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

国家是政府的载体。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社会共同体：（1）一定范围的土地；（2）这块土地上的人民；（3）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

土地与人民常在；但没有（由少数人掌握的）政府，还能称“国家”？或是“国将不国”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国家”经常与“政府”是同一个称谓，与政府共命运。

在英文里，“country”（国家）特指土地与人民，与“state”（政府）是两个词；具体的每届政府则称“government”。“Government”偶尔还特指政府里不包含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行政机构，体现行政机构在政府里的中枢性质。在中文习惯里，国家与政府不分。“国有”或“国有化”就是归政府所有。强调政府重要性的西方观念“statist”在中文里译作“国家主义”，而非“政府主义”。中文也不区分抽象的“state”和具体的“government”，统称“政府”。

其实，语词之差并不妨碍语义相似。政府是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正如没有土地或人民也就没有国家。美国的正式名称是“United States”（联合政府），也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

在英文中，“country”（国家）经常与“nation”（民族）通用，比如“national government”（中央政府），“United Nations”（联合国），“nation building”（国家意识的培育）。与西文因语言传统混杂而导致的复杂相比，中文的“国家”意即“政府管理下的有限范围的土地和人民”，简洁地包含了三要素，既未混杂“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又表达了对政府与社会一体两面关系的理解。

尽管常作为“国家”（country）的代称，但“民族”（nation）主要指称国界内的人民。

“民族”是诞生于近代欧洲的新概念，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名词。其内涵不仅模糊、矛盾，而且超越国界，比如“共同的”宗教、语言、文化、风俗甚至血缘。汉语以“民族”翻译“nation”，译不出其含混定义，实为无奈。汉字中有“族”，且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但这“族”并无种族之意，纯粹是文化意义上的。胡人著华文、衣华服则为华。反之，华人讲胡语、衣胡服则为胡。较之华人，欧洲人更是“多元一体”。普鲁士是19世纪推动德国统一的核心力量。希特勒时代强调德国的“纯种”，故意遗忘普鲁士地区在几个世纪前还通用斯拉夫语。

20世纪初，当庞大的“帝国”趋于崩溃，一些著名政治家曾主张依“族”建国。这种主张一度成为对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利器。此时，“建构”新“民族”成为时髦。在20世纪早期，新疆境内凡有境外国家的突厥语系群体都依国名定名，没有境外国家的则统称“维吾尔族”。很多“民族”就这样由政府“建构”出来了。在21世纪，民族是表达和表现人类政治文化分裂的基础概念。

而今，为了国内人民的团结，各国政府经常用“公民”权益淡化“民族”权益，并在称谓上把国内“少数民族”降格为“少数族裔”（ethnic group）。由此，20世纪初流行的“以族立国”原则变为20世纪中期以后的“以国立族”原则。

国家与民族不分是世界大势。在20世纪上半期，中文也曾流行把“nation”译作“国族”。尽管由各种“nation”的移民构成，美国拒绝承认国内“民族”，美国人的身份证上没有族裔划分，美国总统演讲经常把“我们美利坚民族”（we American nation）挂在嘴边。

中国政府早晚也会淡化国内“民族”，强调“公民”平等，强调“中华民族”。

世界上哪种政府体制能让“国家”跳出“兴衰循环”？

强大国家经常会神化自己的政体，学人们就经常以为“政府体制”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并追求“完美”政体。

政府由人组成，人有难御由俭入奢的弱点。“完美”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政府和政体也就不可能存在。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政府体制不是“永动机”，不可能永葆国家青春。

无论采用什么政府体制，是国家就必然有兴衰。英国的政体可称“优越”，却在仅仅半个世纪里就从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衰败成弱国。英国从崛起到衰落总共三百年。传统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是每朝平均三百年左右。

宇宙已存在137亿年，太阳和地球仅46亿年。太阳带着地球穿越银河系中环境迥异的地带，约2.4亿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地球上的“盘古大陆”2亿年前开始分裂，开启了气候长期温暖稳定的“恐龙时代”。6500万年前地球进入“新生代”，恐龙灭绝，哺乳动物开始兴盛。到了26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地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冰河期和间冰期交替。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类人猿，20万年前出现“智人”。而“晚期智人”（如今70亿人的直接祖先）迄今只有5万年历史。

“智人”即有智慧之人。贪婪似乎是智慧的一个主要部分，即通过毁灭竞争者（其他直立人和自身同胞）来保障自己生存。所有其他地球动物都吃饱了就不再猎杀，而智人不会“饱”，要毁灭竞争者以获得“财富”。武器成为人类自相杀戮的专用工具后加速进步，迫使人类利用天然地理区隔实行群体自保。“国家”不过是先进的自保工具。

1万余年前，地球气候骤然变暖，大型动物的繁衍赶不上人类猎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了游荡和躲避追杀的“狩猎采集”时代，开始进入“农牧”时代。自此，人类拥有了“产业”。有了产业，才有政府。有了政府，才有政治。300年前，第一产业（农牧业）的主导地位开始被第二产业（制造业）取代。在21世纪，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开始被第三产业（服务业）取代。关于政府的文明也相应演化。在20世纪中叶，人类发明了可瞬间毁灭全部自己的武器。

万物有始有终。宇宙和地球没有永恒，地球上的物种当然没有永恒。发明和使用大规模自相残杀武器的人类或许只是地球生物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其国家、政府、政治、政体、政治知识都不可能永恒。

为什么国家有兴衰循环？

排除实力悬殊的外来入侵灭国，政府的兴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政府衰败的根本原因来自人性弱点，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食髓知味，戒“特权瘾”比戒毒还难。垄断了暴力和税收，尝到了硬权力的“甜头”，执政集团就不易保持出色的观念和人格，就会迷恋财富和暴力。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压迫程度与反抗程度成正比。出色的观念和人格，使没有政府之权的人驱逐腐朽政府，建立新政府。但垄断了暴力和税收，新政府“由俭入奢”的循环就又重新开始。

如本章开篇时所断言，“有硬权力者难以拥有软权力，有软权力者难以拥有硬权力”。所以政府必然有兴衰循环。

政府寿命与或慢或快的“由俭入奢”趋势紧密相连。花钱处理思想斗争体现缺乏软权力。若到用暴力解决思想斗争的地步，离失去硬权力就很近了。

执政者在垄断暴力和税收权后还能保持对自己思想和品格的高要求，是政府的“长寿”之本。

中国著名的“立制”朝代是秦、隋、民国，却因政策路线而短命。出色的“大政方针”可致国强民富而非国弱民穷；明确的“政治路线”可致执政集团乃至全民的团结而非分裂；严密的“组织路线”可致选贤任能而非选奸任庸；恰当的思想路线可致坚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而非社会价值观混乱。

各国兴衰不同步，会制造某种政治制度能让政府避开“由俭入奢”趋势的错觉。

政府体制是国运兴衰的结果、标志，而非原因。国家兴衰大势支撑政府体制。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当权者“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没用，制度再叠床架屋还是没用。当权者们经常期望以“改制”挽救颓势。但不能阻滞“由俭入奢”趋势，不肯放弃谋私的特权，难以克制公器私用的冲动，“制度改革”只是徒劳。所以，中华传统强调“以德治国”。

怎样界定政府寿命？（1）国家出现兴衰大势；（2）政府体制出现重大变更。

政府的“寿命”与政府有限任期的“届”不是一回事，因为没有出现政府体制的重大变更。在传统中国，“朝代”是政府寿命的标志，而每个具体皇帝的任期相当于现代政府的“届”。汉唐之间，唐宋之间，宋明之间，明清之间，政府体制都有明显差异。2100年王朝史，中国这五个主要朝代占75%（约1570年），每朝均寿长达三个世纪。

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能追溯到罗马共和国，但罗马共和国弱小，罗马帝国强大，政府体制也很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急剧衰落，却未出现政府体制的重大变化。1865年是美国政府寿命的分界线。1861年至1865年，仅3100万人口的美国进行了四年内战，北方23州对南方11州。北方胜出，以双方共阵亡75万士兵为代价，终结了南方500万白人奴役400万黑人的制度，终结了1776年宪法规定的准“邦联制”（主权国的联合体）。统一、强大的美国自此诞生，结束了作为弱小国家的历史。自内战到现在，这个政府的寿命方及一个半世纪，但国家人口已膨胀了十倍。

战争与革命直接导致国势兴衰，制度的变化则跟随国势兴衰。

在近代的二百年里，法国政府制度频繁变更，颇有戏剧性，却未能扭转衰落大势。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792年巴黎人民的“第二次起义”建立了“第一共和”。1799年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后开始独裁，四年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重登王位。1830年巴黎人民又起义，史称“七月革命”，恢复了君主立宪。1848年巴黎再发生革命，建立了“第二共和”。1852年波拿巴“改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崩溃。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后成立了“第三共和”，被1940年的纳粹入侵终结。1946年成立“第四共和”，在1958年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崩溃，被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取代。2012年法国大选中，左翼候选人又提出改制，要建“第六共和”。“七月革命”后的法国建立了有限选举制度。那时的法国总共有3000万人口，100万纳税人，但只有10万人有投票权。“第三共和”规定了总统7年任期，2000年改为5年，2008年才规定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二百年来，频繁的“改制”和20世纪实施的“普选权”都未能扭转法国“国运”的下滑。在一个半世纪里，美国人口从少于法国变成法国人口的五倍。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制度迷信”也经常被事实击破。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中国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制度越来越严谨、复杂，但工程“围标”的劣行却与日俱增。中国研究生论文的评审制度是世界上最繁复的，叠床架屋还年年更新，却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抄袭、欺骗、“枪手”。中国政府在最近三十年间发布了无数的规章制度公文，限制官员大吃大喝，但吃喝风却不断“上档次”。法学家们说那是因为缺少“严惩”的法规条文，而政治学家们看到的不是“条文”问题，而是条文制定者的问题。条文的制定者们远比法学家更懂得惩罚条文的重要。先有政治，后有关于政治的条文。

因为政府连接“国运”，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政府的“长寿”很重要。

思考题：

1．什么是国家？为什么国家有兴衰循环？

2．什么是民族？民族与国族、族裔有什么不同？

3．近代法国为何频繁改制却不能扭转国力下滑？

4．美国在1776年立宪，拥有一部广为他国称颂和效法的宪法，为何却没能阻止爆发大规模内战？

5．中国若干朝代制定了为后世沿用的重要制度，如秦立郡县，隋开科举，民国开共和，为何仅分别存活14、37、38年？

6．世界上有任何政府制度能让国家“跳出兴衰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