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识政治的运行及其困境

这样，工党于二战后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没有将传统理论付诸实践，对资本主义采取激进的制度替代战略，而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采纳了一种渐进改良的方针，在当时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选项之间，采取了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以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充分就业为主要内容，以凯恩斯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柱，以社会平等为目标。领袖艾德礼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中央计划、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事实上，不仅英国工党，从大范围来看，西欧国家的很多左翼政党社会党也逐渐采纳了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二战结束之初，尽管对经济中的主要部分进行国有化的思想在西欧社会党内仍拥有相当大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整个经济的国有化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西欧国家的议程中。在那些左翼力量较小的国家中，左翼不可能说服其勉为其难的联盟伙伴遵循这一激进道路。而在如英国和北欧等左翼力量强大的国家里，也没有令人瞩目的少数人——更不必说多数人——提出实现这一辉煌目标的具体计划”。很多左翼政党已逐渐对在革命或制度意义上变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产生了质疑，它们逐渐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公平的社会更为切实可行。但是，社会主义者要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人道的、公平的社会，需要资金支持，“那在缺乏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的条件下，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来提供。因此，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偿付社会福利所需资金，必须尽可能地使市场富于效率；而为了遵循‘社会主义’政策，实质上必须支持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取消私有部门——至少在最近的将来——那么就必须鼓励其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鼓励其成为有效率的资源分配者，以便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

因此，“在实践中，1945年所有西欧政府的共同目标，是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生存能力以及效率低下的私有部门进行国有化以及对那些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如银行或电力工业）进行国有化，以确保其他私营部门沿着既能保证经济利益又能满足社会期望的道路前进，成为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手段。这样，左翼政党内的右派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效以及健康发展的一种途径，国有化变成了手段而不再是目标。有学者因此评论说：“国有化，这一左翼支持的政策，远不是一项独特的社会主义政策。大量的证据支持国有化的发生具有许多原因的观点，例如为了现代化，为了实现合理化，为了计划化，为了惩罚纳粹的合作者（法国），为了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奥地利），为了保证就业，等等。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国有化，似乎是国有制诸目标中最不显著的一个。福利改革可能被视为目标本身，但国有化最初却是被作为一种安排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样，右翼政党内的左派也认可了通过混合经济来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把国有化当作推动资本主义合理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更加高效和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样，在对待国有化和公有制问题上的工具主义观，造就了左右两翼政党的一致性。

这种试图寻求利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来赋予资本主义以“人道”面孔的观点流行开来，在西欧社会党内逐渐占据了主导，社会党内的右翼势力开始同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原则明确做出妥协。1959年，作为西欧社会党典型代表之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又称《哥德斯堡纲领》。在此纲领中，社民党改变了以往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敌视和反对态度，开始承认两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赞成使竞赛始终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纲领在谈到德国社民党的思想来源时，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纲领也给出了解释：“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公有制不再是奋斗的目标，推动社会的不断富裕、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的就业、公平的分配、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繁荣等成为新的目标。对于政党自身，社民党宣称，它“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德国社民党是西欧社会党中马克思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一个政党，《哥德斯堡纲领》的出台无疑显示出社民党已经大幅右倾，原有的左翼激进色彩大大淡化，社民党已成为一个温和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纲领也因此被称为“德国社会主义非激进化百年进程的巅峰之作”。

“新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二战后西欧各社会党施政时的普遍做法，各国右翼政党上台后对这一模式也未做大的变化。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社会党的这种模式做了描述，他说：“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通过掌握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拥有了划拨福利、提供补贴的活动余地。更主要的是为实行一种真正有效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活动余地。它可以为了实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对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条件施加影响。换句话说，进行调节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在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保障社会一体化。”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对这种治理模式做过总结，他认为这一模式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国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集体主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加上社团主义；限制市场的作用；混合经济或社会经济；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线性式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国际主义；属于两极化的世界。

二战后三十年间，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西欧社会党运用这种改良主义模式取得了伟大成就。它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私有制不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自由市场经济不再能完全操纵经济运行，社会不再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政治文化中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社会的平等、物质的丰富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民众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处境大幅的改善，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带有很多未来社会的特征。它的成功使社会党人认为，它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方面，通过对经济运用凯恩斯主义调控政策，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使经济不再饱受经济危机的威胁，而可达到稳定发展，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动力和活力，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通过“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实施，可以避免对原有的一切进行彻底摧毁和重建的高额代价，运用一种和平、改良的方式清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问题上的消极影响，解决资本主义一直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一对矛盾性的问题。

这种模式的成功使得西欧政坛中左右两翼传统的分野似乎消失了，“左右翼的分野似乎正朝着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的方向发展。双方越来越卷入到如何组织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应否消灭资本主义的辩论之中……所有这一切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关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社会党经过改良的社会主义模式似乎成为西方国家走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通天大道。“这一模式一直到70年代都是很成功的，因此，它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不仅对整个政治日程起支配作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其他许多民主政党的政策参照框架。”“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至少得到全体选民三分之一的支持，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的份额继续增加。‘社会福利国家政党’的形象到处都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标志。这一形象带有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深刻烙印，它代表以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社会一体化以及在这一框架内国家和私有经济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全力支持为一切由社会造成的生活风险公正地提供保障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后者保证社会弱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参加社会与文化生活。”

战后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行，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它发挥作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关于上述模式运行的社会环境，安东尼·吉登斯做了如下归纳：

•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

• 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

• 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

• 一个精英主义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

• 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中，国家可以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干预，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充分就业。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国家才有充盈的收入，运用公共开支，通过再分配的社会福利政策，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老年人生活保障等领域，实现建立美好平等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充分行使则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保证。因此，一旦出现危及增长的因素，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国家不能起到修正主义所设想的财富分配中间人的作用，失业、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开支等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修正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公平分配等也失去了基础。

上述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出现，“新社会主义模式”的黄金时期也逐渐结束。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在所有国家，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经济增长放缓了，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减少能源输入和代以其他不同种类的燃料所带来的成本加大而造成的”。除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之外，西欧国家在外部面临着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内部又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充分就业及其造成的工会的力量，导致廉价劳动力时期的结束。东德熟练的劳动力再也不向该国西部迁移以促进它的经济发展；意大利和法国在50年代存储的农业工人大大减少了；到1973年，外籍工人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已经停止；在英国，新的移民法控制了其前殖民地国家工人的流入；在法国，60年代曾经占有很大比例的纯移民，在70年代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再也不存在外部的或流动的‘工业常备军’来平缓经济变化和维持工资下降”。

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1945—1970年，劳动生产率比此前80年的平均增长率增长了三倍多，1970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就业和生产率都下降了，而价格却上升了。这是全球性严重滞胀的开端”。从英国的情况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3%，到了60年代变成4%—5%，而在70年代初期超过9%。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间将油价提高4倍，英国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竟然高达24%！失业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为年均335000人，60年代为年均447000人，到了70年代飙升到年均125万人（1974—1979年）。经济增长率在1948—1973年间年均为2.8%，而在1973—1979年间却一落而为区区1.4%”。

经济增长缓慢以及高的失业率，大大减少了政府收入，这对社会党福利国家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能够使福利不必借助加剧家庭税收负担而实现，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破灭了。国家收入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增长，而政府的福利承诺却已大幅增加。这导致1975—1976年间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将近46%，创下战后的最高纪录。公共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又导致国债的大幅增加。到1975年，即使被官方认定为最贫困的人群也必须纳税，而有两个孩子、达到平均男性工资水平的国民要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直接的税额，在1955年则只需缴纳收入的3.3%。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福利国家的公众期待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的承受意愿和国家的财政能力”。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高额的福利开支逐渐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更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商品、技术、信息、资本等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大大压缩了社会党以往运行有效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适用空间。资本在全世界快速自由的流动不仅使它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而且，为最大化获取利润，它们往往向那些劳动力和原材料廉价地转移。民族国家如果提出增加税收和提高福利的要求，更会导致资本外流，但如满足资本要求，则国家收入会大受影响，进而影响用于福利的公共开支。“在国际竞争的强制下，各民族国家为了向本国吸引投资，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方面力图用更好的条件压倒对方，由此造成的对税率的压力导致国家持续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治理能力、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削弱，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其有效性及可行性已经大受影响。

在工党和保守党20世纪70年代的轮流执政过程中，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运用明显不如以往有效。政府为减少失业、保证实现充分就业所采取的加大货币供应量的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工人工资水平上升过快，通货膨胀抬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但是，一旦缩减开支，采取紧缩政策，通货膨胀虽然降低，但经济增长缓慢乃至出现停滞，经济呈现“滞胀”局面，即经济发展缓慢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的激增并存。为此，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也曾经采取措施，例如，限制开支、压缩信贷、暂时停发工资、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等，但有的效果很小，有的因得不到工会支持而失败，例如，工党在1969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执政时期，曾就限制工会权力拟订了《劳资关系法议案》，但因遭遇反对而未能在议会中通过。

严峻的竞争环境、沉重的财政压力已无法支撑“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转，但是，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不仅得不到选民的支持，而且，鉴于英国工会势力庞大，如果采取削减福利、紧缩工资的措施，工会的反对往往会造成工会与政府关系紧张，罢工频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本身也参与削减社会福利国家支出，它会因采取这种决定而丧失它的政治特性的基本方面，因为建立福利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竞争中体现自我理解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特色的至关重要的领域。

显然，工党在战后三十年间成功运行的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妥协协商为执政风格、以国家干预为手段、以建立福利国家、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为追求目标的执政模式，已逐渐失去它成功运行的客观环境。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英国经济时而停滞、时而通货膨胀的局面，工党和保守党党内对战后以来奉行的治理模式的质疑声不断，两党内部均有主张结束共识、重新寻找新的治理方案的力量，且其影响力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