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民国总理、著名慈善教育家熊希龄述评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史上有着突出贡献的一位历史人物。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投身于维新变法、慈善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尽力于国家和社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长期以来，国内对熊希龄的历史功绩认识不够清晰。直到近几年，学术界才开始对熊希龄进行新的研究、给予重新评价和历史定位。
总体上看，目前对熊希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维新、济世、救亡”等几个面，我个人觉得，今后需要对熊希龄的生平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彰显他在政治、经济、救亡和慈善教育领域中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这是熊希龄逝世后，著名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为他撰写的挽联，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救亡”的人生之路。
民国初年，熊希龄曾一度高居国务总理的职位，并有心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但是，由于受到一代枭雄袁世凯的百般钳制，熊希龄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带着抑郁、负气的心绪辞职下野。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熊希龄，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另行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旧中国兵燹迭起、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在全国范围内救灾办赈，并首创驰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孤贫；日寇侵华事起，他又舍生忘死，奔走呼号，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历尽艰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参与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竟然不顾前线战事，尽心筹办自己的六十大寿。最终，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种丧权辱国、置国家民生于不顾的现实，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并很快转入到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任上，熊希龄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增强清军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视作“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矢”的军事著述。但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给熊希龄提供了新的舞台。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独具慧眼，他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才是保障，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得到陈宝箴的高度重视。1896年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湖南编练新军，熊希龄居功厥伟。
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以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发展经济，抵制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其后，熊希龄又为湖南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等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甲午战争以后，为救亡图存，维新派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付经费，创建了中西兼授的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并聘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开启民智，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
为了实现怀实业救国之志，熊希龄决心振兴湖南瓷业。1904年，熊希龄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他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主张，获得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设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聘请国内外优秀技师，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1907年，湖南瓷业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著称，一诞生，就被选为清廷皇宫御用瓷。
以往学界在评论湖南维新派人物时，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
实际上，熊希龄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都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特殊的处境，加之向来处事稳重、干练，熊希龄不可能像谭、唐等人那样经常发表激烈言论，但在湖南维新运动的操办过程中，熊希龄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谭嗣同与唐才常。
这是因为谭、唐等并未直接卷入到与反对派争斗的漩涡中去，而熊希龄虽然在维新运动初期以沉稳姿态出现，但当新旧之间的斗争渐次升级到白热化的时候，熊希龄却是自始至终冲锋在前、与反对派斗争到底的第一人，他甚至与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湘抚陈宝箴闹到几乎决裂的地步。熊希龄利用他掌握的《湘报》，对反对派进行猛烈的抨击，甚至影响到他的前程以及身家性命，熊希龄也全然不顾。他还说过：“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可见，熊希龄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谭嗣同。
本来，熊希龄也要赴京，与谭嗣同共事。1898年8月19日，清廷电寄陈宝箴，要熊希龄“迅速入京，预备召见”。不料，熊忽然大病一场，耽误了行程。及病好，正要入京时，已是9月下旬，北京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被御史参奏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皮锡瑞在日记中也说熊倘若入京，“同入军机，必一同受祸矣”。
二、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
以往学术界之所以对熊希龄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多有否定，主要因为两件事：一是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期间，经手签订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1200余万两的合同，招致舆论哗然，特别是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痛斥熊希龄卖国；二是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期间，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副署，次年又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这两次两次副署多遭时人非议，指责其行为实属帝制复辟之厉阶，学术界对此更是持否定态度。
事实上，在这两件事情上，熊希龄有难言之隐。
借款一事，非熊本人意愿，他曾三番五次力辞此事，但是，当时民国财政是一副烂摊子，除了借款，实在无路可走。熊希龄要获得1200余万两借款来解决各方燃眉之急，就必须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除此，别无良策。熊希龄当时致电黄兴说：“苟能有法自救，龄为晁错，亦所甘心”。“今银行团虽已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系属信函，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天下幸甚，非仅保全希龄名誉也。”
熊希龄并非愿意向外国借款，也决非甘心要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可是，身为财政总长，各方并不体量他的处境，只知向他要款，特别是南北两军的军饷，稍微拖欠，则“哗溃之势，即在目前”。黄兴“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其5月15日的电文中甚至写道：“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黄兴不能负此责任，熊希龄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与此同时，上海各商会也来电，谓沪督要求解汇欠款350万两，“以济急需”，还有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浙江、湖北、福建等各省都督，都“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干脆到北京来“坐索”。然而款从何来？
正是在这种万难之下，熊希龄不得不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借款施政。其实这岂是熊希龄的本意哉？！在写给袁世凯的电文中，熊希龄表示：“宁可捐利而稍重息扣，不可失权而令设监督”。可是，偏偏四国银行团在监督条件上始终坚持，不肯让步，因此，熊希龄说：“这种借款条件，实非龄所情愿，实逼处此，无可奈何。”当时，他与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谈及此一节时，不禁声泪俱下。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绝不是熊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唐绍仪内阁全体阁员的一致意见，对此，唐绍仪特致电黄兴解释，说借款合同既经国务院全体阁员议决，自己也有签名，“决非秉三一人之过”，外间揣测，“多有失当”，不可轻信；并陈述利害说，倘若借款决裂，刚刚到手的300万两“将成画饼”，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黄兴又赶紧给熊希龄发电，“颇有斡旋语”。
如此看来，外界把借款的过错都归之于熊希龄一人，对他大张挞伐，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副署一事，熊希龄自己也引为终身憾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熊希龄之所以如此行径也有苦衷。
首先，熊希龄被袁世凯利用所谓的“热河宫物盗宝案”所胁迫，不得不就范。
1913年，熊希龄在任热河都统期间，发现热河行宫的清宫故物管理不善，于是组织专人进行造册清理。此时，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桂题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
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却被袁世凯作为把柄，阴使人向熊希龄传言，说熊在热河任职期间，有“盗宝”嫌疑，已有人向总统报告云云。接着，袁世凯就布下一个圈套，对熊希龄进行挟制，熊只好俯首签署了袁早已准备好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令。
其次，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认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会重用进步党，让熊内阁按照宪章法制推行民主政治，直到袁世凯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熊希龄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并立即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与之分道扬镳。
以往学术界仅凭熊希龄的两次副署，就说熊希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其实这只看到事物的表象，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缺乏深入的了解与分析，肯定是不公正的。
三、投身慈善济世与抗日救亡时期
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之后，熊希龄觉得，当时政治难以有为，于是脱离政治，另行开辟了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慈善济世、救亡。主要有四个壮举：
（一）1917年领衔赈灾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尽成泽国，熊希龄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熊希龄目睹灾民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捐款万余元，转交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赈灾；同时，又向政府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饥民。国务会讨论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主持主赈，方可定议。
大总统冯国璋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然而严寒将至，仅保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
熊希龄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同时，熊希龄还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务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救灾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苦闷，开始确立了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意愿。
（二）组建世界红卍字会
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
军阀混战不停，熊希龄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1925年，卍字会推熊希龄为会长。1928年，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并任命熊希龄为赈款委员。1931年，熊希龄拟定了《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救济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直到1937年熊希龄去世，熊希龄连任三届会长，历时达12年之久。
（三）创建香山慈幼院。
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但还有两百余名幼童无人认领。熊希龄遂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办理善后工作，获得通过。
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创建。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
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熊希龄形成了自己的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竭尽全力让贫困中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教育。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香山慈幼院）、五个分院（蒙养院、小学、中学、师范、职业教育）。
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熊希龄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
从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香山慈幼院维持了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慈幼院的办学方式十分独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首先，它推行“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所谓“三合一”，即学校、家庭、社会合而为一。
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学校相比，它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一是教养兼施；二是孤贫儿童免费教养；三是有一个从婴儿园、幼稚园到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健全完整的教育系统。此外，慈幼院贯彻为乡村服务、为平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在办学方法上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
具体说，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职业教育；二是注重实际训练；三是注意儿童社会化习惯的养成；四是注重学生能力和才能的培养。
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团赴香山蒙养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1930年，国民政府一位教育部长考察香山慈幼院之后这样说：“这样伟大的规模和这样完美的组织，在中国教育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别的地方是不能再得到的；就是在全世界里，也不见得很多。”
（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慈善家的熊希龄，他还有三件惊人的举止，是一般慈善家难以企及的：
一是在1931年的抗日救亡中，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的决心和意愿，熊希龄在北京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圹，告诫后人，自己一旦在抗日救亡救护伤病员的前线不幸倒下，即埋葬在这里。
生圹前面竖立一块白色的无字碑。在熊希龄的档案里，有熊希龄自撰墓志铭一篇，云：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
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
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
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嘱，死难执行。
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
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
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其献身救国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是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全国人民纷纷声援积极抗战的十九路军。在熊希龄先生的精心安排下，香山慈幼院师生跟随红十字会人员一起组成一支精干的战地救护队，奔赴前线，开展战地救护，抢救出数以千计的伤病员。
1933年初，日军又在中国长城地区挑起争端，中国守军坚决回击。熊希龄马上率领香山慈幼院师生，携长女熊芷一起赶赴前线，慰劳中国军队，抢救伤病员，并在宋哲元将军的陪同下，登台向中国军队发表演讲，鼓励中国军人奋勇杀敌，血战到底；同时，他动员亲属和香慈师生参军、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香山慈幼院先后有数百名师生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又在8月13日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此时，身兼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的熊希龄，不顾68岁高龄，迅速组织和带领红十字方面人员赶赴上海战场，开展伤员救助和难民安置工作。
三是在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集会，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等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
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的亲友54人组成一个董事会，制订章程26条，定名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熊希龄捐献全部家产计大洋275277.14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
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熊希龄并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
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当时，熊希龄已是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家中，无论是办理慈善的时间之长，贡献之大，知名度之高，熊希龄无人能及。在他是时候，湖南省政府赞他“霖雨苍生”，确实名实相副。
纵观熊希龄一生，可以用“维新”、“济世”、“救亡”六个字进行概括。
维新，是说熊希龄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几乎一生都在探索真理，追求进步。戊戌年间，因为倡导和进行革新，遭到封建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获谴后，仍继续振兴中国的实业和教育。民国初年，熊希龄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大政方针宣言》，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和健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法制的方案，革除弊政，以期振兴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因为大独裁者袁世凯所忌，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所谓济世，是说熊希龄怀抱经国济世的抱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振兴国家和民族极尽其所能。无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经官场炎凉和宦海浮沉，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熊希龄并未悲观厌世，而是继续探索和奋斗，最后，他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特别是创办香山慈幼院，他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所谓救亡，是说熊希龄一生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深惧国亡天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并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慈幼基金，以孑然一身，尽瘁国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也曾中肯地评价熊希龄：“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1988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凤凰视察时，也指出：“凤凰出人才，熊希龄当过国务总理，做过许多好事”。
中共中央三位领袖对熊希龄的高度评价，充分说明了熊希龄先生思想情操的伟大和爱国恤民精神的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