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显锋芒

1945年罗斯托从欧洲归来后，由于对学术生活念念不忘，29岁的罗斯托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成为这所著名大学一名最年轻的全职副教授，并信心满满地准备在1946年9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可是就在这时，对罗斯托在30年代末发表的有关英国经济的几篇文章印象深刻的牛津大学向罗斯托抛出了橄榄枝，请他作为访问教授，到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美国史教学。哈佛大学乐得给罗斯托一年的假期，以便罗斯托能先在牛津大学的教学中洗去战争风尘，逐渐适应学术生活。然而让哈佛大学没想到的是，罗斯托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过。

罗斯托同时被美英两所著名大学看中并不奇怪。随着对德日战争的结束和与苏联冷战的开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意识到社会科学在解决复杂问题上具有的巨大潜力。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那句名言“探知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不仅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旋律，也让心理学、经济学、经济史、法律、社会学等学科受惠。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通过政府机构、私人基金会等方式快速发展起来。大学里的社会科学系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在这种大背景下，要探索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因素的罗斯托无疑会受到关注。而牛津大学邀请罗斯托也印证了萨姆纳在1938年所作的预言。罗斯托自己猜测，也许正是因为接受导师萨姆纳的建议，从论文中整理发表了有关19世纪英国经济的文章才会受到牛津大学的青睐。

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罗斯托在牛津度过了非常快乐和满意的一段时光。1947年6月，罗斯托和埃尔斯佩思结为伉俪。正当他们在巴黎欢度蜜月并踌躇满志地规划他们的未来的时候，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瑞典人贡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找到了罗斯托。他希望罗斯托能帮助他一起把这个位于日内瓦的经济委员会建立起来，并告诉他这个委员会具有他在一年前起草的战后欧洲重建计划的某些特征。

罗斯托从欧洲回国后不久，曾接受过国务院的一次短暂任命，担任国务院德奥经济区主任助理一职。1946年前后是美国对其战后欧洲外交政策进行定位的关键时期。其实，从1945年2月开始到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止，美国国内就在为欧洲应该“分”还是应该“合”意见不一。早在1945年2月，乔治·凯南就提出了分裂欧洲的观点。他说：

我很清楚这场战争的现实以及没有俄国合作我们太弱小不能赢得战争这一事实。我知道俄国在战争中所作出的努力既权威又有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一定会在损害东欧和中欧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寻求报偿。

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看出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搅在这个政治计划中。这个政治计划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是如此敌对，对我们需要看到的在欧洲应被保护的一切是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它(苏联)一起制定一个公平的、最后正式的折中方案——公开把欧洲按照势力范围分割——我们不卷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也从我们的势力范围中消失？

凯南还建议“美国应接受已划分完毕的德国这一既成事实，并应开始就西欧联盟的形成同英法进行磋商。这个西欧联盟应包括西德各省”。

尤其是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那个著名的电报，使整个国务院内部都认为西方的政策就是遏制共产党的势力，而不是寻求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此时在国务院德奥经济区工作的罗斯托也在为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出谋划策。他曾经自嘲地说，在二战中我们的工作是寻找轰炸的目标以便把这个地方摧毁，而现在的工作则是要重建这个地方。不过，是我们“把这个地方毁掉的，由我们重建也公平合理”。为此，罗斯托在1946年2月撰写了《美国解决欧洲问题计划建议草案》。其目的是要阻止欧洲势力集团的形成，并为大国一致提供一个框架，以便在这个框架内，欧洲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实现和平复兴与统一。其主要观点是：如果没有欧洲的统一，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欧洲的统一最好是通过经济上的技术合作而非直截了当的外交谈判。在这个方案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欧洲统一，即东西欧合并。罗斯托坚信，在一定的安全保障下，苏联同意东欧国家加入欧洲组织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当然不可否认，苏联可能会把欧洲组织作为扩展其势力范围的工具，而西方国家也会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来扩展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罗斯托承认，任何组织都不可能避免政治理念上的冲突和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冲突，但欧洲组织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它为把东欧与西欧不可避免的冲突纳入统一的大框架内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从英吉利海峡到寇松线之间的三亿多人民在有关自己的事务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提供了舞台，以及一个比目前大国安全目标更为独立的地位。罗斯托极力主张美国应发起组建这个欧洲组织，即使成功的机会很小也要尝试，因为这有助于美国在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上获得最佳的结果。

让罗斯托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欧洲统一的作用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的哥哥尤金·罗斯托。尤金在二战期间作为国务院官员于1943年在北非工作，随后担任艾奇逊的助手，当时(1945年下半年)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他认为，欧洲的统一是阻止德国再次破坏均势的唯一方法。德国应该是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欧洲的经济状况亟需德国快速复兴，但只有统一的欧洲才会有内在的自信和力量去接受和平衡一个复苏的德国。

此外，英国和欧陆的经济地位逐渐明朗。欧洲要想完全、快速地恢复，美国的援助而且是长期的援助必不可少，而这需要美国国会的支持。罗斯托认为，如果美国要给予欧洲大量援助，那么，作为一种事业，美国需要具有超前意识，要向前看而不能向后看。

苏联也是罗斯托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有很多迹象已表明，苏联把战后的世界看做是一个机会的舞台，而这种机会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大林对美国将准备怎么做的评估上。对罗斯托来说，苏联的这一立场或是建立在美国逐渐从欧洲撤出的设想上，或是体现了苏联无视美国政策的既定目标。所以为了限制苏联的行动，美国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且目标明确的政策。

罗斯托的“欧洲统一方案”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共的。他建议战后盟国在欧洲所建立的各种机构应该组合起来，成立一个捆绑在一起的经济共同体，就像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那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惠及东欧各国。他不相信欧洲分裂已成定局，觉得同东欧各国还有调和的余地，同斯大林也有合作的可能，如果杜鲁门的政策得当的话。

其实，在工作层面上有关统一欧洲还是分裂欧洲的分歧主要是在德奥经济事务部主任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罗斯托与国务院中欧事务部主任里德尔伯格(James Riddleberger)之间进行的。罗斯托在多年后仍能很清楚地记得他在里德尔伯格家中向他解释这一草案出台背景时的情景，并不无遗憾地说：“他的荷兰籍妻子对我的提案要远比她的丈夫积极得多。”

罗斯托分析说，国务院欧洲事务的高级官员们之所以反对这一计划，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苏联的意图是扩张，因此已经把东欧包括东德划给苏联了。他们设想的最好结果就是一个分裂的欧洲以及一个西方集团的出现。他们早就得出结论，同苏联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让苏联的势力扩张到西方。他们担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样的天真想法会持续存在。总之，他们倾向于认为分裂欧洲就是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而努力避免分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软弱。如果用罗斯托的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那就是这些高官们相信他们在1946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育美国的领导们，让他们认清苏联意图的真正实质。

然而对罗斯托来说，他更关注的不是苏联的扩张，而是分裂后的欧洲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分裂后的欧洲成本加大，因为东欧丧失了人类自由，这个损失是巨大的；在东西欧之间将存在永久的对抗与军备竞赛；一旦这一局势被巩固下来，联合国将会因这种对抗受到困扰和削弱，而这种对抗又是看不到尽头的。他相信这种结果不管是苏联人还是西方人都是不愿看到的。因此，他的“统一欧洲方案”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可是尽管如此，罗斯托的这一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最终还是没有被国务卿伯恩斯(Byrnes)所采纳，这让罗斯托倍感失望，虽然这一方案赢得了当时身为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克莱顿(William Clayton)的支持。伯恩斯甚至都没有把罗斯托的提案呈交给总统杜鲁门。罗斯托毫不客气地谴责伯恩斯“应对欧洲的分裂负有责任，因为他任由欧洲的分裂进行下去，而不采取任何连贯的、坚决的措施去制止、去改变”。杜鲁门也对伯恩斯“姑息”苏联的态度十分恼火。他指责伯恩斯对苏不够强硬。伯恩斯的行为最终使他失去了国务卿的职位。

当然，罗斯托主张同苏联阵营对话的立场也不可避免地招来非议。有人指责他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太柔弱、对欧洲及德国的统一前景太乐观。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虽然罗斯托是“国务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有些人觉得他“太过积极地想同苏联解决这些问题”。罗斯托习惯从好的方面看待问题，在外交问题上也不例外。他低估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敌视。在苏联问题上，他并不优柔寡断，也不赞成绥靖。他只是在判断推理上表现得过于自信。他觉得在那个阶段跟敌人进行外交谈判是可行的。就像乔治·凯南所持有的观点一样，他相信遏制共产主义并不应排除同它的领导人进行交往。然而，他的这种在大国关系上的灵活态度也为他日后敲响了警钟。有人就曾把罗斯托的所谓对共产主义的软弱状告到了肯尼迪总统那里，而肯尼迪则对此不解：“他们为什么总是认为沃尔特心肠软？他可是我手下最坚定的冷战分子。”

1946年9月罗斯托离开了国务院，前往英国任教。这时的欧洲经济日益恶化，尤其是在1946年末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里。西欧的工业产量比1938年的水平还要低，农业虽然在缓慢发展，但还是远远低于1938年的水平。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欧洲急需外援。欧洲的这一状况摆在了威廉·克莱顿面前，尤其是英国在这个世纪最冷的冬天即将用完它的煤炭贮存给克莱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此，克莱顿写下了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备忘录，并于1947年5月27日呈交给国务卿马歇尔。这份备忘录无疑对统一华盛顿的观点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份备忘录中，克莱顿指出：“欧洲正从稳固走向恶化……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如果没有美国进一步的大量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分裂将会席卷欧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出笼了。杜鲁门主义越过了美国公众不愿意越过的一条线，即从希望苏联同西方合作重建战后欧洲到公开的对峙，而且它也没能解决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经济的不稳定。

1947年1月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同他的前任伯恩斯不同。他认为西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为苏联的渗透提供了机会，而这正是斯大林拖延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原因。正如罗斯托在1946年指出的那样，要想解决德国问题就必须要先解决欧洲问题。他很清楚，美国的政策在莫斯科看来是苏联政策的一个决定因素，所以他决定美国应该先采取行动，否则别人会抢先。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会上发表演说，概述了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总方针。该计划对西欧和南欧的17个国家给予了大约130亿美元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欧洲最终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为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欧洲政策和美国对欧洲政策奠定了基础。罗斯托所企盼的统一的欧洲没能实现，不过让罗斯托感到欣慰的是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德国的统一。

罗斯托希望在统一欧洲的基础上重建欧洲的提案得到了副国务卿艾奇逊和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威廉·克莱顿的支持，并最终导致欧洲、远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成立。1958年8月，总统艾森豪威尔又把这一提案提交到联合国代表大会，以期能在中东建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但没被采纳。

1947—1949年间，罗斯托作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贡纳·米达尔的特别助理在日内瓦工作了两年。其间，冷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委员会的年会也因而成了美化冷战的场所。尽管欧洲经济委员会由于欧洲的分裂在很多方面都是死气沉沉的，但对罗斯托来说，它不仅是1947—1949年间一个繁忙的场所，也是罗斯托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的工作使得罗斯托得以穿梭于东欧和日内瓦，并同共产党官员和非党人士进行会谈。这一经历不仅对他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党观点的形成影响极大，而且还决定了他一生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他坚信“斯大林帝国”是不稳固的，也不会持续下去。在他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

罗斯托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看成是一个长期工作，因为探索推动历史向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仍然是罗斯托忘不了的研究目标，所以在日内瓦工作了两年后，他便决定再次回到学术上。出人意料的是，罗斯托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和妻子埃尔斯佩思一起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教学一年。在剑桥，除了授课外，他就是致力于能取代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研究。埃尔斯佩思则开设了一门预计人数不超过20人的美国社会史课，结果她的讲座很快就吸引了超过100名学生。

罗斯托和埃尔斯佩思的结合可谓是完美至极。相同的研究领域使他们能够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他们总是充当对方著作或文章的第一读者和评论人。埃尔斯佩思更以其审稿校对技术见长。她曾为约翰逊总统的演讲审过稿，也为白宫撰稿人出过力。相同的志向与爱好让罗斯托十分享受婚姻带给他的乐趣，并让他在事业上如虎添翼。

罗斯托和埃尔斯佩思在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剑桥的教学生活和一个夏天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顾问生活后，他们的平静生活再次被打乱。这次，他们又双双接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前往该校任教。埃尔斯佩思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

被认为旅游成癖的罗斯托做出这个出乎朋友意料的决定，是因为这个职位对他极具吸引力：在经济系不仅有他在耶鲁时的老朋友金德尔伯格和米利肯，而且还可以从事自己的对口专业。他不想再放弃这个一举两得的机会，并就此结束自己漂泊的生活。罗斯托的这一决定不仅在日后提升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声誉，而且也成就了他自己，因为在麻省的十年不仅让罗斯托达到了学术生涯的顶峰，更让他从一名学者转型为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