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绪论
一 《周易》的特征
《周易》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作。儒家以它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老》、《庄》、《易》）之一，无论研究天文、地理、音乐、兵法，还是研究声韵、数学、武术、气功，古人都喜欢援引、借助《周易》的学说；至于道士炼丹，术士算命，更是以它为根据，以它为招牌。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 《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至少是哲学指导的角色。它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罕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燦的明星。
《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我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其思想的深邃。
《周易》的思想很复杂，可以说是言人人殊。但是，阴阳对待、流行和时中，应是《周易》最为典型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阴爻
和阳爻-组成的。《易传》将其阐发为阴阳哲学，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周易》不但阴阳相对，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两两相对，乾坤、坎离、泰否、损益、谦豫、晋明夷……不但八卦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晦而已。所以，读《易》当以“对”观。《周易》的这一特点，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对待”观。这种“对待”观不能简单地看做“对立”，更包括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
“《易》者，变也。”《周易》就是“变经”，就是讲运动、变化规律的，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流行”。《周易》的卦与卦之间是可以相互变化的，乾卦可以变为坤卦，泰卦可以变为否卦。反之，坤卦也可以变为乾卦，否卦也可以变为泰卦。《周易》从乾坤到既济，象征着事物一个发展过程的圆满结束。但是，既济卦之后还有未济卦，明显含有事物的发展是无穷的思想。
《周易》重视中位，也重视时。这种思想，《易传》概括为“时中”。“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的思想，也含有主张秩序的思想，甚至还包含有“正统”论的倾向。《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时”；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时”。强调“时”，就是主张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这些思想，不但吸引和启发了古人，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其思想表现形式和方法的特殊。
中国古代哲理深刻的著作很多，为什么它们都不如《周易》影响大呢？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首先要引起注意的就是其思想表现形式的特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说理的，靠的是逻辑的力量。但是，深刻的哲理要让一般民众都感兴趣，实在是勉为其难。而“《易》则寓于卜筮”，以“神道设教”（《周易·观·彖传》），接过一般民众都迷信的筮法，装进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将迷信的形式和哲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使对哲学不感兴趣的民众易于接受，这样，尽管“见仁见智”，但对《周易》哲理的普及无疑是有效的。
《周易》思想表现方法的特殊则更值得注意。《四库》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典籍很多，但没有哪一种典籍发展到了《周易》的极致。《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借天道来说人事之理的，但它们都是文字的推阐，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文字的内涵毕竟有规定性，表达思想有一定的限度。《周易》则是卦画符号与汉字的结合体。虽然其卦爻辞是文字，表达的意思有限，但其卦画符号的功能却无穷，什么都能用它来代表，就好像X和Y一样，所以冯友兰（1895—1990）称《周易》是“宇宙代数学”，虽然“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可以说，“《易》道”之所以“广大”而“无所不包”，主要不在于它的卦爻辞，而是在其卦画符号。而卦画符号与卦爻辞的结合，就使《周易》成为了一种早期的符号哲学。
再次，是其历史的特殊。
关于《周易》的历史，《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这是说，《周易》一书，经历了上古的八卦阶段、中古的六十四卦阶段、下古的《易传》阶段。而八卦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演，《易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显赫的作者，中国其他典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难怪古书编目，总是以《易》为首。
由此看来，《周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所谓“伏羲画卦”、“文王演卦”是指《周易》本经的形成。而“孔子作传”则是指《易传》的产生。严格地说，《周易》或《易经》，应指西周时期形成的《周易》本经，而不应该包括《易传》（指“十翼”）。但由于古人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而孔子是“圣人”,“圣人”之作当然可升为“经”。于是，《周易》或《易经》，也就包括了《易传》。
严格地说，除《周易》本经以外的所有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都可称为“易传”。但由于《易传》（指“十翼”）习称为孔子所作，以致可与《周易》本经并列，也就成了专称，别的研究《周易》本经的著作也就不好再称为“《易传》”了。这些著作我们可称之为“学”。这样，易学著作也就分成了“经”（指《周易》本经）、“传”（指《易传》，即“十翼”）、“学”（指《易经》、《易传》以外的所有易学著作）三部分。
儒家经学系统的典籍从汉朝开始，都包括经、传、学三部分。《周易》系统的典籍也是如此。如宋朝朱熹（1130—1200）注解《周易》的著作《周易本义》一书，即由此三部分组成。其中，既有经文，也有传文，朱熹对经、传文所作的注解则属于易学。今人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则属于当代易学。
应该指出，由于《易传》“由传而经”的特殊性，人们习称的“《易经》”已包括了《易传》。所以，“易学”不但包括了对《周易》本经的研究，实质上也包括了对《易传》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别传”，即借《周易》本经和《易传》之题发挥的著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之类。
这三部分中，“经”是源，“传”与“学”是流。它们固然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显然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作品，我们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易传》有的东西，并不等于本经就有，也有可能是《易传》的创造。后来易学著作有的东西，也不等于一定出于本经或《易传》，也有可能是后人的发明。研究《周易》，我们一定要有历史观念，懂得哪些是本经具有的，哪些是本经可能会具有的，哪些是本经不可能具有的。不要把本经不可能具有的强加于本经，也不要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把后来易学著作才有的东西强加于本经，就会得出《周易》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错误观念，走向神化一途。轻易否定本经可能会具有的，甚至对本经已经具有的视而不见，就会贬低本经的思想性，视本经为简单的筮书，走向矮化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