否具有可证伪性？

（4）应用范围是否清晰和广阔？

（5）是否具有可“繁殖”性？

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可能会有多种分析框架（理论或模型），作为学者，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不能仅仅钟情于某一框架或自己构建的框架，而忽略或排斥其他框架，把自己封闭起来。要会应用几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六经注我”。萨巴蒂尔（2004,8页）提出：

第一，不同的理论视角有助于阐释框架所提出的假设的差异性。

第二，不同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发展出相互竞争的假设，这些竞争性的假设可能会导致“强推论”的出现，至少也可能为某一理论视角积累一些支持性证据。

第三，不同视角的知识及其应用，有助于搞清楚某一理论视角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第四，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形成比较研究，看看某一理论视角是否比另一个更具有解释力。

5.3 分类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

5.3.1 分类方法

分类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人们对事物的分类往往采用一维线性思维，但二维象限论思维却更为精致，可以产生新的发现。如前所述，运用象限论，司托克斯（1999）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即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见本书2.2节）；阿伯纳斯和克拉克（Abernathy and Clark,1985）发展了SPRU关于渐进创新和激进创新的分类（见本书2.3节）；坎特纳和匹喀（Cantner and Pyka,2001）发展了厄喀斯（Ergas,1987）关于扩散导向型科技政策和使命导向型科技政策的分类（见本书3.2节）。

如何评价一种分类是否有用？有学者提出了一套评价标准（转引自：Lester和Stewart,2004, pp.60-61；斯图尔特等，2011,53页）：

（1）包容性：分类的范畴是否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现象？换言之，该现象的所有维度是否都进入了分类体系？该分类是否具有全面综合性？

（2）相互排斥性：分类体系中的不同范畴边界是否清晰，是否可以避免重叠？

（3）有效性：分类中使用的概念能否测度它们声称可以测度的东西？这个分类是否与它们所指称的现实世界吻合起来？

（4）可靠性：其他人是否可以用同一的方式进行这种分类？这种分类是否具有“主体际性”？

（5）测度的层面：该分类是否选择了恰当的测度层面？

（6）可操作性：所考察的对象是否可以用一套属性来测度？这个分类本身是否可以测度？分类中使用的概念是否可以测度？

（7）可分化性：分类中使用的范畴是否可以派生出新的重要理论成果？

5.3.2 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在各门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工商管理等学科的教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国际著名的案例研究方法的专家罗伯特·K．殷（2005,2页）在其经典之作《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中指出：“人们之所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现实生活有意义的特征”。

笔者在罗伯特·K．殷（2005,25页）的总结基础上，将案例研究的程序概括为：

（1）界定要研究的科学问题；

（2）提出分析框架或假说；

（3）界定分析单位；

（4）搜集有关的证据和数据，找出与分析框架或假说之间的联系，进行循证研究（evidence-based）；

（5）提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