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儒墨兼用：传统伦理在道教中的神学变迁

对于社会化的宗教而言，伦理道德是不可缺少的内容。道教的思想建设当然也必定如此。但是，伦理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的。所以道教的思想建设者们不能不从传统中发掘合适的内容。于是，他们选择了儒家和墨家，通过梳理与改造而形成了道教伦理。

（一）儒家道德：道教神学伦理的内核

儒家在先秦及汉初居于“九流十家”之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颇受世人关注。“儒”本是一种职业。在早期，所谓“儒”指的是给富贵人家相礼的一批人。《论语·子罕》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的话多少反映了当时儒者活动的一些情形。

从渊源上看，儒家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但真正的宗师却是孔子。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一书中。作为一个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孔子的思想是很丰富的。由于他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古礼，其思想受到道家影响是有案可稽的。因此，他的有些主张与道家思想具有共同之处，如主张“守中”与“和”、反对刑罚及怀乡意识等等。但是，孔子毕竟自创了儒家学派，他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特性。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他基于“体用一源”的哲学立场来论述“仁”的理念。这个“源”就是人心，而“仁”之体就在于如何自处。换一句话来讲，“仁”首先是一种内在修养的功夫与境界。不论是“唯仁”、“志于仁”，还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都贯穿着自处必须以“仁”为本的精神。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以恭、宽、信、敏、惠五种德行律己。在孔子看来，为了求仁，哪怕早上听说并且明白了“仁”的道理，晚上死了也心甘。这反映了孔子自我修养立场的坚定和矢志不移的决心。

当然，孔子的仁学也不限于个人修养范围。当自己逐步升华到“仁”的境界的时候，就必须发而为用，这就叫做“利仁”。所谓“亲亲”、“爱人”以及杀身成仁、利国为仁等等都可以看做是显“仁”之用。孔子“仁”的思想与“礼”具有密切关系。到了周代，礼已含有道德规范和政治典章制度的内容，尤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更成为礼的主体内容。鉴于春秋时代社会秩序的破坏，孔子力图通过“礼”的文化建设来调整、改善社会关系。他充分认识到道德教化的重要地位，并且主张“神道设教”，把道德教化通过宗教礼仪表现出来。虽然孔子表面上“不语怪力乱神”，但在内心深处却也隐藏着祖先崇拜之类的传统宗教观念，他将伦理教化与宗教典礼相结合，这体现了传统的人文特色。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经过孟子与荀子等儒家杰出人士的弘扬而在社会上广泛流布。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神学化，他以孔子《春秋》为基本经典依据，并且吸纳了其他思想内容，尤其是五行家的神学观念，建立起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道德。董仲舒心目中的“天”不仅有意志有神性，而且也是美善道德的化身。鉴于整顿社会秩序的需要，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人伦次序标准。所谓“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了辅助“三纲”人伦原则的贯彻，董仲舒还把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从而与先秦孔孟所讲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相呼应。

从孔子到董仲舒，我们可以发现，儒家伦理道德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如果说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侧重于现实的层面，那么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则已具有鲜明的神学意味，这种神学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为后来道教的伦理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便。因此，不论是从东汉的《太平经》还是魏晋的《抱朴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道教经典在伦理道德建设问题上对西汉儒家神学伦理的借鉴。《太平经》说：“象天者，聚仁贤，明儒道，术圣智，此者名为象天也。”这种通过天象的比拟而论道德的思路与董仲舒的学说颇为类似，足见神学化的儒家伦理对于道教思想建设的确具有实际的影响。

（二）墨家道德：道教济世度人的依据

韩非子曾经说过，“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墨家在战国时代早已是很有影响的一派，其地位几乎与儒家差不多。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儒家的地位逐步上升，而墨家后来却沉寂了。尤其是汉代以来，墨家的思想基本上是由于道教的维护才使之有所传授。今存《道藏》中收有《墨子》一书，表明道门中人对墨家学说是加以继承的。

正如其他诸多流派一样，墨家也有自己的历史源头。与道家树立黄帝旗号、儒家树立尧舜旗号的情况不同，墨家尤其崇尚大禹。关于他的一般事迹，我这里就不想多说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墨家对大禹的态度，所以就侧重来谈谈这个问题。在墨家的代表作《墨子》一书中涉及大禹的地方不少，在该书的《兼爱下》中，作者引用了大禹准备征讨“有苗”时的动员报告，大禹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接着，《墨子》对大禹的行动进行了一番颂扬：“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墨子》在这里首先指出大禹征讨有苗的目标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地位，而是为天下兴利除害。接着，《墨子》表明了自己效法大禹的坚决态度，说明“兼爱”的传统根据——这就是从大禹那里得来的。由此可见，《墨子》对大禹是崇尚有加的。

墨家对大禹的推崇，这种情况连作为道家代表的庄子都有所记述。《庄子·天下》说：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墨子称赞大禹说：“昔日大禹治理洪水，疏通江河而使中国九州以及周边的‘四夷’都可以由水道来往，大禹亲自操作劳动工具，他干得大腿消瘦、小腿的毛也脱落了，不论刮风下雨都不能阻挡他的行动，他终于获得成功，使天下万国归顺。禹是天下的大圣人，况且以身作则，四处奔波不已，实在令人感动啊！”由于大禹的表率作用，后来的墨家人物大多穿着朴素，夜以继日地工作，相当刻苦勤奋。他们说：如果不能这样，就不是按照大禹的道理办事，也就不足称为墨家人物了。

《庄子》不仅引述了墨子称道大禹的言论，而且阐述了墨家效法大禹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庄子》的记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家是相当重视刻苦精神的，以为只有刻苦才符合大禹的劳动本色。

墨家这种效法大禹的本色，在道教之中也可以找到沿袭的证据。在四川省南江县有道教宫庙禹王宫，其内供奉大禹木雕造像一尊，高达4米，由整块樟木雕成，体态魁梧端庄，实属道教神像之珍品。道教不仅为大禹立宫庙，而且形成了以大禹为宗脉象征的法术，谓之曰“禹步”。《道藏》中有一部经典叫做《洞神八帝元变经》，这部书专门设立一章《禹步致灵》篇，其中说：“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此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盘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祗问以决之。然禹界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形，令之入术。自兹以还，术无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这段话叙述了大禹如何模拟鸟的动作来搬动大石头的过程，其字里行间充满了神奇的气氛，但却反映了技巧来源于实际生产的情况。不论禹步是否真的出自大禹的创造，它在客观上表现的是道教对大禹的推崇。道教推崇大禹，显然是对墨家思想的一种沿袭。

我在这里追溯大禹的“圣迹”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也许有人会提出：“你这一部分本来是要讲墨家道德与道教的关系，怎么讲起大禹的故事来呢？好像有点跑题吧？”我要告诉大家，大禹的故事绝非与伦理道德无关。墨家的伦理道德不是以高喊口号的形式来表现的，在许多场合是通过形象和历史来说明的。墨家讲大禹的目的是要提倡“地德”。什么是“地德”呢？就是效法大地宽容载物的精神。地德以谦下为本，以养物为怀。由“谦”而“兼”，兼爱天下而利人济物，所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才能利人济物呢？这就是要勤苦为大众服务。墨家认为当年大禹就是这样的，他以身作则，干得小腿都不长毛了，多么令人敬佩啊！这种利人济物的精神透过神话传说在道教中传播开来并且获得发展。在道教中有许多经典是讲如何利人济物的，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就是讲广度天下人与物的。联系种种迹象，可以发现道教与墨家的关系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