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新性别话语

中国社会主义被提到最多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一个崇尚女性对男性和权威服从的东亚社会，实现了男女平等。由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它认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参与公共空间、接受教育、进行生产的权利。至于有关性和家庭两性关系的私人领域，社会主义学说的介入并不充分，它只提供一些关于相互尊重、宽容和分享之类简单的道德声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和延续了传统文化对家庭责任的规定。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反对包办婚姻，积极为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希望其通过自由恋爱、培养感情，以此为基础组建家庭，而另一方面又强调家庭稳定和为了家庭牺牲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使公民更积极有力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这种反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性需求、身体的吸引力和经济地位等因素都被淡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性别政治是自上而下的、不平衡的，是以对国家的服从和自我牺牲为文化规范的，只要其能够很好地配合国家建设，它就很少被讨论和质疑。家庭观念和与之相关的两性关系并未得到附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女性研究的充分关注和讨论，它们只是从传统文化中被简单地借用出来，为新的社会秩序服务。

改革开放时期的话语场域开始强调“个体”这个话题，并关注“个人权利”的张扬在家庭关系中的体现，这一方面是在文化上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另一方面设置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的议程。美国学者吉尔（Rosalind Gill）在《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一种情感模式的组成元素》这篇文章中提出，后女性主义的文化情绪具有以下一些特征：认为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体和生理特点，强调女性主体的自我认同，对自我监控、自律和自我完善的推崇，对个人主义、选择和授权的关注，化妆美容与自我实现的联合，以及自然性别差异观念的复苏等等。她还探讨了美国这种后女性主义的文化情感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Gill,2007）虽然中国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但社会主义一般被视为包涵了阶级、性别和种族解放的总体社会运动，其不仅使阶级平等制度化，也使性别和民族的平等制度化。因此，改革开放时代的情感结构与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个人自由和责任感方面的表述具有结构和主题上的相似性，它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文化、性别的权力结构塑造和影响着个人发展的可能性，都坚持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和自我改造来获得幸福的生活。差异与不平等被认为是个体的机遇和努力所导致的，而非社会决定的。此外，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论述不仅大力宣扬个人主义作为对过去压抑的集体主义的反拨，而且还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减少提供了合法性论述。公共服务的削减和市场化的策略通常是在“经济改革”的口号下进行的，集体主义时代的低效和对个体创造性的压抑成为改革最重要的理由。但是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对于女性而言有着更大的影响，因为抚育孩子、照料家庭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职责，社会主义文化并没有在家庭劳动分工方面带来重大的变革，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然是中国家庭性别分工的主导观念。当国家以改革为由回避了补偿或解决家务劳动的职责，女性只能依靠自己来缓解家庭受到的影响，女性需要对家庭负责任的观念因此得到加强。

同样，性别压迫的观念就像阶级和民族压迫的观念那样，被认为是一种使人们相互敌对的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受到抨击。此时，“人性”被重新发现。人们认为，性别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而非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所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在公共空间为女性提供平等工作机会的政策是违反自然的，将会对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家庭关系紧张、孩子被照料不周、更大的雇佣压力等等。事实上，我国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女性应当接受“回家”做家庭主妇的观点，以降低失业率。当代中国的就业市场充斥着各种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和以女性为牺牲品的职场潜规则。在任何一方面，特别是学界或者政治方面具有影响力的女性，都被文化主流看做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具有威胁性的。在媒体上，总是不断重演着有关历史上那些篡夺政治权力从而祸及整个国家的女人的电视剧；而在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中，女博士被称作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种性别”。这一类有关女性气质与女性社会角色是天然的、与身体相关的，如果违背就会造成人伦和社会的混乱的当代思潮与西方后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和表述方式。

但是，关于改革开放时代性别话语，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做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就像吉尔指出的那样，后女性主义是各种性别政治碰撞融合的舞台，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的，也包括传统的或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被商业化的主体性。（Gill,2007）同时，有关性别地位和性别认同的各种思想既相互协调又对抗。例如，时尚产业的迅速发展、化妆品销售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女性身体的美容项目，都指向了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体特点，女性应该通过不断地观察和规训她们的身体来保持性别安全和社会地位这一普遍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媒体视作女性增强个性和自豪感的方式而大加推崇。他们假设女性是为自己而非他人做出这些行为，似乎是为了更具女人味自愿付诸行动，而非出于为达到与男性虚幻的平等这一外部压力。因此，有关女性主体性、个性、个人自由和自决的话语使那些塑造女性生活、限制女性选择的社会文化力量具有实际的效力。同样，女性传统价值观和分享、自我牺牲、照料他人的社会主义精神遗产实际上融合在了一起，成了一项重建家庭是爱和关怀的安全港，以对抗充满恶意、危险的市场和竞争等社会领域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工程。革命的话语过去诋毁家庭这种组织形式，认为它是男权统治、压迫女性和孩童的工具，所以国家总是称自己为新的、包括所有人的、平等的大家庭。现在，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小家庭重新获得当代文化的青睐。

改革开放时期的性别话语是多声部的，充满矛盾的：关于女性解放、独立和自尊的叙述，与为了赶上时代不断自我提升的新自由主义情感共存；女性气质是天然的，与女性应该遵循有关如何重塑身体、改变外表来变得更具女性魅力的矛盾观念吸引着同一批受众，满足了相同的市场需求；为了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家庭观念和个人主义被大力宣扬。后文将对《非诚勿扰》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以阐明当代中国复杂、旋绕、纠缠的性别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