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饮食的研究：从分类开始

食物之“格物”求本

我们的讨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人类不同的饮食风俗和习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饮食习俗又是组成独特的文化系统的重要因素。要研究食物，就要了解饮食体系，而食物的意义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上。首先，食物为一种物和以食物为本位的践行活动，必然包含对某种规则和价值的认识。我国古代有“格物致知”的道理，典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在方法论上，“格物致知”与“实事求是”在意思上大致相同，都是根据事物的表象以探索内在规律。然而，二者在现代语境中的意象却有差异：前者强调以“物”获得认知，后者刻意以“事”求取规律；前者似乎是物象性的，后者仿佛是意象性的。不过，二者也可以在物象和意象上被视为同类，强调对物的求索进而到达知识的获得。“实事求是”之“实”的繁体“實”原指在房屋里充满货物，意思是财富和财物。《说文解字》译：“實，富也。”“实”是延伸义。换言之，以“物”之象，以物之义以附会、附和、求知、求是属于早期人类朴素、自然的一种认知方式。另一方面，“格物”对“物”作为表述材料的重视也成为中国求知传统之一范。比如甲骨文、金文，前者指刻划于龟背、兽骨上的文字和纹饰；后者指铸刻在殷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这些材料本身也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格物”包括人与物、祭祀、占卜、刻划技术等关系。可惜，随着历史的变迁，“读书致知”取代了格物致知的“实事求是”。“格物求实”的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使“食物”因此有了反思的当代价值。

今天，当人们在反思“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话语权力时，人类学则重新表达了对物的研究的擅长和民族志专业特色。特别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类学对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先后提出民族志对物研究的理念和范式（obj ect of ethnography），或曰“物的民族志”，强调“物本民主”（obj ect-oriented democracy）的概念，主张回到物的本体和本位研究（Back to Things），并成为民族志新的宣言。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也因此具有了民族志反思的特殊价值。以中国的经学文献为例，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诗经》原本是民间的口头咏唱，后经文人集结而成了文学经典。《诗经》中就存在大量的“物志”，其中最主要的是植物，而植物志中又有大量的食物，其中数百次提到了食物类目。据统计，《诗经》中提到了44种确定的或可能的植物性食物。相形之下，《圣经》只提到了29种。《诗经》中还提到了几种鱼，提到了通常驯养的动物及野生的可猎动物。可见，《诗经》从人们对物认知到以诗歌为媒的自由咏唱，再到御用文人化的《诗经》，经过了一个经典化过程，这一典型却又在今天“书写文化”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反思。而食物民族志不啻为一个反观的镜子。

其实，“食物”本身就是一种事物的分类，它不仅关乎人类可食之物的类型，也规定了人类作为动物物种的性质和属性。就像我们通常把动物分为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那样。同时，食物在原始分类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分支，并分化出复杂的表述符号和语义。“食”几乎包括了所有重要的意思和指示：（一）指代国家。我国古代的“国家”有“社稷”之称，其中“社”表示了崇敬“土地”（祭土）的农业伦理，而农业又以粮食生产为本，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中的至高事务。“稷”为古代一种粮食作物，指粟或黍属，为百谷之长，帝王奉祀为谷神，故有社稷之称。（二）礼制统治。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之称。礼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统治作用。《说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记·礼运》:“夫禮之初，始诸饮食。”形成了以土地、粮食为根本的礼化制度。（三）和谐秩序。“和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由禾与口组合而成，与食物有关；传统文化从来也以和平、和睦、和谐作为社会安定团结的目标，“致中和”为最高境界。（四）自然本性。欲乃人之本，为自然本性。孔子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 《孟子·告子上》中有“食色，性也”等传世箴言。“欲”为会意字，从欠，人张口，表示不足，从谷，表示贪于不足。《说文·欠部》:“欲，贪也。从欠，谷声。”（五）民俗事象。“民以食为天”不啻为民间民俗中既神圣又世俗的概括。“俗”的文字构造是“人依靠谷”的造型与照相。《说文·人部》释：“俗，习也。从人，谷声。”本义为长期形成的风尚和习惯。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太平之象。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格食致知”无妨成为一种特殊的分类认知和意义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