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陈昭全

Rutgers University

张志学

北京大学

David Whette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引言

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理论、对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建立理论是驱动和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一种智力的、情绪的和审美的活动。所建立的理论的质量和强度是评估科学研究者对科学领域贡献和影响的黄金法则。由于一些学者批评组织管理领域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AMR在1989年、ASQ在1995年分别组织专辑来讨论理论建构的问题。尽管如此，比起学术研究中的其他方面（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等），学者们对于如何建立理论的讨论相对少得多，而且也比较零散。许多人甚至觉得建立理论不是能够学会的科学，而是依赖个人特质和天分的艺术。在本章里，我们将分析理论建构的过程以便让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了解怎样建立一个好的理论。为此，我们将首先阐明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建构，然后描述理论的主要成分以及它们在一篇实证性的论文中的位置，最后探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发表在以上提到的两本管理研究杂志专辑中的文章中的观点，也吸收了诸如Merton（1968）、Glaser和Strauss（1967）等学者对于如何建构理论所发表的经典论述。我们还引用了不少研究作为范例来说明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读者可以通过本章后面列出的主要文献去查看这些研究的全文。这些研究中的多数是与中国管理研究有关的，不少是华人学者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比较熟悉这些研究，从而更可能分析这些研究在理论建立方面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在看完这些研究后更能够联系中国的管理实践思考理论建构的策略。

3.1 理论和理论建构

3.1.1 什么是理论？

Merton（1968:39）将理论定义为“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能获得实证性验证的若干命题”。Bacharach（1989:498）将理论看做“一个概念和变量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概念之间通过命题联系在一起，而变量之间则通过假设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下面将详细介绍理论的构成以及建立理论的过程。需要明确的是，可以在抽象和操作两个水平上形成理论。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直接的对照物（如社会地位），而操作性概念能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如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抽象的理论由概念和命题构成，而操作的理论则由变量和假设构成。那些旨在建立理论而非验证理论的概念性论文中的理论通常包含概念和命题，而那些旨在验证理论的实证性论文中的理论则是由变量和假设组成的。在讨论建构理论的过程时，我们是基于实证性论文而非理论性论文。大多数实证性论文，从验证理论的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对变量进行清晰的界定、根据概念和命题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而对理论的抽象和操作性两个方面往往没有清晰的区分。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理论在抽象水平上的差别，但在我们的讨论中，概念和变量以及命题和假设的含义都是等同的。而且，我们将理论建构当做实证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将理论看做一篇实证性论文中的最终产品。一些学者专门撰写理论性文章用于激发或者指导后来的实证研究，例如发表在AMR上的论文。

尽管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也适用于理论性文章，但是理论性文章和实证性文章有重要的区别。大多数理论性文章会回顾和评论以往相关的实证研究，以此作为建构理论的一部分，但它们不需要有数据。在AMR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性文章有时会报告一些新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大多是初步的和不系统的，这些数据本身不足以严谨而全面地验证一个理论。在实证性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的价值是与所报告的数据密不可分的，这些数据应当是理论成立的基础；或者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支持基于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在实证研究的背景下讨论理论及理论建构。

3.1.2 中层理论

在我们看来，理论这个概念在美国被过于通俗化，而在中国却被过于神秘化。在美国的大众语言中，理论可以是对于问题的解释、推测，对于某种事情的猜想或者对于日常生活中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测。如果某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往往觉得很不错；不过即便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相反，中国人很少在大众语言中将理论用于日常发生的事情上，他们倾向于将理论看做是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基本规律的哲学思考和系统观点。在本章中，我们既不像美国人那样将理论看做对于事物所做出的解释性的或者预测性的看法，或者认为任何能够提出某种意见的人就是理论家；同时，我们也不像中国的精英们那样将理论看成是伟大的、包罗万象的系统原则和规律，并认为理论家就是像孔子、马克思或者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Merton（1968）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ies），而我们所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通过实证研究提升组织和管理知识的研究者。

首先让我们澄清什么是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相对于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和细微理论（trivial theories）而言的。美国民众流行的理论定义似乎更像细微理论，而中国民众流行的理论定义更像是宏大理论。宏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高度复杂、非常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其试图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中的大部分方面。自然科学和物理学中的模型以及社会学的先驱者都希望建立宏大理论。例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Parsons的功能理论以及Homans的社会交换理论都被认为是宏大理论（Merton,1968; Bourgeois,1979; Wagner & Berger,1985）。中国道家的阴阳理论也是一种宏大理论，它认为可以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划分为相互冲突而又互相补充的阴和阳两种成分，事物的任何一种状态都可以通过阴和阳两种成分的平衡和变化来加以解释（Fang,2011; Li et al., 2009）。通常，宏大理论就像一种范式，代表那些广泛意义上共享的信念和看法，这些信念涉及世界的起源、本质以及运作的基本法则。这些范式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理论的透镜，去界定和检验世界。在社会科学当中，类似范式的理论代表着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差异，它们使得研究者将注意力聚焦到颇不相同且又相互补充的课题上，包括供求关系、社会规范与结构以及个体差异。在更小的范围内，每个学科都有一些理论应用于较大范围的现象和情境条件中。读者可能熟悉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diffusion theory）、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等。这些理论常常担当学术研究中的通用参照框架的作用。这些理论是旨在被应用的，而不是被有系统地进行检验和改进。因此，这些更一般的理论往往被作为建立及检验组织和管理中新的中层理论的基础。

细微理论被Merton称为“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它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常识。例如，当某位经理的下属早晨上班迟到了，而前一天晚上电视直播了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的实况，经理便假设下属是由于睡过了头而迟到了。与宏大理论一样，细微理论更多地作为基本假定而非可以检验的假设。

我们可以根据理论所涉及现象的全面性来看宏大理论与细微理论的区别。宏大的理论最为全面，因为它们包括了一套相互联系的法则（命题和假设），这些法则涉及许多不同情境下的各种现象。相反，细微理论只集中于有限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只与有限情境下的少数现象有关。还可以根据理论的抽象程度来看两种理论的差别。宏大理论最为抽象，其中的概念与假设之间、命题与假设之间的距离最大，从可观察的现象识别其背后隐含的法则也最难。细微理论则截然相反，它们最具体，理论与可观察的现象之间几乎是相同的。中层理论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它在全面性和抽象程度上都是中等的，目的在于通过抽象化的学术概念去揭示所观察到的特定情境条件下的现象背后的模式。所以，中层理论是有边界的，它只适用于某些现象而非所有的现象。中层理论的提倡者力求在研究的集中性（集中于某些现象或者现象的某些方面）和全面性之间取得平衡（DiMaggio,1995），以及在精确性和广泛性之间取得平衡（Osigweh,1989）。

对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建立中层理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也是现实的选择。这是因为组织具有边界，而组织现象又是高度情境化的（徐淑英、张志学，2006），很多社会或者政治的因素会影响到组织管理实践中的解决方案。这种特性使得组织研究者容易以实用的术语来建构理论，并通过发现在组织情境中存在的具体关系而建立起一些细微理论。建立中层理论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它需要学者的勇气、智慧和想象力（Weick,1995）。不过，从几个方面看，追求建立宏大理论对组织管理研究者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甚至是有害的。第一，正如Merton（1968）和Bourgeois（1978）所主张的，尽管建立宏大理论可能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当前的社会学和组织研究还没能完成建立宏大理论的足够的知识积累。第二，社会科学中的宏大理论的建立导致了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或哲学派别，阻碍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Wagner & Berger,1985）。第三，社会科学并不像物理学那样，它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建立抽象而广泛的理论往往会牺牲对于现象的准确认识，而且很可能使得理论无法证伪（Popper, 1959; Bacharach,1989）。社会科学中的宏大理论由于其高度抽象，很难将其概念和命题操作化为变量或者假设，或者由于其概念和命题高度抽象，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的操作化可能完全不同。这些情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无法对宏大理论进行验证。相反，中层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建立起来后需要被验证。因此，这种理论就成为宏大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的重要桥梁。

3.2 中层理论的构成

以往学者对于中层理论有几种描述。“理论是言语性或符合性论断（命题）的集合。理论识别什么变量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理论要澄清这些变量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理论还要澄清在什么条件下这些概念应该彼此关联或者不关联。”（Campbell,1990）“理论是回答为什么的。”（Sutton & Staw,1995）理论用于说明什么导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Christensen & Raynor,2003）。理论是“一种有关在某些条件假定和限制下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Bachrach,1989）。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组织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复制其成功；如果看到某个组织做得很差，则希望避免失败。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一个理论——对于什么导致了所观察到的结果的解释（Pentland,1999）。

基于以上学者对于理论的界定，我们将理论定义为：一个有关概念和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论据，它用来解释为什么某种后果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中层理论的建立将会涉及这些重要的成分：概念、所提出的关系、机制或原则和边界条件。

如上所述，理论乃是对于揭示现象的若干概念之间在特定条件下所存在的关系的一种陈述。理论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提纲挈领的表述，让人们了解纷繁复杂的现象或者事件发生的脉络和原因。所以，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将最相关的概念以符合逻辑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清晰地表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了解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可以将理论看做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proposition）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通过假设将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以往学者对于理论的构成有所论述。例如，Dubin（1976）认为理论包括构成现象的若干单元（units）、各单元之间的互动法则（laws of interaction）、理论成立的边界（boundaries）、决定各单元之间的互动表现的系统状态（system states）、关于这些单元之间互动的命题，以及用于对这些命题进行检验的实证指标（an empirical indicator）和假设。根据Dubin（1976）和Whetten（1989）的观点，我们认为理论建构应当包括什么（what）、怎样（how）、为什么（why）和谁（who）这样四个成分。明确地说，理论是进行解释，而非仅仅描述。仅仅提出或者证明两件事情是相关的，与提出某个事情实际上可以解释另外某个事情的发生或者其程度，这二者是不同的。

3.2.1 有关概念

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构件，它们是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一种表达和说明。由于概念是对现象的抽象，因此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概念能够反映特定事物或现象同其他事物或现象区别开来的本质特性。在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包括权力、独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网络中心度、成就需要、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资本。概念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内容）和外延（范围）。概念的定义会列举出概念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的一系列独特属性。精确而全面的定义能够确保概念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能够被准确地在现实世界中识别出来。例如，组织独特的竞争能力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而又难以被模仿且没有合适替代品的组织资源。

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适用范围的大小。换句话说，它指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有哪些”。“组织”（organization）这个概念能够用来描述多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例如营利性组织（如企业）或者非营利性组织（如政府）。在组织研究文献中，它也被用来表示组织的不同概念。其中，社会学观点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选定的、预先指明的社会形式的产物；而心理学观点则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组成的。因此，在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如组织认同或组织伦理，就需要对“组织的”（organizational）意思进行详细说明。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把分析层次作为形容词来界定特定概念的范围，如组织的而非群体的领导，个体的而非组织的诚信（integrity）。

如上面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解释所指出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学术论述中的基本名词。概念都必须有实证的指示物，而且它们的定义常常与日常使用的相互重叠。对于打算在研究中使用学术概念的读者而言，熟悉如何在特定的学术社区中使用特定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常常能够在一系列已发表的、相互大量引用的研究中反映出来。

尽管我们的大部分论述都同时适用于概念和变量，仍然有必要列出一些概念和变量之间的关键差异，特别是在实证的学术研究中使用时的差异。变量和概念是表达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方式。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被测量。所有的变量都应当可以被赋值。例如，“性别”作为一个变量时，可以用0表示男，1表示女。将“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变量时，它可以用某种量表来测量，并以数值的高低（例如，1代表低，5代表高，以此类推）来表示某人的满意程度。

在组织研究中，可能会使用多个不同的变量对同一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因此，不同的研究可能就会报告不同的分析结果，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时，很难对组织研究中的一些概念进行操作化。比如，要研究工作情境中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可能想使用“权力”这个概念。然而，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在这类研究中使用的都是权力的反面：依赖，因为依赖更容易操作化。在常见的“方框和箭头”图中可以很简单地用“方框”来表示概念，想象一下这样的模型图，并记住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构件——概念基础。有一些指导原则能够帮助读者确保他们的模型中的“方框”能够被用来建构有用的理论。例如，尽可能使用相关概念的名称（而不是自己编一个名称）。概念的名称一般都是名词或者两到三个名词组成的词组（如团队构成、任务相互依赖性、组织规模）。在学术研究中，最好使用那些在相应的文献体系中已经被接受的概念，而不是一些日常用的术语（例如，使用“组织声誉”，而不是“外人的意见”）。每个概念都必须能够被操作化为一个变量（可以测量，测量值可以是从高到低，或者是“开”和“关”等），而且必须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因或后果。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指导原则消除了中层理论建构中宽泛类别（如环境、领导者、结构、技术）的使用。在这些宽泛类别之前加上一些形容词常常使得它们能够被操作化为具体的变量，例如环境的不确定性、魅力型领导风格等。要记住，研究中建构的中层理论是要被检验和应用的，因此应当仔细思考模型中的“方框”（即概念）的选择和命名。

在建构中层理论时，通常要考虑完备性和简洁性两个标准（Whetten,1989）。前者是指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将所涉及的因素都包括到理论中来，后者则指剔除那些不能够增加解释力的变量从而确保以尽可能少的概念来建立理论。研究者包括的概念或者变量越多，对于现象的解释自然更可能越完备。然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持简驭繁，以精巧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现象。因此，最好的研究是那些能够使用最少的概念对事物或现象提供最全面的解释的理论。

3.2.2 命题和假设

选定建立理论所需要的概念之后，紧接着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概念之间“为何”以及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与前面一致，假设有一个用方框和箭头表示的模型，研究者会用箭头来表示重要的关系，并用命题或假设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关系。如果我们把方框（即概念）当做一个故事中的各种角色，那么箭头就描绘了故事的情节。进一步说，一个故事不仅会告诉观众角色之间有何种关系，而且会解释为什么有这些关系。

如前文所述，命题和假设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命题涉及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假设则将命题涉及的广泛的关系以更为具体、可操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检验一个给定的命题需要检验多个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将一个概念操作化的假设。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没有数据的理论论文，例如那些发表在AMR上的论文，只包含命题而不是假设。而那些用数据来检验某个理论的论文，例如那些发表在AMJ上的论文，则包含假设而不是命题。

由于理论的目标是解释，而不只是描述观察到的关系，因此区分不同的“箭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例如，箭头代表的是因果关系还是流程关系（Van de Ven,2007）？组织研究领域中的很多文献似乎都将“因果关系”（causality）等同于“必要的前因条件”，即在观察到的结果之前发生的条件（事件、状态等），这些条件是结果能够被观察到的必要条件。尽管文献中对因果关系有不同的处理，学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解释性的理论必须超越对观察到的相关的简单报告或描述。

3.2.3 机制或原理

正如定义概念或者说“方框”对于学者来说很重要一样，定义概念间的关系，或者说“箭头”，也同样重要。仅仅列出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并不足以构成理论，因为无法排除前因X变量与结果Y变量之间只是相关或者共同受到另一个未指明的变量的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前面引用过的Christensen和Raynor对理论的定义中，“什么导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强调“理论需要回答为什么”。对“箭头”的含义的关注是建立“强”理论（Weick,1989）的关键。明确特定关系中的“为什么”成分的一种方式是使用如下的惯例：“X导致Y，因为……”这种格式提醒组织研究者解释每个关系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或者心理的原因—结果（cause-effect）的过程。Davis和Marquis（1995）在呼吁学者关注组织研究中层理论的潜在机制时提出了这个观点。有些情况下，一个关系中的“为什么”成分与“什么导致什么”成分是重叠的。例如，在一些社会科学范式中，我们可以说特定的X——前因能够解释Y——结果（比如，动机→绩效；隔离→偏见）。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为什么”某个X因素被假定为某个Y结果必要的前因因素并非不证自明的（比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并测量“箭头”背后可能的一种或者多种因果机制是必要的。

本领域内的美国顶级实证性学术期刊长期保持的一个期望就是实证研究必须做出理论贡献。这条标准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论文的作者应该对变量的选择的理由做出理论说明。要做到这一点，一种做法是援引相关的“宏大的”社会科学和组织研究理论中的一些机制，以可测量的变量（“方框”）或者不可测量的变量（如用箭头表示的、不可测量的因果关系）表达这些机制。这样应用宏大理论时，我们要想到，宏大理论是在像不经检验的范式一样起作用。例如，如果某个与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相关的变量与研究者感兴趣的结果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由此来讨论代理理论的边界条件是合理的（比如，某个在西方情境下稳健的（robust）相关关系在中国情境下的一些研究中变成反向的或者强度显著地减弱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代理理论是“错误的”。

从根本上讲，有三种关系可以被用来建立中层理论。直接关系，即那些用箭头把两个概念直接连在一起的图所表示的关系，如X→Y。间接关系，包含中介链的关系，比如X对Y的效应被认为是“通过”一个中介的概念产生的，我们把它称为Z中介变量（X→Z→Y）。有一些标准的统计方法可以检验特定X和Y之间的中介水平。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层理论都会提出“完全中介”而不是“部分中介”关系。第三种关系是调节作用。要强调的是，调节变量（我们且称之为Z调节变量）调节的是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变量。在图形化的模型中，很容易区分中介变量（Z把X和Y连接起来）和调节变量（Z的箭头对着的是X→Y中间的“箭头”）。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三种类型的关系。Shin和Zhou（2003）在关于领导方式、员工价值观与员工的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的变革式（transformational）领导风格对于员工的创造性有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主效应。变革式领导是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来影响创造性的，即内在动机在变革式领导与员工创造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保守性价值观会调节变革式领导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即保守价值观具有调节作用。综合主效应、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研究者就揭示了组织情境下员工创造性的机理。总之，命题和假设只能描述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表达出某种模式，但是理论却要对现象为什么发生提供合理的解释。

3.2.4 边界条件

即便存在通用的管理或组织的中层理论，也非常少见。换句话说，在建立和应用中层理论时，我们应当有个预先的假定：它们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适用（Johns, 2006; Tsui, 2006;Whetten,2009）。操作化地说，如果一个理论被应用在它的“边界条件”之外，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鼓励学者在建立或者实证地检验某个理论之后讨论它的边界条件。一般来说，研究者可以通过明确三种情境限制来定义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人、地点和时间（Whetten,1989）。比如，用装配线工人样本建立的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模型能否适用于知识型员工？或者更宽泛一点，西方情境下建立的公平原则在中国是否适用？

明确地承认管理和组织的理论并非通用的，并且积极地寻求对流行的理论边界条件的理解有不少好处。在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Lewin的著名论述“没有什么能像一个好的理论那样实用”:（1）只有好的理论才是实用的；（2）情境化是好的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改进一个理论的效用的途径是理解它适用的情境条件。因此，不论理论建构的目的是改进管理实践还是丰富组织研究的理论工具库，情境化都是“好”理论的一个必备属性。在结束这个部分之前，有必要指出，正如某个组织行为理论是通用的说法应当受到质疑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在更多的情境下对基于单案例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进行检验。换句话说，虽然中层理论常常是从单案例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但它的效用不能仅仅限于该研究的情境。只有在从各种情境下的研究中积累了足够多的、一致的支持性证据后，我们才能认为一个理论是正确的、有效的。

我们现在引用Dubin（1976）以Herzberg（1966）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来说明理论的构成。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有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种，而个体对于外界情境的反应则有满意和不满意两种。这个理论当中包括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满意和不满意四个概念，而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双因素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大量的命题，例如，个体对工作的最终态度乃是满意水平和不满意水平的总和，个体可能对组织冷漠，既不会体验到满意也不会体验到不满意，个体的满意水平与不满意水平是相互独立的。要在组织情境中验证双因素理论是否成立，必须要将这些命题转化为研究假设。为此，Herzberg将工作环境中的外在因素称为保健因素，包括员工的薪水、技术指导、人际关系、公司政策和行政管理、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安全等。这些因素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保健因素的实证指标，或者可以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变量。比如，薪水的高低很显然是能够测量的，而劳动条件就不能直接测量，因此必须要对其进一步具体化为诸如洗手间和休息室的舒服程度、是否给员工提供了煮咖啡的房间、组织允许的工间休息时间的长短等。同样，Herzberg将内在因素（激励因素）界定为获得成就、认可、责任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操作化和测量。根据这些可以测量的操作化的定义，研究者便可以在多种组织和个人情境下检验从双因素理论中得出的假设的正确性。学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双因素理论的边界条件。例如，有理由认为它更适用于管理人员（相比于相对更底层的员工），研究表明，对于基层的员工来说薪水和工作安全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3.3 理论建立与理论贡献

如前文提到的，诸如ASQ和AMJ等有影响的管理学杂志在对稿件进行评审时明确强调，对实证性论文进行评审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做出理论贡献的程度。撰写实证性论文的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他们的研究的理论影响力。介绍如何建立有影响的理论之前，我们想谈谈学术社区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3.1 理论的社会建构

一提到建立理论，有些人立即想到学者个人从事原创性的思考，然后提出某个理论。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必须富有想象力，并不断地尝试和实验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建立理论的工作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也就是说，理论建构涉及研究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相互影响。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写成一篇论文，投给某个学术杂志，杂志邀请同行对文章进行评审。评审人对文章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有时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是研究者当初考虑不周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的。研究者对评审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或者根据评审人的意见和建议对文章进行修改和完善，或者从事更多的研究弥补原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这样的同行评审过程，研究者的理论更为合理和严谨。

除了上述常见的正式评审过程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非正式的评审来提高文章的质量，即在将文章正式投寄给学术杂志之前，研究者先将文章发给与自己从事相似领域研究的同行，让他们提出意见。我们特别强调，为了使得研究有理论贡献，研究者一定要在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之前的研究准备阶段，听取别人的评论、意见和批评。美国社会具有良好而完善的学术社区，同行之间的交往非常紧密，信息沟通也非常频繁，相对而言学者更容易获得同行的评论。学者们也将听取同行意见作为从事研究或者建立理论过程中很自然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管理学界的学术社区还只是刚刚起步，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在孤立地从事研究，他们甚至不了解国内同行中有人已经或者正在从事相似的研究。由于没有在准备研究阶段获得同行的评价，最终的研究取得理论性突破的可能性更小，有的甚至只是重复以往学者的研究。所以，中国的组织管理研究者们要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一定要在研究的最早阶段有意识地组织社会建构，积极寻求学术社区和同行的评论。

我们所指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指向学术同行寻求建议和反馈，其二是指研究者之间的思想刺激。第一个途径是为了寻求反馈而建立社会网络。通过阅读文献、参加学术会议、参与专业学术团体的活动以及与个人所认识的同行们进行交流等多种途径，个人可以建立一个核心的同行群体，其中的成员都在相近的领域内从事研究。寻求核心群体中的成员的观点和建议，有助于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发现并选择恰当的理论视角、建立有价值的理论模型，以及根据研究的证据编织出一个清晰而流畅的故事等。核心同行群体应当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呢？规模有多大？这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理想的情形是，你所咨询的同行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见识，从而使得你与他们交流之后对于问题的理解大有提高。例如，如果你是第一次向某同行评审的专业杂志投寄文章，你就需要向那些已经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索取反馈。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你需要咨询的同行就不能是仅仅在一般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而是那些在一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学者。

作者也可以想象自己与一些专家进行对话和讨论来模拟社会建构。作者本人充当协调人或者领导者的角色，而其他主要的人物（或者他们的作品）代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看法。在这种模拟的社会建构中提出理论问题并对其进行争辩和解决。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而是表示作者决定在某个事项上持有某个立场、决定研究什么问题、选择某个特殊的观点，甚至形成某些假设。通过直接介入问题的讨论，并完整地考虑已有文献中的观点等方式做出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模拟的社会建构其实就是个人从事文献回顾和假设形成的过程。总之，提到社会建构，我们是要强调理论建构并非学者个人“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地让其他在某个课题上有知识和有信息的人参与进来。

我们认为，建立理论的过程由几个重要的活动构成，包括：发现和选择研究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或者解决方案，对解释或者解决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从而确定最合适的解释或者方案，以及根据实证数据建立理论等。在以下的部分，我们针对这几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3.3.2 发现并选择研究问题

我们强调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中层理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中等的，既不能太笼统和宽泛而导致宏大的理论，也不能太具体而导致细微的理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选择的问题的意义。因此，选择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评价一个理论的重要性究竟有哪些标准呢？Weick（1989:529）将理论建构比作思想实验，如果某个想法是有趣、真实、并非显而易见、合理而且美妙的话，就是好的想法。我们认为选择有意义的课题主要基于两个标准，其一是真实，其二是有趣。要达到真实性标准，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从实践意义的角度看，所研究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而满足有趣的标准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否有趣？按照严格的实证主义的观点，所描述的问题以及所建立的理论应当能够最好地表达现实的世界。此外，作为应用性的科学探索，理论应当紧密地联系实践，研究者应当选择与外部实践有关联、往往在实践者看来是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最为推崇的有趣的标准是，所研究的问题对目前的知识的进步做出潜在的贡献（如Davis,1971; Weick,1989），他们喜欢那些更有趣的问题、概念和假设。一个研究问题是否有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能够克服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欠，从而具有为该领域增加新的知识的潜力。真实性标准和有趣性标准的不同在于，真实性标准是外部导向的，它注重与现实的关联并为真实世界所验证；而有趣性标准则是内部导向的，它注重研究者的想象力，并与本领域中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相关联。

根据我们的观察，管理学者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但对于有趣性的标准关注不够。中国的管理研究者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更强。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企业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新出现的问题急需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管理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目前还很年轻，管理研究者与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交流。此外，即便许多管理学者接受有趣性这个标准，他们也只是强调某个领域没有人做过，认为只要是新的领域就会有贡献。虽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发现强调其研究的新，往往是由于他们不熟悉以往的文献或者对于已有的研究了解得不够全面。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新的现象，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前人研究过的某个老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反，有时看起来显而易见的现象往往蕴涵了在理论上有趣的成分。此外，以往的学者之所以没有做某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够有趣或者理论贡献太小。所以，仅仅强调以往没有人做过某方面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体现研究的理论意义。

我们建议研究者综合真实和有趣两个标准来选择研究问题，但又要谨防与现实粘连得过于紧密。首先，建立理论涉及想象力和创造性，过于贴近现实世界很可能会使得研究者过早地将那些有趣的概念和命题排除掉。其次，过于强调与现实匹配会使得所建立的理论倾向于与那些有权势的组织人物保持一致（Weick,1989）。有权势的人在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与学者接触的机会更多、发布的信息更多，如果学者不撤离现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无法对现象进行更全面和更合理的解释。最后，与社会现象联系过密，使得研究者无法超越现实、从现象中跳出来，从而无法从更加抽象的视角去理解现象的本质。由于陷入到现象之中，最终只能就事论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非常细微而琐碎。学者与实践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者对于管理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之后，从实践中暂时撤离出来，独立地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否则，就会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3.3.3 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

可以根据两种方法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科学贡献：实证的和理论的。评价实证贡献的主要依据是理论被数据支持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被更多和不同的实证观测支持的理论，其贡献更大（Stinchcombe,1968）。实证贡献主要关注对于理论的检验，即理论与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评价理论贡献则需要参考其他相关的理论来进行。组织管理研究者倾向于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而对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我们认为要同时考虑两种贡献，但要更加关注理论贡献。受到Wagner和Berger（1985）关于理论发展的观点的启发，下面我们阐述四种发展理论的方法。这四种方法分别是：深化（elaboration）、繁衍（prolif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整合（integration）。

深化是指研究者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成分，使得原来的理论更全面、更具体、更精确和更严谨，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新建立的理论并没有挑战或者背离原有理论的假定和原理，它与原有理论所阐述的问题是相似的，支持理论成立的实证性数据或观察也是相似的。运用深化的方法来发展原有理论的通常策略是，增加调节变量，显示原来理论中的命题或者假设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不同。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原有理论中的变量之间增加中介变量，揭示原有理论中的两个概念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程。例如，以往的研究表明，程序公平与个人所获得结果的好坏交互影响个人对于组织决定的反应。也就是说，虽然个人所得到的后果不好，但只要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在程序上是公平的，个人的态度或者反应就不那么消极（Brockner & Wiesenfeld,1996）。Kwong和Leung（2002）则认为，这二者的交互作用会受到个人与做出决定的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添加了一个调节变量。当个人认为这种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时，上述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而当个人认为他们与做出决定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的时候，程序公平和后果的好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Kwong和Leung的两项研究都证明了这种假设。他们就是通过增加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调节变量来对于以往的理论做出贡献。

再比如，学者们提出团队的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eory system, TMS）概念来解释有效的团队的工作机理（Wegner,1987），认为TMS作为一种团队处理信息以及综合、协调不同成员的知识专长的认知系统，能够让团队成员彼此了解并利用各自的专长来完成复杂的团队任务。以往学者认为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影响到TMS的形成（TMS作为因变量），还有学者考察了在现场环境下TMS作为自变量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如Lewis, 2004）。张志学及其合作者（Zhang, Hempel, Han & Tjosvold,2007）指出，在组织环境中，TMS的发展必然受到诸如团队氛围、所从事任务的互赖性以及团队成员对于目标的认知等团队特性的影响，而TMS进一步影响到团队工作的绩效。他们假定TMS在团队的创新氛围、任务互赖性以及对团队合作性目标的认知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完全的中介作用，来自104家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数据支持了TMS的中介作用。这项研究通过揭示TMS在团队特性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对已有的TMS文献做出贡献。

第二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繁衍，就是研究者从其他领域的理论中借鉴某个或某些思想，将其应用到新领域中的现象上。繁衍与深化的区别在于，繁衍是将其他领域或者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一个新领域中的现象上去，而深化则是针对同一领域中的相同现象。运用繁衍途径建立理论时，研究者对原来的理论可能没有进行大的改变，但借鉴它的思想却能够很好地解释新现象。Hannan和Freeman（1977）将人口生态学运用到组织研究中是人们最常引用的理论繁衍的范例。人口生态学的概念起源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认为，那些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生命物种存活下来，而不能适应的物种就消失了。Hannan和Freeman将该理论用于企业的诞生、存活和死亡。他们认为组织的存活不是由组织努力适应环境而决定的，而是被环境的选择来决定的。他们认为多数组织都深受组织惯性之害，这种惯性阻碍了组织的适应性，使得组织与已经或正在变化的环境不相容。这些组织将会被那些更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组织替代。

有时学者们并非完全借用另外一个领域的思想和理论，而只是借鉴其中的某一个思想或者部分思想。例如，Gardner和Avolio（1998）运用戏剧的观点来建构有关领导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认为，魅力式领导者就是注重印象装扮的演员，而追随者就是观众。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过程就像戏剧一样徐徐展开，包括设计、编写剧本、登台亮相和表演等（framing, scripting, staging, performing）几个阶段。Gardner和Avolio系统地运用戏剧的概念来叙述领导者的绩效行为，并阐述决定这些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并没有完全将正式的戏剧理论移植到领导现象中来，而是从戏剧的效果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获得灵感。这是一种比喻性的理论繁衍。

第三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竞争。它乃是针对某个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却做出与原来的理论针锋相对的解释。新的理论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原来的理论的重大缺陷，从而提出另外的解释，甚至替代原来的理论。新的理论与原有的主流理论的对立程度可以有所不同。有时新的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对于已有理论提出挑战，但保留了原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结构。Wagner和Berger（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理论变式而不是理论竞争。在高度竞争的理论建构中，新的理论很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或者假定，以此来挑战原有理论的角度和假定的不足，新的理论可能对于相同的现象做出与原有理论截然不同的预测，并替代原有的理论。

Meindl的魅力领导理论（Meindl,1990,1995）就是一个范例。传统的领导学研究尤其是魅力式领导和变革式领导的研究，普遍采用一种领导者中心的典范，即认为领导力是驻留在领导者身上或者由领导者产生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它影响了下属，并决定下属和组织的绩效。然而，Meindl的魅力领导理论却认为，领导力是驻留在下属那里而且由下属产生的，是由下属主观建构出来的用以理解组织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一种东西。它是由组织绩效决定的，而非决定组织绩效。该理论刺激了领导学领域中以下属为中心的研究，填补了传统的以领导者为中心的领导理论的不足（Samir et al., 2006）。

另一个竞争性理论的例子是社会网络研究中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关系理论。以往的理论和研究强调强关系比弱关系具有更大的优势，但Granovetter则认为弱关系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使得个人获得新的、非多余或不重叠的信息，并能够使得个人与更多不同的社会网络建立联系，从而促进个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创新性。

第四种理论贡献的方法，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整合。在对理论进行整合时，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深化、繁衍或者竞争的方法。变式的整合理论表明，原来的理论变式一在某些条件下成立，但变式二则在其他条件下成立。例如，Xiao和Tsui（2007）关于高承诺组织中的结构洞的功能的研究是对原来的结构洞理论的重要发展。结构洞理论（如Burt,1997）认为，那些能够将两个及以上相互没有联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中介者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使得中介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机会并且能够决定给予谁更多的好处。Xiao和Tsui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结构洞不能使个人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还认为，在高承诺的组织中，中介者无法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两个好处。原因在于，在这种组织中，通过控制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好处的做法会受到组织内部规范的约束和惩罚；此外，结构洞的好处应该被其周边的所有人来分享而不是让结构洞的占有者独享。Xiao和Tsui推断，与低承诺组织相比，高承诺的组织中结构洞与员工的生涯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更弱。他们在四家高承诺组织中获得的数据表明，结构洞对于员工的生涯发展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是有害的。

除了这种深化的整合之外，还可以通过繁衍的整合和竞争的整合进行理论创新。繁衍的整合模型可以解释某种深层的理论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都存在；而竞争的整合理论可以吸收相互对立的理论中的某些成分而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从而统合原本对立的理论，或者明确它们在什么条件下相互对立，而什么条件下相互佐证。总之，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系和统一相互对立的概念和理论来发展新的理论。

陈昭全和他的合作者们（Chen,1995; Chen, Meindl & Hunt,1997; He, Chen & Zhang, 2004）采用了整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管理者和员工对于奖酬分配的偏好。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知觉？具体来说，在中国企业改革的背景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究竟会阻碍还是促进中国人对于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的支持？作者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两种理论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文化理论认为，集体主义者更加偏好平等的奖酬分配，而个体主义者则更加喜欢公正的奖酬分配（如Leung & Bond,1984）。系统目标理论则认为，当组织以生产为目标时，人们更偏好基于贡献的分配方法；而当组织的目标是员工的发展和凝聚力时，人们更偏好平等的分配（如Deutsch,1985）。两种理论对于正在经历奖酬体制改革的中国员工的偏好的预测是相反的。文化理论预测，由于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所以他们会抵制对旧的平等分配奖酬的体系进行改革。相反，系统目标理论则预测，由于中国的企业改革强调绩效导向，因此员工将更加支持奖酬分配改革。Chen及同事们整合了两种理论，提出一个动态的文化模型，将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作为组织情境，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员工的奖酬分配偏好。他们首先拓展了集体主义的概念，认为它包含两个维度：纵向的集体主义规定个人将集体的利益放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而横向的集体主义则指个人关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以及人际和谐与团结。他们推论，相比横向的集体主义者而言，纵向的集体主义者在分配偏好上将对于生产目标的优先性和赢利更加敏感。通过整合目标优先性和纵向与横向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个整合模型提出了以下的假设：同美国员工相比，中国员工表达出更强烈的经济/绩效导向并更加偏好差异性的奖酬分配（Chen,1995）；中国的纵向集体主义者会支持奖酬分配的改革，但横向的集体主义者会抵制奖酬分配改革（Chen et al.,1997）；由于企业改革已经涉及所有制的问题，生产目标的优先性会在所有制改革与纵向集体主义者偏好差异性的奖酬分配之间起中介作用（He et al.,2004）。这些假设都为实证的数据结果所证实。

整合方法大大地受益于多重理论和多重水平的观点。基于对“关系”的文献进行的综合回顾，Chen, Chen和Huang（2011）发现，关系研究可以归为三个理论观点：自我—实用（ego-pragmatic）观，社区—伦理（community-ethical）观和儒家关系观。Chen和Chen（2011）提出了一个整合的模型来探讨个人—个人关系（个人社会资本）是如何转化成为组织关系（集体社会资本）的，并探讨个人因素（如对于领导的信任和组织认同）和组织因素（如道德领导和正义氛围）是如何影响这种转化的。在这个模型中，作者采用了多重理论和多重水平的观点研究个人之间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自我—实用观解释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社区—伦理观则解释了跨层级的关系转化，而儒家关系观则阐明了人际特性和社区特性的作用。

以上关于做出理论贡献的四种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或者截然分开的，可以将他们看做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已有文献联系起来的手段。因此，学者可以在理论建立的某个方面使用深化的途径，而在另一个方面使用竞争或者繁衍的方法。例如，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不变性原则认为，理性的决策者对于相同的情境的选择偏好应当是一致和稳定的，不管以什么方式来呈现或者描述这些情境。但Tversky和Kahneman（1981）用亚洲疾病问题证明，当用不同方式描述相同的决策情境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被称为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他们告诉被试，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该疾病预计造成600人死亡。将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纳B方案，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一个都不能获救的可能性为2/3。第二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400人死亡；如果采纳B方案，没有人死亡的可能性为1/3，而600人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在第一种“正向框定”的条件下，72%的人选择A，即大多数人偏好确定性的选择；而在第二组“负向框定”的条件下，78%的人选择B，即大多数人偏好冒险。Tversky和Kahneman采用对立策略对个人偏好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

Wang在上述基础上对于框定效应发生的条件和机制提出了一个整合的理论。Wang（1996）借鉴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题目中所描述的疾病造成死亡的人数会影响到框定效应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人数很少，比如是6个或者60个，人们进行决策时考虑到与自己关系亲密甚至朝夕相处的亲属和朋友，就更可能采取“同生死共存亡”的策略，即不管在正向还是负向的框定条件下，人们都选择冒险。而当所描述的人数大于100以上时，Tversky和Kahneman发现的框定效应才起作用。接着，Wang（2008）又让大学生和高层管理者分别参加一个管理决策的练习，他将相同的决策任务描述为正向框定（包含机会）和负向框定（包含威胁）。结果发现，大学生在不同的框定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显著不同，但高级经理人的选择并没有受到框定条件的影响。这个研究证明，框定效应发生的重要条件在于个体在模糊的情境下做决策。对于高级管理者来说，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决策经验，所面临的情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模糊，因此框定效应没有发生。

3.3.4 理论建立过程中的演绎和归纳

归纳和演绎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是将笼统的、一般性的原则推演到具体的事例，而归纳则是通过对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从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或者原则。我们在这里不再从认识论、哲学或者逻辑学的角度对于归纳和演绎过程以及二者的差别做过多的阐述，而是主要讨论如何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归纳和演绎。演绎式的理论建构主要依赖于学者的逻辑思考，这样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AMR这类的理论性杂志上，这类杂志不要求数据必须是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部分。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有明确的区分，验证理论的论文必须要有数据，而建构理论的文章则不需要数据。因此，演绎导向的理论家将主要精力用于回顾以往的理论，从中发现空缺、不一致或者缺欠，以便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来弥补这些不足。当然，他们也会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只是将这些实证研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而不会仅仅对于这些实证研究进行检讨来提出理论。

相反，归纳取向的理论家认为，由于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人类对它们的了解不够，理论应当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现实，研究者应当积极而紧密地贴近现实，并系统地搜集数据和分析数据（Glaser & Strauss,1967; Dougherty,2001）。在这些学者看来，没有数据就不可能有理论，数据是理论产生的唯一来源。他们所说的数据是广义的，包括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也包括观察、访谈、信件、故事、照片和档案等资料。他们强调，研究者要深深地浸入到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当中去，并与其中的主要的社会行动者进行频繁的交往，以便真正了解社会现象，从而建立起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强调了归纳和演绎的区别。事实上，二者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相互重叠，且常常交织在一起。演绎导向的研究者并非仅仅依赖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建立他们的理论。在选择研究问题、建立概念和假设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从个人经验和观察中受到启发。有些人会通过中心小组访谈、开展个人访谈或者分析档案资料等途径，帮助自己提出概念或者对概念和命题进行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先接触和了解现象，然后提出一些概念和命题。这种做法有点像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建立理论的过程。还有的学者事后建立或者选择某个理论，来理解已经搜集到手的数据。也就是说，他们并非首先提出理论，然后搜集数据验证或者修正理论，而是像事后诸葛亮似的找到更好的理论来理解手头的数据。总之，尽管研究论文报告时主要是以演绎的方式建立理论，作者从以往的理论和研究中推导出当前的新理论，但实际上，理论建立的过程涉及演绎和归纳过程的不断互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立的过程也是如此，许多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并非一点也不了解以往的理论，已有的理论可以是他们研究的起点，或者他们也可能将搜集到的数据与以往理论框架进行比较。有时在早期的酝酿阶段，某些概念或命题已经浮现，通过演绎的过程影响了进一步的数据搜集，而搜集到的数据又为概念和命题的发展与修改提供更多的证据。所以，可以将扎根式的理论建构看做是归纳和演绎的轮回循环的过程。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当具有同时运用归纳和演绎两个过程的能力，并能够熟练地在二者之间转换。

例如，韩玉兰（2010）在对中国企业里的中层经理进行访谈后发现，那些成功的经理人在处理工作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普遍表现出了“有心”的特点。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她发现这些中层管理者所表现出的“有心”与心理学研究中有关“觉知”（mindfulness）的研究发现（如Brown & Ryan,2003; Langer,1989）以及佛教思想中的“觉知”表现有相通之处。于是，她提出了针对管理情境的“管理觉知”的概念并归纳出了其具体的表现。接下来，Han和Zhang（2011）以更多中层管理者提供的具体行为表现为基础编制了管理觉知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与现有的觉知量表以及相关的其他概念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澄清了管理觉知这一概念。而且，他们还检验了管理觉知对管理者的部门工作绩效和声望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以及情境不确定性（以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为代理变量）在其间的调节作用。韩玉兰等所进行的研究体现了理论建构过程中归纳和演绎的循环往复。

3.4 实证研究中的理论描述

Huff（1999）对“研究”（research）和“学术”（scholarship）做了一个有用的区分。她提出，研究可以是私下的行为，但学术则要求公开的探讨。将这种区分应用到理论发展中，我们意识到理论作品与实证作品一样，在发表之前并不影响同行研究者的思考。

有效的文字叙述是建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根据Sutton和Staw（1995）、Weick（1995）所写的讨论管理领域中的理论建构的文章中的观点来进行阐述。Sutton和Staw罗列出论文作者往往误认为是理论的五个东西，而Weick在对Sutton和Staw（1995）的评论中建议作者们保留这五个东西并将它们做得很好，从而构成理论的一部分。这五个被误认为是理论的东西包括：参考文献、数据、变量、研究假设和图表。这五个东西本身并不是理论，但它们有的是理论的重要成分，有的是表达理论——使得理论更有说服力——的有效方法。一个研究者能否将这五个方面描述得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于理论所做出的文字描述的质量。以下我们阐述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字叙述来帮助建立理论。我们希望在最后一部分强调的总体观点是，理论用一些事物来解释另一些事物。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描述一些事物或一些事物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回答：“这些事物是为什么以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3.4.1 讲述一个故事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有影响的实证文章或者概念文章一定会讲出好的故事。我们所理解的讲故事并不是说将科学变成了虚构或者仅仅做到自圆其说就行了。科学是关于真理的，但是科学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一篇具有很强理论的文章能够提出有趣的问题、制造冲突和悬念，从而将问题设计得错综复杂，从不同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找出一个最合理的，并表明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一个好的研究如果像讲故事一样阐述其理论，将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Weick（1993）关于组织感知崩溃的文章向读者描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和他富有洞见的分析。1949年8月5日，16位年轻的救火队员在美国Montana州的Mann Gulch地区扑灭森林烈火过程中有13人殉职。Norman Maclean对于这次事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烈火中的年轻人》（Young Men and Fire）一书，详细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Weick将这个事件与组织应对突然的危机或者预防灾难联系起来。他重新梳理并分析了该事件后指出，救火队员们在面对没有预料到的火势时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组织结构，这使得他们在危机面前更加焦虑和恐慌，以至于难以理解当时的情形。尽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救火队员提出了本来有效的逃生方法，但此时13人已经失去了判断力而朝另外的方向逃走，最终被烧死。Weick栩栩如生地复述原来的故事，并提出组织的复原能力来自四个方面：成员即兴的创造性或者处理问题的技能，即便组织系统崩溃但组织成员内心仍然存在一个虚拟的角色系统，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某些现象从而保持学习的开放态度，能够彼此理解的互动。

中国人由于碍于关系、人情和面子而不敢直接面对冲突，张志学及其合作者（张志学、魏昕，2011; Zhang, Zhang & Wang,2011）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关于中国人冲突处理的系列研究。他们证明传统中国人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导致人们在面临冲突时具有如下想法：如果自己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去处理冲突，对方会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这就是“负面预期”（negative anticipation）。负面预期导致个人不采取直接的行动去处理冲突。没有处理的冲突并不能自动消失，而是蔓延到随后的工作情境中，使得冲突升级。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最先导致人们不敢直接面对冲突的那个“负面预期”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偏差，是人们虚构出来的“负面臆想”。在这个基础上，随后的研究（Zhang & Wei,2009）发现，换位思考可以减轻“负面臆想”，从而使得人们更可能直面冲突。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少中国人在面临冲突时，会产生这种负面预期呢？Wei和Zhang（2010）发现，个人维持表面和谐的动机以及对于权力距离的认同，都会导致人们在面临具体的冲突情境中产生负面预期，从而导致冲突回避。将这种机理应用到企业情境中，魏昕和张志学（2010）发现，员工维护表面和谐的动机和遵循权力距离的倾向会导致他们面对上司的不当决定时不敢直言。张志学及其合作者的这些研究，最先讲了很多人因有话不直说而导致矛盾这一人所熟知的故事，之后揭示了冲突回避的机理以及影响因素，最后运用所发现的机理成功地解释了组织中人们缺乏进言这一比较普遍的现象。

通常作者需要在研究论文的导言部分使读者相信后面要讲述的问题和故事很有意思。作者需要告诉读者准备研究什么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为什么重要、研究这个现象会有什么贡献等。在阐述所研究的问题时，具有很强理论取向的作者往往一开始就会通过某种方法叙述问题，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作者所选定的相关理论观点上。例如，Farh, Earley和Lin（1997）介绍他们在台湾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全面地回顾美国主流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相反，他们叙述组织公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之后，指出对于组织公平的知觉会影响到组织公民行为，而这种关系会受到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遵循的影响。作者通过这种叙述方法，从开始就清晰地告诉读者他们将要讲述的故事。读者看完简单的介绍后，便有兴趣知道作者在后面要详述的内容。

在论证一个研究课题的价值时，作者可以强调某个现象经常发生或者对于组织中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会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要使得研究做出理论上的贡献，作者必须阐明这项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有时，作者可以在导言中简单地讲述他们的研究怎样对于已有文献做出贡献，并在随后的文献回顾和假设部分进一步论述理论上的贡献。有些作者喜欢将他们用新的样本或者在新的情境中验证某个理论作为贡献，或者将某些新的发现当做贡献来阐述。但是，一篇理论性强的文章应当从理论根据上来阐明其贡献，而采用某个新样本或者在某种新情境下验证理论并非理论贡献的基础。作者可以运用前面我们所提出的四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来说明他们的贡献。下面我们讨论文献回顾和假设部分的写作。

3.4.2 列出参考文献和引用他人成果

如果文章缺乏文献，将会成为作者个人的意见或者个人的经验之谈。引用前人的研究能够达到以下效果：表明作者认可并尊重他人的贡献，使得自己的观点更能够被人接受，也引导读者去看有关领域中的更多的文献。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它们都不能自动地提高理论的强度——支持概念和假设内部以及概念和假设之间关系的逻辑证据的合理性。要想提高理论的强度，关键在于要从所引用的文献中获得观点和证据来提高作者自己的论据和观点。一个好的文献回顾并非全面而忠实地介绍前人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做过的所有工作，它应当是帮助作者搭建自己的舞台，从而建立一个有新贡献的理论模型。我们特别用“帮助”而不是“替代”一词，因为哪怕作者是个经验并不丰富的无名小卒而被引用的人则是大名鼎鼎，但终究是由作者本人来进行发展概念和建构理论的工作。作者可能忠实而完整地叙述了在某个课题上的理论起源和发展演进，但由于其缺乏独立的观点，很可能被浩瀚的文献淹没，而没有能够报告一个合理的理论。在界定概念和提出概念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作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要明确自己正在建立某个观点，而自己正是这个观点的发言人，并由自己将已有研究中的观点组合起来支持所建立的新的理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或者完全被以往的文献埋没，作者不可能建立一个较强的理论。

管理领域中的理论越来越多，而学术杂志所允许的文章的篇幅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常常需要决定要引用哪些文献、不引用哪些文献。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倾向是多数作者都要引用最权威和最著名的文献，这种倾向导致了“仪式性引用”现象。即便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与某些权威文献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仍然在文章中引用这些文献。我们建议作者将是否贴切作为选择引用文献的第一标准，也就是说，引用那些与所讨论的问题最有关系的研究。根据课题的领域确定文献的引用而不是看那些大牌和名人。那些与作者的观点最相关、令人信服并且观点简洁的文献应当成为作者的首选。不过，考虑到理论建构的社会现实（DiMaggio, 1995），在一切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作者可以选择那些更加经典、更具权威的作品，也要选择那些发表在等级较高的学术杂志上的文章。通常准备将文章投寄到某个杂志，最好要引用这个杂志上以往发表的相关文章。

3.4.3 引用实证研究发现

引用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种论证研究假设常见的方法。如果这样做抑止或者替代了逻辑推理的话，它对于理论建构便是有害的。事实和数据本身并不是理论，因为对于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不可否认，在研究中被引用的结果多数也是基于理论预测出来的，但即便如此，由于作者引用这些发现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他们必须根据所要建立的新理论，重新检查过去已经被证明过的研究发现。因此，作者要在过去的实证发现之外建立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不要让事实和数据自己说话，而是利用已有的研究发现来提出概念性或者理论性的问题，或者运用这些发现来支持建立假设的逻辑论证。就数据与理论的关联而言，需要澄清的是，引用过去的实证结果不同于扎根理论方法。后者是指为了建立理论而搜集、积累以及分析数据。在扎根理论方法下，数据在理论建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即便如此，Mintzberg（1979:584）的评论仍然适用，“数据不能产生理论，只有研究者建立理论”。

3.4.4 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

概念作为理论的基本元素，其质量影响到理论的质量。本书中的其他篇章会论述概念的建立及测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供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框架和类型并且提供有关的调查数据，并不构成理论或者理论的主体。然而我们观察到，很多中国管理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仅仅给出一个概念和与概念有关的调查结果，他们误认为这就是理论。例如，某篇文章报告一个新的框架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另一个框架区分了不同的组织文化。不管这两个框架多么有效和富有洞察力，这两个孤立的框架都不能构成一个理论。而一旦作者提出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文化类型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并解释为什么二者会有这种关系，还探讨这种关系对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绩效产生的影响，一个有关所有制与组织文化的理论便产生了。例如，Tsui, Zhang, Wang, Xin和Wu（2006）根据领导者在冒险性、建立关系、关心员工、描述愿景以及监控运营五个方面的表现将领导能力分为强和弱两种，又根据企业在员工导向、关注客户、注重创新、系统管理与控制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的表现再次将企业文化分为强和弱两种。作者们并没有停留在对领导和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建立测量工具或者分类上，而是揭示出在具有很强惯性的企业（如国有企业）中，领导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更可能不匹配，并进一步通过对那些不匹配的企业内的有关人士进行深入访问揭示了领导与文化不匹配的机理。这就是一个理论，并对以往关于领导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做出了新的贡献。

3.4.5 为研究假设进行的推理

研究假设并不是理论，因为它仅仅说明或者预测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为这种关系提供解释。科学并不单单对于是什么做出说明或者预测，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在提供解释和理由时，作者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解释为什么两个变量具有所预测的那种关系。这需要研究者诉诸每个变量的意思以及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或者因果关系。这些解释也需要解答为什么两个变量存在所预测的那种关系，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作者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设，并阐明为什么其他假设都不合理，从而排除其他假设或者解释。其次，作者必须将所有的研究假设联系起来而不是让它们相互孤立。正是研究假设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理论的核心。理论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纲举目张”，变量是“目”，而将各个变量联系起来的理由就是“纲”，或者说单个的研究假设是“目”，而假设之间关系背后的原理和逻辑就是“纲”。“纲”使得读者从概念上和理论上理解“目”。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很强理论的文章往往从一两个概念性的陈述开始，并建立一个逻辑翔实的个案；这些陈述既简明扼要又相互关联”（Sutton & Staw,1995:377）。这段话意味着，概念和理论主题本身并不需要很复杂，但它们必须是统合性的，从而使得理论既令人难忘又令人信服。

3.4.6 运用框图说明理论

在管理学的文章中，人们通常用框图来表达某个理论。框图由方框和箭头构成。方框代表概念或者变量，而箭头则表示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完整的框图就能够将理论模型的大致脉络或骨架表达出来。当然，框图本身并不是理论，因为它缺乏理论的内涵。不过，一个组织得好的框图比简单的概念列表或者没有组织好的图表更接近理论。我们建议将绘制框图当做安排变量结构的手段，它服务于促进理论模型的建立和促进理论表达两个目的。绘制框图是学科思考的一个方法，尤其当作者拥有丰富的想法和较多的直觉性假设时，框图可以帮助他们将众多的想法凝练成正规的概念和理论关系。就表达而言，框图可以直观地显示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如果仅仅用文字来叙述变量之间的这些关系，读者很难理解。而一旦采用框图，读者便很容易理解这些关系。

例如，Hackman和Oldham（1976）的工作特征模型认为，核心的工作维度会导致个人体验到关键的心理状态，后者影响员工的工作状态。工作维度中的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和任务重要性会导致员工体验到工作的意义，而工作的自主性导致员工体验到对工作成果的责任，工作中的反馈导致员工了解活动的实际后果，这三种关键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影响了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以及缺勤和流失等后果。Hackman和Oldham认为，上述的关系受到诸如个人对情境的满意度、知识技能以及成长需求强度等个体差异变量的调节。Hackman和Oldham用如图1所示的框图很直观地将这个复杂的模型表现出来。

再比如，Shin和Zhou（2003）在关于领导方式、员工价值观与员工的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的变革式领导风格对于员工的创造性有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主效应。变革式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影响创造性，即内在动机在变革式领导与员工创造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保守性价值观会调节变革式领导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即保守价值观具有调节作用。本研究同时涉及主效应、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的框图可以清晰地表达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从这个框图可以看出研究中的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革式领导是自变量，员工创造性是因变量，员工的内在动机是联结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而保守的价值观则是调节变量。

总之，运用框图不仅可以更加直观地表达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便于让读者理解，还能够帮助或者训练研究者更为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理论架构。

3.4.7 结束并继续故事

对于一篇纯概念性或理论性的文章来说，只要讲完了理论，故事就结束了。当然有时作者会讨论如何验证这个理论。但是对于一篇实证性的文章来说，没有报告出数据、数据分析以及数据结果如何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和理论，故事就没有结束。而且，即便报告了这些内容，作者还可以续写故事，讨论由该研究引发出来的新问题供未来的研究去探讨。作者可以利用讨论部分来阐述从事进一步研究探讨新方向的可能性。与纯理论性文章中的理论建构不同，实证性文章中的理论建构可能会经历进一步的建构和再建构，原因在于研究者可能会重新检查数据，也可能是接受同行的建议，还可能是来自学术杂志编辑的要求等。很多人质疑事后建构理论的合法性，我们无意在这里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不主张让观察或数据指挥理论，即不主张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建构。我们建议，对于那些不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构理论的研究，作者要在搜集数据验证自己的理论之前回顾文献并建立假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一旦建立之后就坚如磐石、不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重建。在受理论指导的研究中，搜集的数据往往与理论假设不吻合，使得看似一个非常精彩的理论故事变得太简单、太宽泛或者过于迂回，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数据结果与理论完全相反。假如可以运用当前的数据来对理论进行挽救，作者就不得不对理论进行某些改变，这包括丢掉或修改某些变量和假设、添加边界条件，或者提出另外的假设。我们个人所遵循的叙述原则是，不仅使得修改后的理论内部的各个要素在逻辑上是一致和流畅的，而且要保证理论与数据之间是一致的。

3.5 结语

同其他领域中的科学研究一样，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构和推进理论。衡量一项管理研究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为管理理论做出了多大贡献。基于Merton对理论的分类，本章聚焦于中层理论。与Merton所提到的宏大和细微理论相比，中层理论适用于一些特定的条件范围，中层理论建立后需要得到系统的检验。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要素，概念的选择常常是因为受到相关的宏大或细微理论的启发。无论是借鉴以往的概念还是创造新的概念，研究者必须对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楚的界定，以便能够根据这个概念发展出可测量的变量。研究者通过使用一系列概念或者变量来形成具体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研究者需要详细而清晰地阐述概念或者变量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原理或者逻辑。我们所推荐的“X导致Y，因为……”模板能够提醒作者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理论建构过程的核心所在。总体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机制常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在本章中我们阐述了四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深化、繁衍、竞争和整合，并且提供了若干研究范例来加以说明。研究者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或者多种来推进理论。我们特别强调，理论建构离不开与同行的交流。在开展研究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准备阶段，听取同一领域内其他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者越早地听取同行的反馈和评论，其研究越可能做出理论贡献。

作为研究论文的作者，研究者需要通过恰当的写作来展现自己的理论贡献。作者要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突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或者独特的视角，在明确自己独特的观点的情况下引用前人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借助已有的实证成果支持自己的逻辑推理，借用图表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理论框架，在论文的讨论部分阐述将来可以从事的研究方向等。我们在这些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便突出实证研究的理论贡献。

明确理论的构成、理解实现理论创新的主要方法以及学会恰当的写作方式等都能够帮助研究者建立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对于管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并不断地修炼自己对于现象的洞察力。虽然本章在这方面没有过多的论述，但我们强调这是建构好的理论最有活力的智力源泉。

参考文献

Bacharach, S.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6—515.

Bourgeois, L. J. （1979）. Toward a method of middle-range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 443—447.

Brockner, J. & Wiesenfeld, B. M. （1996）.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reactions to decisions: Interactive effects of outcomes and procedu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0, 189—208.

Brown, K. W. & Ryan, R. M. （2003）.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esent: Mindfulness and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822—848.

Burt, R. S. （1997）. The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39—365.

Campbell, J. P. （1990）. The role of theory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In M. D. Dunnette & L. M. Hough（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Chen, C. C. （1995）. New trends in rewards allocation preferences: A Sino-US comparis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408—428.

Chen, C. C., Chen, X. P. & Huang, S. S. （2011）. Chinese guanxi: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Chen, X. P. & Chen, C. C. （2011）. Chinese Guanxi: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controversial. In X. Huang & M. H. Bond（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Integrat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ward Elgar.

Chen, C. C., Meindl, J. R. & Hunt, R. G. （1997）. Testing the effect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llectivism: A study of rewards allocation preferences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8, 44—70.

Christensen, C. & Raynor, M. （2003）. 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Davis, G. F. & Marquis, C. （1995）. Prospects for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stitutional fields and mechanisms. Organization Science, 16, 332—343.

Davis, M. W. （1971）. That's interesting.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309—344.

Deutsch, M. （1985）. Distributive Jus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iMaggio, P. J. （1995）. Comments on“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91—397.

Dougherty, D. （2002）. Building grounded theory: Som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Joel A. C. Baum（Ed.）, Companion to Organizations（pp. 849—86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Dubin, R. （1976）. Theory building in applied areas. In D. Dunnette（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Farh, J., Earley, P. C. & Lin, S. （1997）. Impetus for action: A cultural analysis of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421—444.

Gardner, W. L. & Avolio, B. J. （1998）.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 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32—58.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8, 1360—1380.

Hackman, J. R. & Oldham, G. R. （1976）.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6, 250—279.

Han, Y. L. & Zhang, Z. X. （2011）. Enhancing managerial mindfulness: A way for middle managers to handle the uncertain situ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2011 IACM annual conference, Istanbul.

Hannan, M. T. & Freeman, J. H.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929—964.

He, W., Chen, C. C. & Zhang, L. H. （2004）. Rewards allocation preferences of Chinese employe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Effects of ownership reform, collectivism, and goal priority.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221—231.

Herzberg, F. （1966）. 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Huff, A. S. （1999）. Writing for Scholarly Publ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Johns, G. （2006）. The essential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386—408.

Kwong, J. Y. Y. & Leung, K. （2002）. A moderator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7, 278—299.

Langer, E. J. （1989）. Mindfulnes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Lee, Y. T., Han, A. G. Byron, T. K. & Fan, H. X. Daoist leadership,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Chen, C. C. & Lee, Y. T. （Ed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Philosoph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ung, K. & Bond, M. H. （1984）.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ollectivism on reward allo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793—804.

Lewis, K. （2004）.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worker team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MSs. Management Science, 50, 1519—1533.

Meindl, J. R. （1995）. The Romance of Leadership as a follower-centric theor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Leadership Quarterly, 6, 329—341.

Meindl, J. R. （1990）. On leadership: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59—203.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Mintzberg, H. （1979）. An emerging strategy of direct resear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580—589.

Osigwen, C. A. B. （1989）. Concept falli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79—594.

Pentland, B. T. （1999）. Building process theory with narrative: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711—724.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wab, D. P. （1980）. Construct validity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B. M. Staw & L. L. Cummings（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 2, pp. 3—43）. Greenwich, CT: AI Press.

Shamir, B., Pillai, R., Bligh, M. & Uhl-Bien, M. （2006）. Follower-Centered Perspectives on Leadership: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James R. Meindl.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hin, S. J. & Zhou, J. （2003）.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onservation,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Kore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6, 703—714.

Stinchcombe, A.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tton, R. I. & Staw, B. M.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71—384.

Tsui, A. S.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 1—13.

Tsui, A. S., Zhang, Z. X., Wang, H., Xin, K. R. & Wu, J. B. （2006）. Unpac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Leadership Quarterly, 17, 113—137.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Van de Ven, A. H. （2007）.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D. G. & Berger, J. （1985）. Do sociological theorie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697—728.

Wang, X. T. （1996）. Framing effects: Dynamics and task domai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8, 145—157.

Wang, X. T. （2008）. Risk communication and risky choice in context: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hypothesis. In W. T. Tucker & S. Ferson（Ed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trategie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Evolution, Evidence, Experience. Oxford, UK: Blackwell.

Wegner, D. M. （1987）.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 In B. Mullen & G. R. Goethals（Eds.）, 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Wei, X. & Zhang, Z. X. （2010）. Why don't they speak up? Reluctance to express prohibitive voice and its mechanis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ugust 6—10, Montreal, Canada.

Weick, K. E. （1989）.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16—531.

Weick, K. E. （1993）. 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he Mann Gulch disast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 628—652.

Weick, K. E.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theorizing 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85—390.

Whetten, D. A. （1989）.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0—495.

Whetten, D. A. （1989）.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29—55.

Xiao, Z. & Tsui, A. S. （2007）.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e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1—31.

Zhang, Z. X., Hempel, P. H., Han, Y. & Tjsvold, D. （2007）.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links work team characteristics to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1722—1730.

Zhang, Z. X. & Wei, X. （2009）. Conflict avoiding: Its malfunctioning, mechanism, and s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9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August 7—11. Chicago, Illinois.

Zhang, Z. X., Zhang, Y. & Wang, M. （2011）. Harmony, illusionary relationship cos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ese contexts. In A. K. Y. Leung, C. Chiu & Y. Hong（Eds.）, Cultural Process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张志学、魏昕（2011），《冲突回避：弊端、缘由与解决方案》，《南京大学学报》, 6, 121—129。

徐淑英、张志学（2006），《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南大商学评论》, 7, 1—18。

魏昕、张志学（2010），《组织中为什么缺乏抑制性进言？》，《管理世界》, 10, 99—109。

韩玉兰（2010），《中国情境下的意义建构：中层管理者的管理觉知及其影响》，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