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1991）

去年11月16日的晚上，得到麻州康桥的消息，杨联陞先生在睡眠中安静地辞世了。在短短两个半月之内，继钱宾四师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平生最敬爱的老师。和钱先生一样，杨先生是塑造了我个人的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转益多师”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特色。因此每一个学生都不免会受到许多老师的启发和影响，但是真正能在成学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的老师毕竟只限于一两位而已。

十几年前，曾有人问到我关于师承的问题。我当时便毫不迟疑地指出，我研究中国史受两位老师的熏陶最深，第一位是钱先生，第二位是便是杨先生，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免于犯错，不过总可以使错误减少一些。（见《从“反智论”谈起》，收在《史学与传统》中）

但是我受益于杨先生的锤炼并不仅仅是在研究生的时代。早在1956年1月，我写成《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的再稿之后，送呈杨先生指正。恰好这也是他早年研究过的题目。他的批评第一次把我带进了日本和西方汉学的园地，至今回想，仍历历在目。那时我还没有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最后一次向他请益是在1986年1月，已在我从哈佛转到耶鲁的九年之后。我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呈他批评，并请求他为此书写序。这篇序——《原商贾》可以说是他用大气力写出的最后一篇论学文字。在写序期间，他曾一再和我通信或电话讨论。当时他的健康状态已不很好，我很担心这篇序会使他旧疾复发。但由此也可见杨先生对于学问的认真和热情是一直坚持到底的。从1956年1月到1986年1月，整整三十年间，我偶有所造述，往往先请他过目。清初学者和文士最推重考证大师阎若璩的博雅，他们的诗文必须经他裁定之后才敢刊布。他们说：“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对于杨先生，我正有这种感受。不但我个人如此，我还相信，凡是向他请益过的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杨联陞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这句悲痛的话最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完全由于私谊的缘故。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此我愿借此悼念的机会，略述杨先生的治学风格和主要贡献，以供关心中国史学前途的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