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

理性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概念。然而，完美理性假设与现实明显相悖，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并非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人类行为更多地具有“有限理性”特征。基于此，现代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出发，提出“有限理性”假设，试图寻找“理性不完全”的潜在因素，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理性概念的内涵。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则进一步推动经济分析转向人类行为本身，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现实地分析理性所受到的限制，以及这些限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一、理性的经济学涵义

在主流经济学视阈里，理性就是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对其所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优化选择。经济人（理性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信息，能对其稳定偏好进行排序，具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能力。“理性”的经济学含义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的自利性假设。其核心思想是，人具有和动物一样的求生本能，由于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每个人都从利己心（self-love）出发，争相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行为。

（2）极大化原则。即经济主体总以约束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为目标或等价地追求痛苦最小化。在理想状态下，经济人总能充分利用其无界的智力资源，经过精确的计算，使他们的选择在边界上停止下来：为增加一个边际量的“幸福”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痛苦”感正好等于该边际量的“幸福”感，即边际效用（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

（3）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存在一致性。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都是在与社会中其他的自利人发生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完成的，因此有可能存在所谓的“社会博弈”过程和“博弈均衡”，经济学也因此与社会学面临共同的基本问题。

二、理性的形式

经济学家们对经典理性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也派生出不同的理性形式。

（1）价值理性（目标理性）与手段理性。价值理性是指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本身是否理性，又称为目标理性。目标理性之所以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不仅为了生存，还希望生存得有意义。人类在追求一定的理想目标时，把善恶、好坏、美丑等作为评价尺度，价值理性强调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必须符合正确的价值取向。手段理性只强调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是否理性，行为目标是否理性则在判断标准之外。“‘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的选择无关，不论这种目的是什么”。

（2）本质理性（实质理性）与程序理性（组织理性）。本质理性与程序理性是赫伯特·西蒙将认知概念引入经济分析时提出的两种理性形式。他认为，个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智慧，经常面临不能立即最优化解决的异常复杂的决策问题。换言之，个人并不具备古典假设的本质理性。但人类可以具备程序理性。也就是说，人类在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能借助组织理性得以缓解——其选择过程的效率性可以通过理性组织中形成的规则与惯例等得到实现。

（3）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哈耶克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前者是指唯理主义建构论者们持有的理性观，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设计秩序，立法者的意志就是法律的起源。建构理性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将其推到了极限理性的位置上。哈耶克持有演进理性观，认为理性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些立法者理性设计的结果。

（4）适应性理性与创新理性。适应性理性的实质是有限理性，强调人类并非无所不知地最大化他们的既定目标，而是根据经验调整其目标，使之更可行。适应性理性注重“干中学”和个人经验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创新理性是指企业家偶然地打破已知限制，如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约束，作出发现并利用这些发现。将企业家式创新理性延伸到个人，则是说个人的理性行动发端于创新动机。当人们打破制度限制，例如违反传统或习惯，或当人们从事政治游说以谋求对一项制度变革的支持时，他们常常体现出创新理性。

三、理性概念的历史演化

最早描述理性概念的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伯纳德·孟德维尔。其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认为，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时，只要是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其结果就会自然而然地增进全社会的繁荣，其利益要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要大得多。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也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其后，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各分支学科都对“理性”进行新的诠释，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理性的内涵。

1．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观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23—1790）吸取了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精华，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首次涉及“经济人”概念。他指出，“经济人”具有双重本性：自利性（self interest）和社会性（social affectivity）。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作出经济选择的根本动机。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二是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的指引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是不包括“完全理性”含义的。后来者以其《国富论》为基础，推演出“理性”假定，其实质是单方面突出“自利心”而忽略了斯密的“社会人”（同情心）观点，是对其思想的歪曲和误解。

在经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在184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问题》的论文集中，提出应当把人的各种活动的解决方面抽象出来，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人”进行界定，使他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穆勒的“经济人”概念是从人类诸多行为动机中抽象出来的，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主要指“追求财富最大化”，不包括那些以非经济动机为出发点的行为。

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观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均衡分析为特征，信奉理性假说，在发展中将亚当·斯密等人提出的“经济人”演化成“理性人”，并使其成为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说。

这个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萨缪尔森为止。精通数学的萨缪尔森对均衡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使理性假设变得经典和简约。第二阶段由阿罗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止。阿罗创建的“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把理性假设变成了经济学界公认的经济分析的对话平台，在本阶段，经济学家们讨论“效率”、“福利”及“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都默许了理性假设这个前提。第三阶段则从博弈论方法开始兴起一直到20世纪末期，经济学开始利用微积分、集合论及其他数学工具来分析和理解人的行为，并把人的经济行为描述成为最优化的、合理的、运行良好的目标函数，而经济个体则演变成为一部理性的计算机器，其主观心理、伦理道德都被抽象掉了。在此阶段，理性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公理被普遍接受。

3.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对“理性”的再认识

理性人（经济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漩涡。关于理性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和“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围绕“利润最大化”的争论，以及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理性人”，这些再认识大致可以概括为对理性人的坚持、修补或抛弃。

（1）坚持理性人假设，发展古典经济学体系。

许多经济学家坚持理性人假设，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大卫·刘易斯（1969）认为，理性以及对理性的认识绝非个别情况，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不仅必须知道其他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必须知道其他当事人也通晓除己之外的当事人也是理性的，如此反复下去。他甚至认为放弃了理性，就失去了一切。

詹森和麦克林（1994）亦坚持理性假设，并发展了“足智多谋的、估价性的最大化模型”（resourceful, evaluative and maximizing model, REMM）。该模型有四项假设：个人是评价者，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个人是最大化者，个人是足智多谋的。前三个假设与经典理性假设基本重合——个人作为估价者，其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虽然目的不一定是自私自利）；个人作为有多重欲望者，同时是一个受约束的最大化者。第四个假设则突出了个人具有创造性行为的能力，能对变化了的情况迅速作出适应性的调整。REMM模型赋予经典经济人以更加灵活的理性。

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指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假设，现实行为主体总能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仅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在动力，而且还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换句话说，经济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可以尽可能地作出准确估计而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偏差。卢卡斯还认为，理性预期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结果之间的一致性，一旦不确定性因素的随机变动使人们的预期值偏离实际值，他们会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将预期及时调整到与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模型中，经典“理性”假设发挥到了极致：从整体和长期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会对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2）对理性人假设修修补补，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

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其更加贴近现实，仍旧是对理性进行再认识的主流。其典型代表包括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加里·贝克尔、阿马蒂亚·森、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和赖恩哈德·泽尔滕等。

在罗纳德·科斯在眼中，经典理性假说要求行为主体具备完全理性，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但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的制约下活动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也存在交易成本。这样，原来在传统经济学视阈中不重要的制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重新解释“理性”的基础上，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借助于交易费用、产权等概念，从制度与经济主体有限理性的视角开辟了对人类行为研究的新领域，提出制度的存在是为了构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互动。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与科斯不同的是，诺斯对经典理性人的修补是建立在考察人的认知过程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不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又被植入个人的学习中，成为路径依赖。换句话说，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知识都会向个人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损益的判断，左右他们的决策，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从而行为变得非理性。比如一个中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当他们在接触相同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是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虽然加里·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的行为动机，似乎与经典理性人的假设大相径庭。但通过对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建立了利他主义模型，但实际上贝克尔将人类利他的行为动机归因于行为主体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人们通过种种利他行为给自己带来了满足程度的提高。所以，从本质上讲，贝克尔对理性人的认识仍没有跳出经典理性人假设的窠臼。贝克尔在对经济人再认识的基础上，将经济理性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阔的纬度揭示经济人的某些行为特征。

阿马蒂亚·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解释经济人，对经典理性假设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同宗同源，应当把经济学回归到关注“真实的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森承认经济学“自利”的人性假设和追求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模式，但同时强调人类行为动机具有多样性，应加入伦理道德的内容，使理性模型更加逼近真实的经济实际。他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无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森指出，尽管自利是人行为的一个基本动机，但人们日常生活的很多行为都反映了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使我们远远超出纯粹自私行为的狭隘界限：人们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能够想到家庭成员、邻居、同胞以及世界上其他人们，而这正是斯密所揭示的。

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和赖恩哈德·泽尔滕将数学中的博弈论引入经济分析中，指出人类的决策收益不仅取决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还受制于相关行为人（博弈的其他局中人）的行为。博弈模型揭示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性质，使理性经济人由静止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加接近现实中的人。由于在博弈论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三人一起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3）抛弃理性人假设，将研究延伸到非理性行为领域。

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填补了传统经济学在非理性行为研究方面的空白，对经典理性人假设进行了辨证的扬弃，使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更加全面，开始包括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行为经济学等认为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也会考虑利他，有时也会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他们承认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

在实验经济学的视阈中，经济行为本身并非杂乱无章的任意妄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实验经济学试图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通过实验可以发现，现实中的许多实验结果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就在于经典理论将经济行为假设为完全理性，而被实验者恰恰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只有运用诸如期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谐理论、锚定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与实验经济学类似，行为经济学者从经济实验出发，也提出了人的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学家对理性的理解经历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非理性的演变过程，且认知规律对人们理性程度的影响机制将成为理性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