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世界性话题

食物的表述范围

饮食与人类生存与生计的攸关性直接而明了，可谓人类第一关系，此属常识。但究其细者，却并非大家都有清醒的了解。食物本身是一个闪耀着多种色彩的神奇事物：它是生态的、生物的、生理的和社会化的中心，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的同时又满足人们的身体需求。“吃”处于社会关系的核心位置，分享食物使人们创立了家庭和友谊，同时使人们享受美味，体验自我价值。食物是许多经济活动的焦点所在，与人的健康、安全和社会保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食物是社会生产和组织的一面反光镜，人类历史上基本的生产和组织方式皆因食物而起。食物体系与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和重大事件相关，人类文明的“大历史”中少不了食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比如人类遇到饥荒和应对饥荒的办法等等。

人类在面对饥荒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和方式属于世界性的问题，即使在今天，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一个重要功能仍是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饥荒问题。饥荒对人类所言不仅是一个灾难性事务，也会涉及与饮食文化有关的智慧、知识、心理、技术等问题。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对食物的处置方式也就成了人类学家关注的问题。古迪（Goody）认为，“饥荒经常导致这样的情形，即在传统烹饪系统中那些原来不被选择的食物被选择作为食物食用。”比如遇到饥荒，即使在城市里，一些原先并不进入人们的饮食范围的动物，如猫和老鼠等也作为食物进入到了人的嘴里、胃里。我们所接受的党史教育中就有这样的“历史记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草、吃皮带。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在食物的选择和食用上出现了与传统饮食体系完全相异的情形，许多人食用过米糠，我就有过这样的记忆；而在平时，米糠只是用来喂猪的。不同的饮食体系成为不同人群共同体的生存智慧，也可以为全世界提供经验借鉴，包括灾难时期的生存方式。

与历史学家不同，在人类学家眼里，任何饮食的“大历史”都被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进行细节的分析，他们最终得到的结论可能是哲学的、“语法的”（grammatical），甚至具有“普世价值”；反之，是特例的、个案的。事实上，特定的饮食体系，比如食物分类的差异就关系到社会不同阶层、社会性别的认同边界。因此，食物是一个非凡的表述和展示实体，不仅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还通过人口演变、不同类型的主题等表达构成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不同的食物体系折射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比如游牧方式、农耕方式、采集方式、渔猎方式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共生共处，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如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以及各类混杂性文明形态。饮食习俗还表现在宗教、信仰、仪式、巫术等观念和行为上的鲜明个性。饮食方式包裹着不同的生活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人们又可通过饮食方式建立广泛的交流与交通，组成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元素。

可是，令人感到费解、感到困惑的是，总体上说，人类对饮食的研究相比较其他许多问题，竟是少得可怜，少得不成比例。比如，中国饮食垂范于世，可是，在中国的各种历史专题的研究中，从文化、民族、族群、宗教、社会、性别、认同、区域、地理、生态、遗产、营养、交流等角度对食物的研究相对于泱泱大国、浩浩历史而言，少而又少。许多领域、许多专题甚至仍处于空白状态。人之于世，大凡日常者便被忽略被忽视；然而，日常可以如此，研究却不可；因为，日常、平常包含着异常、非常；平凡、平俗蕴含着非凡、不俗。人未果腹，何来哲理？不知常理，怎通大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精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要读一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便可了然：“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食物话题是人类根本话题，我们必须时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