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后殖民理论回顾与综述

有论者曾经指出：“如果说碎片化是80年代的代码，那么混杂性就是90年代的代码；如果说不可通约性是80年代的口头禅，那么间隙性就是90年代的口头禅。”而“混杂性”和“间隙性”等用语，一看便知道是典型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术语和概念。无论从国际语境还是从国内语境看，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后殖民批评的高潮期。那么后殖民主义出现于何时呢？后殖民理论或者后殖民批评话语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对于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海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太一致的看法。中国大陆学者王宁、王岳川等认为，后殖民主义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发展为一种新意识和新理论；其理论自觉和成熟则是到1970年代末、尤以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的出版为标志。台湾学者宋国诚认为后殖民主义是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时代和“全球化非殖民”背景下的一种新的文化趋势和知识典范；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与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女性主义、拉丁美洲后现代文学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密切的关联；随后，通过与后结构主义、后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嫁接”，以解构主义为基本的论述策略，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当今最前沿的人文学科。总体看来，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源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论述，70年代末在西方文论界和文化界兴起，80、90年代开始流行并进入高潮，其主要阐释者包括萨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罗伯特·杨（Robert J.C.Young）和艾哈迈德（Aijaz Ahmad）等。自20世纪中叶至今，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被追诉为后殖民理论最重要的前驱之一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于1952年出版《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书，这是后殖民主义的起点；第二，以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为标志，后殖民主义广泛引起西、东方学术界的争论和重视并进入快速发展和传播期；第三，是进入理论建设与扩散阶段，后殖民主义思想开始渗透并影响社会学、国际关系、比较文学、种族和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后现代美学、艺术、戏剧、电影等领域。台湾学者廖炳惠令人信服地指出，“后殖民”一语本身的意义其实是在不断发展的，在20世纪60年代，它是指40、50年代许多国家在独立后进入解殖阶段，以特定政治与历史阶段来指称被殖民者驱逐殖民者的势力、法治与文化并建构民族自觉的努力；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主要是指由于两种社会文化的接触，许多“概念隐喻”如科学、民主、资本主义、自由等，在从西方殖民文化传播到被殖民文化中所产生的时差；阿什克罗夫特等在《帝国逆写》一书中提出混杂、挪用和颠覆的可能，强调边缘与中心已在当前的后殖民情境中被重新刻写了；在此一面向上，除了加勒比海与黑人英语文学对居于中心的正统话语及其背后的权力与价值观进行了改写与颠覆外，后殖民理论对女性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也有很大影响，其代表人物当推莫汉蒂（Chandra T. Mohanty）；除了“神圣三位一体”的后殖民话语外，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缅贝（Achille Mbembe）、穆丁贝（Vumbiyoka Mudimbe）等非洲裔学者也对后殖民理论的阐述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0年由英国路特利支出版社出版，由阿什克罗夫特、格林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蒂芬（Helen Tiffin）主编的《后殖民研究关键概念》指出，后殖民主义一词最初在“二战”后被历史学家使用于像“后殖民国家”之类的术语中，因此，“后殖民”起初有一种明确的时间顺序意义，意指独立之后的时期；而从1970年代晚期，随着诸如萨义德《东方主义》之类文本的开始出现，该术语被文学批评家用来讨论殖民化所产生的种种后果与影响，并最终发展出斯皮瓦克和巴巴等批评家的“殖民主义话语理论”。

吉尔波特认为后殖民主义既标示过一个纪年意义上的转折点，也标示了一场政治运动以及一场知识分子运动，没有确切的年代划分；至于“后”字，它可以指殖民统治时期种族隔离、瓜分和占领的终结，暗示着撤退、解放和重新统一。但是，去殖民化其实又是一个漫长、崎岖的历程；后殖民时代实质上应该是一个以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大胆质疑为特征的时期。这个时期西方取得了所谓的文明上的进步，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则发展被钳制、资源被剥削、民众被奴役、环境被污染、当地文化被继续贬低。以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名义所发生的这一切其实可被看做是某种后退、堕落和反动。吉尔波特认为，定位后殖民主义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因为许多论者都把政治激进主义融入一种法农式的新人道主义（new humanism）；另一种方法是把它置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向来具有浮动性、杂糅性、迁徙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只能被贴上种种“介于”的标签——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介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介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介于局部与普遍之间、介于个体与公共之间、介于自我与民族之间。时至21世纪初，“后殖民研究仍旧处于焦虑状态，而且似乎越来越致力于心神不安的自我质疑”；但“恰恰是这种边缘性、异位（dislocation）和焦虑的自我质疑，才使得后殖民这一具体视角保持了充沛的活力和丰富的产出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含混不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其具体内涵、研究对象或批判对象都不尽相同，其策略也绝对不是整齐划一的。这一方面显示出后殖民主义并不是一个规划严整的单一学科，也没有统一的方法论；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思潮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使其具备了在世纪之交跨越多个学科迅猛发展并产生巨大的理论效益的原因。

二、后殖民理论溯源

关于后殖民理论的成因，王宁等曾有深刻的考察：它从斯本格勒的“西方的衰落”那里获取了灵感，并继续从帝国内部进行解构式的分析；它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阅读策略，对一些后殖民文学作品进行重读，从而重构了既定的文学经典；它还借鉴了巴赫金的对话诗学，成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族话语的发出者；它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则在于从葛兰西那里获取了“文化霸权”理论，从福柯那里提取了“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对帝国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抨击。如斯皮瓦克就是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融合起来，展开独具特色的后殖民分析与批评；而巴巴则借重弗洛伊德、拉康和法农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注重从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展开后殖民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语境是前殖民地与前殖民者、帝国主义的关系，其直接来源是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思潮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动荡不安在知识界的折射和反映。由此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的根源是跨越数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状况与现实和帝国主义剥削，其理论背景则是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

三、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论述者

我们所熟知的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论述者包括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法农和当代的理论家萨义德、巴巴、斯皮瓦克、阿皮亚、艾哈迈德、阿什克罗夫特、杨、吉尔洛伊（Paul Gilroy）、霍尔等。也有论者如卡伍瑞（Anandam P.Kavoori）试图对后殖民研究领域的主要“玩家”作出粗略的分类，也可供我们作为参考。第一组也是较早使用该术语的一组是居于美国的比较文学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巴巴，在他们的著作中，“后殖民”文学替代了原先的“第三世界文学”。第二组是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和在印度一些大学内的“底层研究”学派，他们鼓吹并致力于发展一种底层视角的另类印度撰史学，来取代现有的精英主义的历史叙述和撰史方式，关键人物是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和潘第（Gyanendra Pandey）等。第三组是身处美国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他们使用“后殖民”一词来代替传统的三个世界和民族国家的分类范畴，重要人物包括斯皮瓦克、马尼（Lata Mani）和莫汉蒂等人。但是，大多数论者都承认，主要是法农、萨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四人“型塑了后殖民理论”；而且“直到最近，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等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和方法都在后殖民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内学界，人们对后殖民理论家的认识也都主要集中于对这几位重要学者的研究，对其他一些影响力稍小的学者一般都简略叙述之。

四、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议题

1999年出版的由阿布拉姆斯（M.H.Abrams）主编的《文学术语集锦》将“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定义为：对专门指向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主义霸权的前殖民地历史、文化、文学和话语模式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阿布拉姆斯认为，后殖民研究领域在迅速扩张，虽然它并非是一个有着清晰的方法论的统一运动，但还是能够识别出几个关键性的、反复出现的议题：1．对西方帝国主义主子叙事（亦即主流叙事、宏大叙事）的拒弃，并代之以一种反叛性的反叙事（也就是所谓的“逆写”）。在这种反叙事中，殖民地文化发起反攻，否定宗主国的历史叙事逻辑和撰史模式，试图推翻欧洲人撰写的世界历史，还被殖民地一个替换性的（另一种）历史（alternative histories）。2．持久关注西方话语实践内殖民及后殖民“主体”的形构，以及这一主体借以构想自身并观察自身生活行为世界的范畴。3．后殖民议程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推翻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模式，并将文学经典加以扩展，包含殖民地作家和后殖民作家。如在美国和英国，标准学术课程中包括了一些由后殖民作家以英语创作的出色而新颖的小说、诗歌、戏剧等，这些著名作家包括：非洲的阿切必（Chinua Achebe）和索因卡（Wole Soyinka）、加勒比诸岛的奈保尔（V.S.Naipaul）和沃尔考特（Derek Walcott），以及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戴萨尼（G.V.Desani）和拉什迪（Salmon Rushdie）等。在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看来，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内容包括：1．批判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2．再现殖民地被压抑的历史记忆；3．文化身份研究；4．被殖民者话语分析；5．第三世界妇女独特身份与境遇的探讨；6．认识并清除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过程中包涵的“认识论暴力”。

香港学者罗永生认为，当前的后殖民研究突出探讨和展示了殖民论述和反殖民论述的内在矛盾。这些研究所挑战的，既是殖民者过去自诩负有“文化使命”、企图全面驾驭和改造被殖民者的“文明大计”的失败，也暴露出民族主义试图重拾被殖民者失去的自我时所面临的困惑和陷阱，包括殖民论述和民族主义论述往往遗忘的多元文化、离散、混杂、流亡等暧昧与矛盾的经验。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心与边陲、殖民与被殖民、帝国与本土等化减的二元对立图式所具有的缺陷。而后殖民研究就是去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清理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术语、想象结构等方面的遗毒，以透过形象、文本、政策和体制，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话语构成所主导的意象。这是对前述后殖民研究议题的必要补充，尤其对清理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想象等多方面的遗毒、解决文化殖民与文化压制问题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也有论者强调对殖民史的研究，指出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思殖民史，“治疗”殖民“伤疤”：“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话语实践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是质问那些使殖民事业合法化的机制，二是治疗殖民历史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所留下的伤疤。因此，通过对历史档案中记忆的重新拾回和重新研究，后殖民批评及其理论阐述或许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治疗性方案，或者更保守地说是一种调解和好的欲望，或者是表达了一种反对——直接指向遗忘、消抹、压迫和否认。”职是之故，后殖民理论和实践十分强调历史的价值和相关性。没有对过去压迫的了解，我们就会冒多重的危险：“我们不但可能重复历史上的残忍暴行，而且也可能暗中延长了其隐而不露的有害遗产。”

需要指出的是，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理论分析所展开的不同环境而有所变化的，非洲前殖民地的问题不会与亚洲前殖民地的问题完全一样，印度的后殖民议题与中国的问题也是大相径庭，而即使在中国语境内，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所面临的后殖民论题都是有着很大差异的，这一点已经在后殖民讨论的实践中得到证明。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论述语境，针对不同的问题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和研究路数。

五、“后殖民主义”一词所引发的争议

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由于后殖民主义被广泛用来指称前欧洲殖民地政治、语言和文化诸方面的社会经验，因此，该术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潜在的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首先，是中间连字符的有无所隐含的意义。后殖民话语理论的主要代表和倡导者对于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严重依赖（如萨义德之于福柯、巴巴之于拉康、斯皮瓦克之于德里达），致使很多既关注殖民主义历史状况的话语权力，又关注其物质性后果的批评家们坚持加上连字符，以突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是有别于殖民话语理论（colonial discourse theory）的一个不同的领域。在他们看来，有连字符的是一种“抗衡性后殖民主义”，而无连字符的则是一种“共谋性后殖民主义”，是“构成殖民主义过程的产物，只是有着不同的变化而已”，这里的“变化”就是殖民主义侵略从领土空间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的转型。虽然有人坚持这种拼写上的区别，但这“两种”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却有很多重叠交织之处，而且大多数研究者都对这二者没有加以严格区分。一般来讲，后殖民主义现在被用来指涉对下列广泛议题的研究和分析：欧洲殖民主义的各种建制尤其是文化建制和社会建制、帝国的话语运作、殖民话语中主体建构的细微变化与这些主体的抵抗，以及在独立前和独立后国家和社会中对这种侵犯及其当代殖民地余续的不同反应。

其次，该术语的前缀“后”（post-）也是引起批评家们激烈争论的原因之一。将“后”简单地解释为殖民主义“之后”这种解释受到反对，有人提出要对后殖民文化的运作有更加详尽的理解，后者强调从政治上定义的历史时期——前殖民文化、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的种种发声。职是之故，又有人进一步提出是否该对这一术语加以限制。如艾哈迈德就曾抱怨，当“殖民主义”一词被向前追溯至印加、向后推至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占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跨越历史的东西，总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处于存在或解体的过程中”。然而，在最近的论述中，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主要被用来检视开始于16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直至现今出现的新殖民主义现象，及其对被殖民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反应等等。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再次，斯莱蒙（Stephen Slemon）指出，“后殖民主义”被运用于各种领域中来描述一套极为异质性的立场、专业领域和批评事业：“它被当做一种对西方历史主义的整合性形式进行排序的方法；它被当做指称重组后的‘阶级’概念的一个多用术语，当做既是后现代主义又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子集；当做本土主义渴望独立后民族凝聚之状况的名称；当做殖民主义权力之碎裂的、矛盾的话语不可避免的内里；当做‘阅读实践’的一种对抗性形式；并且还被当做一类‘文学’活动的名称，它迸发自正在‘英联邦’文学研究内运行的一种新的、备受欢迎的政治能量。”然而该词仍旧被时不时地用来直接指“反殖民”并被用作“独立后”（post-independence）的同义词。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一词即使在其起源地也是矛盾重重、充满争议的。这就提醒我们，在使用后殖民理论时，不能也没法照搬照抄，而是要分析其后结构、后现代的理论背景，探究它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因素，结合当地的殖民主义后果和新殖民主义因素，修正甚至重新建构本土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让后殖民主义理论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地文化和政治语境中的诸多问题，在当地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