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高材生

1880—1920年间，美国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犹太移民潮。两百多万东欧犹太人为逃避俄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反犹迫害浪潮大举涌入美国。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年仅18岁、名叫维克多·罗斯托(Victor Rostow)的年轻人，于1904年随众多犹太人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他就是本书主人公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父亲。

维克多·罗斯托出生在俄国。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俄国国内社会动荡。沙皇的专制统治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加之全国各处正在酝酿着的革命风暴，使国内局势变得空前紧张。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人，生活对维克多·罗斯托来说，自然不会一帆风顺。由于父母对知识的重视，维克多·罗斯托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逐渐形成了很强的社会意识。他反对沙皇的暴行，但对正在兴起的革命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列宁所创建的共产党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革命，是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也就是从这时起，维克多·罗斯托开始厌恶共产主义。沃尔特·罗斯托还记得他小时候曾问过他的父亲对一位拜访过他们的苏联人的看法时，他父亲说过的话：“在政治上，一个人所要追求的目标不完全是由他的言论所决定的，而是要看他使用什么方法。布尔什维克还不如沙皇。沙皇只把异己者一人遣送到西伯利亚，而共产党是把他的全家遣送去西伯利亚。他们不会干好事。”维克多·罗斯托对共产党的看法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儿子，使沃尔特·罗斯托日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

然而，正是维克多·罗斯托嘴里所说的比布尔什维克好的沙皇政府下令打压异己，使他不得不在刚成年的时候就选择离开俄国。

维克多·罗斯托来到美国后，不仅拼命工作，而且努力学习英语，了解美国文化，尽量使自己融入美国社会。

几年后，他在美国结婚生子。妻子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俄国犹太后裔。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她没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但她同维克多·罗斯托一样，是一位活跃的社会党人，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热爱。从他们给三个孩子的取名上就可略知一二：大儿子尤金·维克多·罗斯托(Eugene Victor Rostow)的名字取自美国一位名叫尤金·维克多·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小儿子拉尔夫·爱默生·罗斯托(Ralph Emerson Rostow)则是以一位先验论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本书的主人公则被父母赐予了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名字。在2003年罗斯托生前所出版的最后一本自传性的著作中，他就引用了诗人“回头看看已走过的路”这句话来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化的对教育和学问的尊重，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尽可能地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而犹太裔孩子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和教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秉性，在学业上乃至以后的工作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罗斯托家就是这样。

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使罗斯托家的三兄弟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走向了成功。哥哥尤金·维克多·罗斯托曾任约翰逊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和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中旬，他是民主党多数派联盟的活跃分子，参与组建并负责“当前危险委员会”。1978年6月，他还作为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访问过中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里根时期，他出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署长一职，是里根政府中地位最高的民主党官员。

弟弟拉尔夫·爱默生·罗斯托在二战中曾经受过重伤。战争结束后，他既没有像两个哥哥那样表现出对政治的热衷，也没像他们那样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走上了一条经商的道路，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则不仅是一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更是在约翰逊政府中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一职，成为越南战争的设计师，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于1916年10月17日生于纽约。他在家中排行老二，跟哥哥尤金只相差3岁，受哥哥的影响很大。他还记得上小学时，学校有一个同学管哥哥叫“肮脏的犹太人”。该同学为此遭到一顿暴打，而哥哥的额头也被划了一个口子。当哥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家时，爸爸既没有表扬他，也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如果有人叫你‘肮脏的犹太人’，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你能自己照顾自己这很好，但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搭理他们。”哥哥的勇敢给沃尔特·罗斯托(下文简称罗斯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即使在暮年回忆起此事，他仍对哥哥当时的“侠士风度”记忆犹新。

罗斯托不仅从哥哥那儿学会了打乒乓球，还时常被哥哥带着跟比他大的朋友一起打棒球、橄榄球。在罗斯托读高中的时候，已经在耶鲁大学读书的尤金就常常在周末带回一些朋友来。在这些朋友中，有若干年后先后在二战、马歇尔计划和冷战中起重要作用的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有日后成为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书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Library)馆长的弗里茨·里尔伯特(Fritz Liebert)等。他们让罗斯托受益匪浅。

罗斯托和哥哥尤金一样，小学只上了半年就从一年级直接升到了四年级。聪颖与勤奋使得他们年仅19岁就从耶鲁大学毕业了。虽然罗斯托谦逊地把这归功于父母的早期教育，而非自己的天赋，但他的才华是掩盖不了的。在他10岁读七年级的时候，就获得了霍普金斯文法学校奖学金。霍普金斯文法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去那儿读高中不仅可以使他的才智得到更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进入常青藤大学读书的概率。罗斯托为有这样的机会感到兴奋，但他的父亲维克多却不这样认为。他告诉罗斯托去霍普金斯文法学校读高中不是个好主意。“虽然那是所好学校，而且那儿的人也很好，但他们都是富家子弟。我们不穷，但也不富有，可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去公立学校读书，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社会中的各类人都会出现在那儿。这样你以后无论同谁打交道——穷人或者富人、教授的孩子或者商人的后代——都会感到很自在。”维克多像大多数犹太移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公立学校完成大学前的教育，认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后代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而更好地了解并融入美国社会。尽管当时罗斯托对父亲的决定有些失望，但他很快就发现父亲是对的。他在公立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对他的性格及以后的职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觉得我在希尔豪斯高中的经历让我以后视美国人为‘我们’而不是‘他们’”。

维克多替儿子作的这一决定既有勇气又有远见，而罗斯托在希尔豪斯公立高中的学习及生活也正如维克多所期望的那样：他结交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朋友。罗斯托聪明、自信，但从不傲慢。他不是一个具有某些特权的孩子。他这种平易近人的美德在他日后赢得约翰逊总统的赏识并同他结下深厚友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他的社会责任感部分也来自于公立学校的教育。

10岁至15岁是罗斯托饱览群书的时期。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托马斯·曼(Thomas Mann)、马克·吐温以及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早期文学作品都是罗斯托的最爱。他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肤色的人类生活环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关注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共同点，而非差异。这也是一些人日后批评罗斯托的地方。这些人认为在后殖民时代，罗斯托对共产主义所持有的顽固态度使他没能客观地反映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然而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早期所受到的父母的影响，他一生都坚持所谓利他主义原则，这尤其体现在他对第三世界援助的理念上，可一旦涉及共产主义国家，罗斯托的立场就发生变化。

除了对文学的热爱，罗斯托对当时纷乱的政治问题也有兴趣，同时对飞机也表现出极大热情。他阅读所有关于飞行的文章，甚至连两大有关飞机的杂志到达图书馆的准确时间都了如指掌。1927年5月，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市飞往巴黎，首次完成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这次飞行让罗斯托兴奋不已，以至多年后当罗斯托在白宫遇到林德伯格时，他仍能“感觉到一个小男孩对英雄的崇拜”，尽管此时他对反犹太的林德伯格的看法已发生改变。

沃尔特·罗斯托15岁高中毕业后，也像哥哥尤金那样，获得四年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幸运的是，在他之前已在耶鲁读书的尤金给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如理查德·比斯尔、弗里茨·里尔伯特和BBC 电台著名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这些关系对罗斯托非常重要，因为它让罗斯托一进大学就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并且在很多方面得到学长的指点。

罗斯托还记得他在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在图书馆研究室查看舍维尔的《欧洲史》索引，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左翼领导人埃贝尔(Jacques Rene Hebert)的名字。因为英美史学家对他研究甚少，所以罗斯托决定写一篇有关他的论文。他从工作人员使用的后门溜进藏书处。在那儿他不仅找到了很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而且还发现了大量宣传册和杂志，甚至一套完整的埃贝尔日记档案。这让他兴奋不已。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麻烦就来了——他被发现了。他违反了图书馆研究室的两项规定：本科生是没有资格进入藏书室的；即使是研究生，在研究室借书的数量最多也就是50本，而罗斯托借的书显然超过了这个数目。

研究室负责人打电话向尤金告状。结果是尤金为弟弟争取到进入藏书室看书的权利，但必须要遵守每次只能借50本书的规定。

尽管耶鲁大学有众多资深教授，图书馆藏有大量罗斯托感兴趣的图书资料，但在耶鲁给他印象最深同时也影响到他以后学术生涯的是尤金的朋友理查德·比斯尔。

理查德·比斯尔1932年从耶鲁毕业后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著名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经济之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之后返回耶鲁，以一名研究生的身份在耶鲁开设了一个以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革命性理论为基础的非正式研讨课。

在尤金的鼓动下，大学二年级的罗斯托开始参加每周四晚举行的比斯尔的“黑市”性质的研讨课，并把它当做自己不可缺少的必修课直至毕业。常来参加研讨课的“四剑客”除了最年轻的罗斯托外，还有三位日后也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是：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莱曼·斯平泽(Lyman Spitzer，哈勃望远镜主要设计人之一)和比尔·赫尔(Bill Hull，律师)。他们都同罗斯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的知己和拥护者。

“我的学术生涯就是从黑市性质的研讨课开始的，”罗斯托如是说。接触、学习凯恩斯的理论对大二的罗斯托来说是再及时不过的了，因为此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克服危机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年轻的罗斯托一直对罗斯福的“新政”持有偏见，认为它草率、无效，而《全国工业复兴法》更是个“愚蠢的玩意儿”。然而，凯恩斯理论让罗斯托明白了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在公共建设工程上的投入来刺激需求、通过国家预算的不平衡来创造就业机会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罗斯托开始接受美国政府在确保国家福祉的过程中担当一个积极主动角色的理念。

由此，罗斯托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一方面，他成为凯恩斯的追随者，立志要把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史而非体制领域中；另一方面，他开始对马克思理论持反对态度，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方式的解释严重不足、太过单一。他要把社会经济因素同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联合起来进行研究。于是，研究经济史和马克思就成为17岁的罗斯托为自己定下的目标。

罗斯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是否可以通过鉴别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冲突来预测未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有社会都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四个阶段，并将最终以共产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和阶级剥削的消亡而告结束。马克思断言，随着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铺平道路。这种结论对罗斯托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罗斯托决心寻求对世界发展历程的另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共产主义不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一个短暂偏差。罗斯托认为马克思主义抑制了个人自由，使智慧之泉枯竭，让社会贫困，并使精英们没有立足之地。他父亲从俄国出逃到美国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到这种个人智慧及内在动力正在被马克思消亡，罗斯托决意要让资本主义人性化，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拯救，并以此来证明马克思是错的。

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和出版的三十多部著作中，罗斯托始终坚持这两个目标：把现代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史中；把社会的经济因素同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确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1960)、《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The World Economy:History and Prospect,1978)、《英国贸易的波动：1868—1896》(British Trade Fluctuations,1868—1896,1981)、《富国与穷国：过去的思考，未来的教训》(Rich Countries and Poor Countries:Reflections from the Past, Lessons for the Future,1986)和《大卫·休谟以来的经济成长理论》(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David Hume, 1990)都反映出了他的这种思想。

当然，要回答“是什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个问题对于上大学的罗斯托来说还为时尚早，但他在耶鲁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立志要对马克思理论做一个回应的决心使他正在朝着经济史学家的方向迈进。

四年的耶鲁生活不仅让罗斯托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也让罗斯托有大量的机会参与课外活动。罗斯托爱好广泛，喜欢打橄榄球、篮球、棒球和网球，热衷音乐创作，偶尔也会饮酒狂欢、做恶作剧。健全的人格和优异的学业让罗斯托在大四时赢得了竞争异常激烈的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获得前往英国牛津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两年的机会。这无疑让罗斯托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是全球公认的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就像罗斯托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在2002年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家庭成员去英国大学读书意味着什么”。牛津在大学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美国。所有有志向、有雄心的学者都想去那里深造或讲学，罗斯托也不例外。

1936年，罗斯托乘坐“拉科尼亚”号跨越大西洋。在为期十天的航行中，他结交了另一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戈登·克莱格(Gordon Craig)。克莱格是一位有天赋的词作家，正在寻找适合的曲作家。两人一拍即合，合作创作了近三十首古典歌曲。这些歌曲至今还收藏在牛津贝列尔学院图书馆和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里。克莱格日后成为研究现代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欧洲和美国享有盛誉。他同罗斯托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这是罗斯托第一次来到国外。英国的“双层公交车、靠左侧行驶的汽车、与众不同的火车和独特的元音发音”都让罗斯托备感稀奇。但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他的导师汉弗莱·萨姆纳(Humphrey Sumner)是一位俄国史专家。他并不希望罗斯托立即开始他的论文写作，认为罗斯托应接受不同领域的导师的个别指导，以扩大知识面。他建议罗斯托前两个学期用来阅读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相关书籍和资料，第三个学期再开始写论文，这样论文才会有深度。罗斯托愉快地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并从中获益匪浅。他把以前研究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衰退这一相对狭窄的课题转变为对英国工业革命可预知的潜力的研究。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使罗斯托在关注某一特定历史现象的同时，更能探索世界经济史进程中的规律。和马克思一样，罗斯托相信长久以来所有国家都经历过若干不同阶段，而这些不可避免的阶段是有规律可循的。英国工业革命就是现代史的关键事件，因为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类似运动才能发展壮大。

在牛津，除了研究以外，罗斯托依然不改对各项活动的热爱。打球、谱曲、喝酒、冒险、旅游他都做，甚至还当过 BBC 电台的播音员。

然而，让他的“生活从此充满魔力”的则是一个名叫埃尔斯佩思·戴维斯(Elspeth Davies)的女生。1937年7月，位于纽约的学生国际联盟要在日内瓦举办一个国际问题研讨会。罗斯托在巴黎等候来自欧洲各地、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一同赴会时第一次遇到戴维斯并立刻被她吸引。戴维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是多项奖学金获得者。她虽然不是一个犹太人，但她对生活、社会和政治的见解和罗斯托惊人地相似。与罗斯托的父母一样，他们的结合近乎完美。在20世纪60年代末罗斯托离开白宫后，戴维斯就一直跟他在同一所大学教书，并共同创办了“奥斯汀工程”，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儿童提供帮助。

1938年，随着战争脚步的临近，欧洲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受邀来到牛津演讲。约瑟夫·肯尼迪是英国首相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坚决支持者。他在演讲中告诫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德国作战，除非受到德国的直接进攻，因为世界大战会摧毁资本主义，从而给共产主义留下可填补的真空。一位听众在提问阶段很礼貌地回应了约瑟夫·肯尼迪的观点，并把凯恩斯最新出版的著作《通论》给他传递过去以支撑自己的观点。约瑟夫·肯尼迪被激怒了，他公开指责这位学者和凯恩斯一样都是共产党。听到自己崇拜的经济学家被指责为共产党，罗斯托站起来为凯恩斯辩护：“凯恩斯不是共产党，他只不过是提出了一种可以降低英国失业率的政策。他在试图拯救资本主义。”震惊之余，这位美国大使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报告厅。多年之后，罗斯托把此事告诉给约翰·肯尼迪，而约翰·肯尼迪则毫不惊讶地说：“听上去像是我父亲所为。”

在贝列尔学院的第二年，在导师萨姆纳的督促和推荐下，罗斯托从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中整理出三篇文章，其中两篇发表在《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一篇发表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增刊《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杂志上。罗斯托曾很生动地记录下萨姆纳就写文章同他进行的一段有趣对话：

萨姆纳(以下简称萨)：我肯定你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同德国人交战了。

罗斯托(以下简称罗)：是的，先生。

萨：我肯定你也知道美国早晚会被拖入战争。你很年轻，要去参战，可能会战死。

罗：是的，先生。

萨：你也可能会活下来。

罗：有这种可能，先生。

萨：那样的话，在战争到来之前发表点文章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样的话，在战争结束时，你会在学术上有一些声望。

罗：有道理。

萨：我一直在看你的(申请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初稿。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很快从中整理出一到两篇文章。

罗：我以前没想过，但这看上去是可行的。

萨：我已经把你的论文寄给了剑桥《经济史评论》的编辑，他回复说你最好在三个星期之内给他一篇文章。

罗：我相信可以。

罗斯托的研究能力和自信可以从上述这段对话中窥见一斑。

令罗斯托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两篇在1938年的《经济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使他从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在战后(1946—1947年)成为牛津的一名美国史教授，虽然他在此前从来没教过类似课程。

1938年夏，罗斯托结束了在牛津两年成果颇丰的学习，带着明确的目标，回到耶鲁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并担任助教。对已经高质量完成牛津副博士论文的他来说，写博士论文可谓轻而易举。1940年，耶鲁大学通过了罗斯托的题为《英国的贸易波动：1868—1896》的博士论文。罗斯托在论文中结合历史和经济理论，对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表现进行了考察，指出：“不管是英国经济的增长还是波动，都离不开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动力，也离不开英国经济增长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对英国的研究为基础，罗斯托计划扩展他的研究项目。他要对推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进行研究、鉴定。他的这一目标成为他日后在学术界取得杰出成就的动力源泉。

罗斯托在学术上的成果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盖尔(A.D.Gayer)的注意。盖尔正在进行英国1790—1850年的研究。他把罗斯托揽入旗下，并给予他研究资金。为此，罗斯托搬至纽约，于1939—1940年间在盖尔所主持的有关英国的系列丛书中担任第一卷中具有相当分量的撰写工作。他的研究能力使他在1940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讲师工作，并继续从事盖尔的系列丛书中第二卷的写作。

罗斯托的教学生涯是从194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开始的。贯穿他一生的教学工作曾因他多次服务于政府部门而中断：1946—1947年，在牛津任美国史教授；1949—1950年，在剑桥任美国史教授；1951—196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史教授。从1969年起，罗斯托在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多产的学者和终身教授，直到他2003年2月13日去世。

二战战局的发展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罗斯托也毫不例外地被卷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