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一、齐红深的口述历史实践历程
齐红深进行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入行前的准备阶段
齐红深197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开门办学”形势下，他有幸得到文艺理论家李何林、语言学家邢公畹和刘叔新、历史学和方志学家来新夏、历史学家魏宏运等学术大师的耳提面命。1984年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之前，他的本职工作先是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进入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这期间他坚持阅读文学、历史、哲学著作，撰写和发表过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和文学作品。这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虽然不是为从事口述历史进行有意准备，但却为日后开展口述历史实践和研究打下了知识、能力和意志力的坚实基础。
（二）作为史料学的口述历史实践
齐红深从1984年起在从事地方教育史志工作过程中，把搜集整理口碑资料作为搜集资料的重要来源，用以对文献、档案资料进行补充和佐证，提高了地方教育史志成果的质量。这阶段他参与主持和主持完成的史志成果主要有《辽宁省普通教育年鉴（1949—1985）》（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辽宁省教育大事记（1945—1985）》（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辽宁教育史志资料》四辑6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辽宁省高等学校教授辞典》（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辽宁省教育人物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辽宁省志・教育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学术著作有：《学校志概论》，齐红深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中国地方教育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第一届修志工作指定参考书；《教育志学》，齐红深、王克勤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中国地方教育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第一届修志工作指定参考书；《中国教育督导纲鉴》，齐红深、徐治中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辽宁省教育学会一等奖，国家教委培训教育督导人员指定用书；《东北地方教育史》，齐红深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地方教育史志首届优秀成果一等奖，日本文部省课题《中日韩教育史书记述日本殖民地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大陆代表著作；《满族教育史》，齐红深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韩达主编）第一卷，1998年出版，中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东北民族教育史》，陶增骈主编、齐红深常务副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北方古代民族教育文化研究》，齐红深、马立武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研究》（张碧波主编）1994年，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卢鸿德、齐红深、陈丕忠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一等奖；《东北教育家评传》，齐红深、魏正书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三）作为独立著作的口述历史实践
从1995年起，齐红深在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成立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亲历者调查课题组，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调查工作。2000年，《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结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但它仍然是主要根据日伪殖民教育当局留下的档案、文字资料开展研究的，对于我们搜集的口述史料还未来得及吸收和利用。于是，他又申报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得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又被批准为国家“十五”规划课题。同时得到日本、加拿大、美国友好人士的资金支持，口述历史作为独立项目持续运行。
他们先后举办了“日本侵华教育网”和“历史记忆”两个网站。“日本侵华教育网”以“开展日本侵华教育调查，抢救历史资料”为基本任务，通过采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记忆史料，以揭露日本在东北及台湾地区所推行的殖民和奴化教育罪行。同时，利用网站登载和发布这方面的口述历史成果和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该网站到2005年初登陆人数已达40多万人次。[4]
关于开展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的目的，齐红深在课题报告中主要讲了三点。其原因和过程是[5]：
（一）搭建中日学者共通的桥梁
从1991年起，中日部分学者每年都合作举办一次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学术交流会。在中国开会时，日本学者是自费的，而去日本开会，中方学者经常受到日方的资助。可以说，大家是怀着研究历史和珍视友谊的真诚愿望走到一起的，在一起聚餐、聊天、谈天气都很融洽。可是几乎每次会上，中日学者之间对一些基本问题总是争论不休，吵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不欢而散。我作为中方学者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到达历史真相的途径，从而使怀有历史良知的日本学者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我们达成共识，从而教育和团结广大日本人民。我多次进行这方面的努力都没有收效。我在日本国际教育学会第十次年会《20世纪教育的检证》上发表的《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比较反映日本殖民地教育性质概念的异同》[6]就是我为弥合分歧，找到共同点而进行的一种努力。尽管几种书刊都刊登了，却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中日关于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研究到底能否达到一些基本共识，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历史学是通过考察过去人类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即史料，来研究人类在过去的经历的。然而，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书面史料档案，更多地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掌握着更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那部分人的观念和活动。有能力留下这样一些史料的，往往是过往社会中处于相对优越和有利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在各个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在历史研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随着“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发展，普通民众的记忆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最自然不过的话语形式。民众史、日常生活史、目光向下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口述史，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和其他史学门类所日益仰赖的史学方法的兴起，都使得历史记忆似乎不可避免地既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成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在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口述历史新思潮和新方法的启示下，齐红深认为，他找到了解决中日两国学者历史认识分歧的途径。
他说，中日等国学者开展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档案、文字资料。这些档案、文字资料都是日伪殖民教育当局留下来的，有些形成于日本国内，有些形成于殖民地。形成于我国的，日本在投降前夕，毁掉了一些，也留下了一些。日本战败后，又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日本保存的日占时期的档案和其他文字资料，仅他所见到的就有二百多卷。但是，日本方面严格地固守不把殖民地教育与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的原则，在日本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资料中，很少有反映教育与侵略战争关系、教育目的、方针、性质以及对中国师生残酷镇压的内容。中日学者都只看到了一部分资料，没有做到资料共享，研究资料的不足和残缺可能是造成学术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是培养人、教育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方针、政策，制度、教材等都要通过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开展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作用于受教育者——学生身上，形成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知识和能力。亲身经历过教育活动的广大教师、学生是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对于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状况、性质、效果如何，应当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对广大亲历者的证言，应当会促使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实事求是地认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本质，使广大不了解历史事实的日本民众在认识侵略战争的同时，也了解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殖民教育的真相。所以，我把搜集和研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当作使研究走向深入，达成中日学术研究共通化的一个桥梁。日本年轻学者大森直树也认为，对中国亲历者的调查访问对于加深理解日本殖民地教育史是有意义的。[7]
（二）填补研究空白
当然，我们同坚持皇国史观、战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的日本右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资料方面或者说事实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当然也不是靠资料齐全就可以弥合分歧的。日本不顾中国等受害国的反对，不断发起一阵阵否认侵略罪行的鼓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抬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真相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支持“台独”等恶劣事件一次次上演。日本不仅倾力编印颂扬侵华“功绩”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满洲国史》等大部头著作，出版美化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回忆录[8]，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怀念、惋惜的心情，甚至把侵华殖民地教育作为二战的“闪光点”加以美化和宣扬，而且在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中，日本在侵略我国当时制造的各种谬论、观点、理由甚至提法仍然在以各种方式被沿袭着、坚持着。[9]即使是日本殖民当局书写的档案，只要它能够证明教育侵略的性质，有的日本学者也想推翻。他们说，档案上记载的教育政策，只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和设想，并不一定实施。即使日本殖民当局主观上想实施，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抵制，并没有造成后果。[10]这不啻给我们一厢情愿的善良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不能不使我们深思，不能不使我们产生忧虑。为了使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者不遗憾，为了使中华民族不遗憾，为了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我们必须只争朝夕进行抢救工作，要千方百计把正在流失的记忆物化下来，以凝固的形式将这些民族口头文化遗产进行复制，加以传播。否则，造成的损失，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
（三）促进口述历史分支学科建设
向来都有两种历史：史学家的著作史和在民众中口头流传的口述史。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向有“正史”、“野史”之分。鲁迅在《华盖集》中说过，由于封建社会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口述历史的内容，因系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包含许多细节，往往比学者的著作史显得具体、细腻、生动、鲜活，读起来兴味盎然。开展口述历史的调查与研究，恰是地方志工作的延伸，不仅可以增加保存资料的手段，补救文字资料的不足，而且这种史学形式以其表现形式的灵活性和叙事的具体、生动，而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魅力。所以说，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档案、文献的佐证，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形式的历史学著作，还是民心的反映和一种文化的积淀。著作史和官方的档案、文献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世代相传。口头流传如不经过整理出版，很容易失传。我们搜集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甚至还没有流传，仅仅是潜藏在经历者心中的历史记忆——这是随时都可能逝去并将永远不能再生的文化遗存。
通过经历者的口述来描述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美国历史学的发展向来以“新颖和前卫”著称。二战以来，许多新兴的历史学分支都首先在美国诞生。口述史学便是代表之一。目前，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官方刊物，地方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或小组遍布全国各地。而且，美国的中等以上学校大多都设置口述历史课程或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口述历史已经不只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并已广泛应用于各项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发挥传统历史学那种政治借鉴和垂训功能，已经与市场接轨，进入实用性、赢利性的轨道。[11]历史不仅存在于文字档案里，还保存在每个经历者的记忆里。尽管老年人的记忆明显衰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冲洗，许多细节会淡忘，具体的时间、人物也会模糊，但刻骨铭心的记忆内核却因此更加突显出来，使问题的实质更加清晰。
1997年，为了筹备在中国召开的第三次中日合作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学术研究会，齐红深将三十几个人的口述历史编辑成册，名为《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与后来出版的口述历史专集不同的是，全书前面部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齐红深撰写的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史的理论梳理和概括。可以说，是宏观研究与口述历史的结合体。这个阶段，齐红深还出版了以下著作：《日本侵华教育史》，齐红深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版、2004年2版，中国教育学会首届优秀成果二等奖，辽宁省人民政府首届优秀成果二等奖；《“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伪满洲国口述历史——奴化教育的实施与抵抗），齐红深编著、竹中宪一译，[日]皓星社出版2004年3月；《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齐红深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日本对华教育侵略》，齐红深主编，昆仑出版社2005年；《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齐红深主编，辽海出版社2005年；《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齐红深编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期间入选全国百种经典抗战图书，同时再版；《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者口述》，齐红深编著，大象出版社2011年。此外，也有一些个人口述历史和理论研究文章在国内外发表。
这个课题组的大多数成员是在1995年加入进来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和齐红深一样，在投身口述历史工作之前也是某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二、齐红深口述历史实践的主要成就
（一）是历时长、规模大、影响广的搜集日本侵华罪证的民间活动
经过85位专家学者长达32年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课题组已经访谈完成2300多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笔录约1000万字，并有部分访谈音像资料。与之相关的历史图片3000余幅，教科书等实物2000余件，构成了系统、完整、立体的日本侵华证人、证言、证物体系，弥补了国内外文献档案的不足。
据石松源、贺石荪编《百家评说齐红深：让教育史走进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所载，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至2008年十年时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和学术评论文章近三百篇，摘录近40万字。从1991至2004年，他们发起和举办国际会议11次，出席人数2500多人次。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新华社报道采访齐红深和本课题研究成果8次，中央电视台等影视台采访录像200多小时，各地新闻媒体报道本课题和依据本课题提供的材料撰写文章50多次，60余万字。
课题负责人齐红深教授在15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主旨报告或特别演讲：
1.1991年5月2-9日，中、日“满洲国”教育史第一次共同研究会（地点：辽宁教育研究院）。齐红深：《中国对伪满洲国教育研究的状况》。
2.1992年7月28-29日，“东北地方教育史学术研讨会”（地点：大连海运学院）。齐红深作基调报告：《东北地方教育史研究导论》。
3.1993年8月9-10日，“中国东北地方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方称第三回日中“满洲国”教育研讨会）（地点：大连海运学院）。齐红深作基调报告：《关于伪满教育史的研究》。
4.1994年12月5-12日，第四回日中“满洲国”教育研讨会（地点：日本东京东海大学）。齐红深：《中国东北教育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会后应小泽有作邀请，在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日本文部省课题《日、中、韩记述日本殖民地教育异同比较研究》），并介绍和答疑《东北地方教育史》（齐红深主编，辽宁大学出版1991年）。与金子和彦（日本“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代表）签订“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中日开展合作与交流协议”。
5.1996年7月16-20日，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成立筹备会和文部省科学研究费《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教育日中共同研究》开题会（地点：日本富山县、东京都立大学）。齐红深：《中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说明》。
6.1997年8月20-25日，“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北京教育研究院）。齐红深作主旨报告：《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概说》。
7.1998年10月24-25日，“殖民地教育的检证——中国、韩国、冲绳的研究视角”学术研讨会（地点：日本宫崎公立大学）。齐红深作主旨报告《奴化教育、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比较概括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性质词语的异同》。与小泽有作（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代表）签订“中日共同搜集合作出版日本侵华教科书的协议”。
8.1999年12月23-26日，“日本侵华教育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大连桃源小学）。齐红深作主旨报告：《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竹中宪一签订“中日共同搜集、合作出版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的协议”。
9.2000年12月22-24日，“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地点：东京学芸大学）。齐红深作主旨报告：《通往认识共通化的道路——日本侵华亲历者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
10.2001年8月21-22日，“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地点：上海同济大学）。齐红深作基调报告：《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成立中日合作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研究中心，齐红深担任主任。
11.2002年12月21-24日，“殖民主义研究第六次年会暨重庆大轰炸65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地点：西南师范大学[12]）。齐红深特别报告：《留住历史的记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
12.2003年8月20-24日，“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武汉江汉大学）。齐红深作专题报告：《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的经验与成果》。与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美国纽约）孔强生签订“合作出版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的协议”。
13.2004年3月27日，“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第七次大会”（地点：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齐红深作特别演讲：《日本殖民地教育体验者的口述历史》。
14.2004年8月27日，“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国际会议”（地点：山东鲁东大学）。齐红深应邀作《留住民众的记忆——关于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学术报告。
15.2014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第20次报告会（地点：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齐红深应邀作特别演讲：《从教科书和口述历史看伪满洲国教育与“产业开发”“大东亚战争”的关联性》。
同时，他还应邀赴美国、德国访问，经常接受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来访，互相交流。
（二）口述者是从寻找到的25000多位亲历者中挑选出来的，分布广泛，代表性强。
已经整理出来的1303位亲历者，按性别分：男1149人，女154人；按出生时间分：1890-1900年6人，1901-1910年20人，1911-1920年158人，1921-1930年987人，1931-1937年136人；按民族分：汉族1180人，满族31人，朝鲜族59人，蒙古族19人，回族4人，锡伯族2人，日本人7人；按政治党派分：共产党358人，国民党10人，民革35人，民盟12人，民促5人，无党派886人；按职业分：教育界656人，文化出版界59人，科技卫生界103人，工农商业界235人，军队警察界51人，党政机关202人；按职务分：省部司局级53人，处级397人，一般干部职员807人，工人农民37人；口述者在日本投降后因历史问题被判长期徒刑14人，流放苏联1人；按职称分：副教授级以上322人，副教授级以下和无职称981人；按工作地分：东北地区1128人，关内地区134人，港台地区32人，外国9人；按口述者在日本投降时的身份分：小学生121人，中等学校学生312人，高等学校学生109人，伪政权军警界78人，务农和流亡人员658人，父兄被日本杀害和本人被判刑的36人；按口述内容发生地分：台湾10人次，“关东州”196人次，“满铁附属地”64人次，伪满洲国1147人次，伪蒙疆地区7人次，华北、华东、华南地区117人次，香港9人次；按口述内容的学校类别分：小学1166人次，中学1002人次，大学289人次，社会教育139人次，其他32人次。
（三）课题成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构成了系统、完整、立体的日本侵华证人、证言、证物体系。
1303位日本侵华亲历者使用过的日本侵华期间的教科书、地图、照片及各种实物，包括伪满洲国、“关东州”教科书480多种，刊物、地图272多种，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教科书130余种。还有学生作文、日记、作业、证书、用具等各种实物近200件，历史图片集数十册，个人和学校活动的原版照片约1000余幅，日本侵占时期能够体现国家观念的普通百姓墓碑百余座，其他实物近千件。
伪满洲国教科书等实物，弥补了国家档案文献的空白和不足。目前，日本收藏伪满教科书101本，我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总共只有25本。该课题组所藏日本侵华教科书是日本和中国收藏总和的三倍。而几百种学生作业等实物和原版历史照片更不为其他机构所收藏。
其藏品与世界各地馆藏情况具体比较：（1）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2年）临时教科书收藏情况：“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纂的暂用教科书，日本收藏到150本（其中，东京学芸大学望月文库56本，东书文库51本，ソウル大学18本，筑波大学体芸图书馆8本，东大教育学部图书馆8本，日本言语文化研究所2本，北海道教育大学6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宫胁弘幸1本），中国收藏98本（其中，东北师范大学8本，北京大学4本，大连图书馆82本，北京图书馆4本），美国议会图书馆1本，本课题组收藏104本。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教科书，日本收藏到16本（都在天理大学前田均手中），本课题组收藏2本。（2）伪满洲国（1932-1945年）教科书的收藏情况：日本收藏到101本（其中，东京学芸大学望月文库8本，东大教育学部图书馆1本，日本言语文化研究所5本，北海道教育大学5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宫胁弘幸1本，成城学园教育研究所32本，天理大学日本语教员养成课程研究室2本，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32本，福冈县教育セソタヘ1本，天理大学前田均14本），中国收藏到35本（其中，东北师范大学16本，大连图书馆3本，北京图书馆1本，沈阳九・一八博物馆15本），本课题组收藏356本。（3）伪满学生作业、历史照片等其他实物收藏状况：该课题组收藏了伪满洲国学生作业、用品等实物四百余件，原版历史照片一千余幅，其他沦陷区的教科书和伪满其他书籍800余本。目前，还没有看到国内外各机构和个人公开过此类物品的收藏情况，可能尚被他们所忽视。这些藏品多为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稀物品。如《满洲国史通论》引用大量历史典籍论证东北自古自成一国，观点反动，但论据之丰富翔实是我国研究东北史的著作所未能达到的。这些教科书等实物，弥补了国家档案文献的空白和不足。
据新华网关于《二战期间日本教科书 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文报道：
（新华社沈阳2012年10月9日讯，记者：于力）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学者齐红深教授收藏了1300多位日本侵华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1500余种日本侵华期间的教科书，2000余幅历史图片。其中，二战期间大连使用的日本学校教科书、地图，对于钓鱼岛能够证明两点：一、当时的日本认为钓鱼岛在历史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二、钓鱼岛是日本通过军事力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扩张为日本的。具体按照出版社和出版年限的顺序举例如下，请看：
1.《最近世界地图》东京、大阪三省堂株式会社出版，昭和四年文部省检定中学校、女学校、师范学校地理课用。第6、7页，《世界现势图》把朝鲜、中国台湾作为日本领土，第21页《人种分布》甚至连台湾地区的人种都改为日本族。
2．三省堂编辑所编《新制最近世界地图》（改订版）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东京、大阪三省堂株式会社出版，昭和十年文部省检定中学校、女学校、师范学校地理课用。第8页，《境域的膨胀》清楚地列出日本领土扩张的过程和侵略取得的年代。朝鲜、中国台湾及其周边岛屿（包括钓鱼岛）都是作为日本领土，是“明治三十年（1898年）领域”，大连、旅顺、南千岛群岛是“明治四十年（1908年）领域”，清楚地标明分别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取得的。
3．三省堂编辑所编《新制最近世界地图》（改订版）昭和十三年（1938年）、东京大阪三省堂株式会社出版（昭和十三年文部省检定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实业学校地理课用）：删去了《境域的膨胀》地图，但第9页《人种分布》仍然把台湾人种列为日本族。富山房编辑部编《改订新体日本历史地图》（合资会社富山房出版，昭和八年订正四版）第22图《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即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我国与清朝的关系》：日本国土为粉色，中国为黄绿色。冲绳岛为粉色，台湾及西表岛、石垣岛、宫古岛均为黄绿色。
4．文学博士有高岩著《最新东洋史地图》（东京开成馆昭和十四年）第30页《清代形势图》：日本为粉色，中国为黄绿色。台湾和琉球群岛均为黄绿色。而第38、39页《现代形势图》：日本为红色，中华民国为黄色，朝鲜和中国台湾由于被日本侵占也为红色，伪满洲国则为粉红色。从这两幅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日本人眼里，日本通过侵略战争扩张领土的过程变化。
5．昭和十二年七月（1937年）坂西铜刻《日本帝国全图》：日本把朝鲜、中国台湾、“关东州”都列为日本版图。但却明显看出，包括钓鱼岛、石垣岛都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这些日本在侵华时期出版的教科书和地图，当时是为了宣扬所谓大日本帝国的国威，宣扬所谓日本皇军的战果，现在成了他们侵略的罪证，也是揭露“日本自古领有钓鱼岛”谎言的铁证。清楚地标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是日本侵略者1895年才扩张为日本“领土”的。
齐红深教授介绍说：他收藏的日本教科书、地图当年是为了张扬“大日本帝国的功绩和国威”，现在成了日本侵华的罪证。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教科书可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领土。这真是日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打日本今天的所谓和平政府的嘴巴。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齐红深课题组还收藏到百余座日本侵华时期中、日、韩普通百姓的墓碑。将普通百姓的墓碑作为日本侵华证据收藏，在国内外还是首次。他们从丧葬习俗这个独特视角对其中80座“关东州”（大连地区）百姓墓碑进行了初步研究，解读墓主与立碑人、墓葬形制与碑体、碑文与纪年等方面蕴含的社会、人口、经济、文化、奴化教育、国家认同等历史信息，得出了如下结论：（1）日本对大连40年的残酷统治，造成人口的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使许多普通百姓死于非命，死亡者20岁以下占9.7%，20-30岁占35.5%，31-40岁占19.4%，40岁以下死亡率高达74.6%。（2）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摧毁中国文化，破坏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后果，80座中国人墓碑中使用公元纪年的3个，占3.75%，其中2人是基督徒。使用中华民国纪年的22个，占27.5%。使用日本纪年的10个，占12.5%。使用伪满洲国康德纪年的45个，占56.25%。二者相加，对日本统治和伪满洲国认同的高达总数的68.75%。这和亲历者在口述历史中回忆的历史事实是一致的。（3）从碑体形制、碑文等方面看出，丧葬文化也受到日本的同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侵蚀的面积之广和程度之深。说明日本文化侵略是比武装杀戮、经济掠夺更阴险、更毒辣、危害更深的“挖心”战。
（四）课题成果是中华民族对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过去，档案馆往往只重视官方文件，忽视人民大众的历史参与过程。日本遗留下来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档案文献主要是法规、学校概览、统计之类，这些出自侵略者之手的档案不能够充分反映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性质，却成为日本美化殖民教育的借口。他们为了揭露日本对华奴化教育罪行，千方百计从民间寻找根据。口述历史从受害者的角度见证了日本教育侵略的全过程和对中国人民思想、意识、价值观等造成的伤害，是我国按照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完成口述历史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它弥补了文字档案的不足，对于修复历史起到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集体历史记忆是民族的根，如果中断，就标志这个民族的衰亡。
他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为了从死神手中抢救口述历史，同日本人争夺抢购我国私人手中残留的教科书，大家都是省吃俭用，自掏腰包，四处奔波，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
齐红深在课题运行期间，曾经应对方要求，于1991年与“满洲国”教育研究会会长、东海大学教授海老原治善签订了《中日共同研究伪满洲国教育的合作意见书》；于1998年与早稻田大学教授竹中宪一签订了合作出版《伪满洲国教育口述历史》的协议书；1999年与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会长、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小泽有作签订了影印出版《伪满洲国教科书集成》的合作书。由于对方年事已高身体不支或慑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中途未能履行协议。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齐红深为了支付课题组花销，偿还欠款，2002年，只好卖掉单位分配的143平方米的住房，住进54平方米的小屋。
课题组成员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绥中县中心小学原校长刘守勤花费5年时间，骑着自行车和徒步走遍全县寻访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说服动员他们讲述在伪满洲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四平市二中老校长姚吾越不顾病魔缠身，逐字逐句地记录整理。沈阳27中老校长赵家实是伪满法政大学学生，抗战期间流亡到重庆，一生受到许多挫折。他千方百计与在台湾的老校友联系，动员他们回忆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情况和感受。
（五）开创了两岸三地合作研究日本侵华史的民间渠道和模式
这三种渠道一是同学，二是同乡，三是同会。伪满洲国法政大学学长、沈阳二十七中学原校长赵家实与台湾校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联系，发动在台湾的伪满洲国法政大学校友积极参加了对日本侵华口述历史工作。东北中学、中山中学、冯庸大学校友会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沟通联系作用。分居在大陆与台湾的课题组成员又扩展到其他东北老乡。与此同时，齐红深在参加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美国纽约）、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的学术活动过程中，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抗战同胞纪念会等学术机构和团体建立起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他们帮助开展当地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整理工作，尽管由于齐红深主持的课题组经费拮据和政治观点等原因，主导力度受到限制，有合也有分，但总体上对于在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口述历史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并且得到过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美国纽约）的经费资助，齐红深编著、入选“百种经典抗战图书”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就是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一个成果。
（六）搭建起了中、日两国历史认识共通的桥梁
齐红深起初从事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调查的动因，是为了解决中日学者在历史认知上的矛盾，搭建中日两国互通的桥梁。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初衷实现了。他编著的口述历史作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同时，在日本翻译出版，得到各个年龄段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与欢迎。
2004年，日本皓星社出版齐红深编著的口述历史时，日本顶级专家纷纷推荐。
佐藤尚子（日本国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广岛大学教授）：
这次，由齐红深先生编辑的中国大规模的口述历史研究著作即将在日本出版。齐红深先生是中国殖民地教育研究的第一人，中国东北部口述历史的采集者。在本书中，有“满洲国”时代受过教育的许多中国人的口述记录。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两种语言的版本可读，有利于加深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
宫胁弘幸（日本国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宫城学院女子大学教授）：
本书，由中国研究“奴化教育”的第一人齐红深先生编辑，是“满洲教育”体验的详细记录，这个记录记载着日本人不知道的教育现场的真实情况，包括使中国人悲痛不已、剥夺中国人民族性和民族自尊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在内。本书是直接了解“满洲教育”，以及与日本直接相关的真实历史的贵重资料。
槻木瑞生（日本国满洲・满洲国教育研究会会长、同朋大学教授）：
迄今为止，在“满洲国”时期的教育研究中，直接采用口述调查方法的很少。这次齐红深先生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调查。我认为这些与日本方面的资料和口述史料相对照，可以改变对“满洲国”时期的教育知之不多的状况，形成对中国东北研究更多的认识。当时受过或正受着日本殖民统治的东北人是如何展现自我的呢？这是为完整地了解中国东北历史的一项可期待的工作。[13]
日本青年学者山本一生在阅读齐红深主编口述历史后，深有感慨地说：
通过经历者的证言，我充分地了解到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是由“暴力和就业”这种糖果和鞭子构成的本质。暴力指的不仅仅是学校内部的体罚，它还指中国人不能说“我是中国人”，而不得不说“我是满洲国人”这样的对于个人证明、自我存在所施加的暴力。说白了，学习日语就是为了就业，为此不得不服从日本的构造性暴力。比如，刘鹏抟做了以下证言。据说他虽然在爱国主义教师--父亲的膝下长大，但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掌握权力，掌握学校体系和职业，他为了生存除了成为“顺民”以外别无他择，因此最终考入了日本的教育机关新京工业大学。即便是家人和亲戚辛苦地为他筹措学费，他本人也拼命地学习，在学校里还是不得不承受教师的体罚，以及学校方面对“反满抗日”的压迫等暴力。就算如此，也不得不去上学的原因就是为了就业。……对于这种现象，往往容易因认为殖民地教育给予了经历者的人生一种人格定性的影响，而赋予它正面的评价，但从负面来讲，可以说殖民地教育甚至拘束了经历者以后的人生。我想这个矛盾的状态要对我们诉说的是教育所含有的根本性的问题。[14]
与那些没有阅读过中国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日本人不同，他承认了日本殖民教育给中国人造成的“负面”作用，知道中国人接受日本殖民教育是一种在暴力和就业的引诱和鞭打的双重作用下的被迫的行为。最后，他由衷地说道：
对于精心地把在文献资料中绝不能表示清楚的，感情的、历史的记忆撰写成文的齐氏，我不得不表示敬意。如果齐氏没有进行这样的调查，也许殖民地教育体验的记忆将被永久的失去。并且，我对竹中氏使日本的读者能够共有这份记忆的业绩给予高度的评价。我虽从大学时代开始对日本殖民教育感兴趣，但只是依照了日方的资料，通过了解经历者的证言我理解到了自己的视野曾是多么的片面。本书将成为读者立体性地理解＂满洲国＂教育史的头等资料集。
他肯定了口述历史纠正他的偏见的历史认识中所起到的作用。齐红深所做的口述历史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日本熊本县立大学教授弘谷多喜夫在历史的记忆与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讲话（2004年12月，东京学芸大学）中明确肯定齐红深先生完成的日本侵华教育亲历者口述历史能够跨越时空，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被后人所接受[15]。
三、专家对齐红深主持“日本侵华口述史”课题的鉴定意见
（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专家组，组长王炳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成员有：江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苏甫（辽宁省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李放（辽宁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科学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专家组成员）。组长王炳照签字的鉴定书（2002年3月）[16]内容主要是：
齐红深同志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计划，取得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政治意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推行殖民教育是其整个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组把教育放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军事侵略、政治奴役、经济掠夺的整体战略中进行研究，深刻揭露了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本质，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为其侵略罪行辩解的谬论。
这项研究是系统、深入、全方位展开的。在地域上，从东北沦陷区扩展到全国其他地方，包括台湾地区、华北、汪伪政权、伪蒙疆政权等；在内容上，包括了教育政策、制度及实施状况和后果，并将中国人民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从而提高了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这项研究在坚持鲜明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坚持了严肃的科学态度，研究者搜集运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图片，而且挖掘了直接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作为文字史料的补充。这不仅弥补了以往同类研究的不足，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史料的来源，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为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这项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多次召开国际性研讨会，数百名外国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到会，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日本侵略问题上，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同日本等某些右翼势力的斗争，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图谋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因此，这项研究有必要继续下去。
（二）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专家鉴定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成员：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史研究员岳思平，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恩荣）鉴定书指出“齐红深主持的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是我国开展最早、最为规范、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研究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个性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其资料的丰富性、形态的多样性、故事的生动性以及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是其他历史著作不可能达到的。”[17]
（三）《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专家组（2015年5月）鉴定意见：
1．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健：
齐红深教授主持完成的《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具有以下特点：
全国各地85位专家学者历经30余年时间抢救保存数百名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是全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取样最为广泛的口述历史项目。
建立了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的口述历史学术规范，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搜集到数千件口述者保存下来的历史图片、教科书等物证，已形成证人、证言、证物链，是系统、丰富、多角度、多形态的日本侵华罪证，填补了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等专门机构收藏品的不足和空白。
记录了不同人群的鲜活记忆与感受，是有温度和细节的历史回溯，比档案史料更生动、更具体、更丰富、更具社会文化学上的认识价值。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是对民族精神的珍贵传承。
用大量史实深刻而又多面性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华文化、破坏民族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种种做法和后果，让世界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思想侵略不仅与军事占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互配合，而且更具阴险性，后果更严重，以此警示我们只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才能实现“中国梦”。
该项研究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连续报道了20余年，学术界发表评论文章上百篇。先后15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受到日本、美国等国学术界的肯定。特别是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很好的作用，搭建了中日两国历史认知共通化的桥梁。
2．南开大学教授、博导、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
中国研究日本侵略的学术成果很难得到日本认可，而齐红深教授主持完成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能够同时获得中日两国学术界高度评价，阶段性成果在中日两国刊物刊登和出版，被中日两国普通读者广泛接受，并在韩国、美国、德国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认为原因有三：①日本对华侵略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本项研究的是没有血腥、比较平和的教育文化侵略。这是过去很少涉及的领域，也是日本引以为荣至今仍然在极力美化的领域，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有着明显的针对性。本项目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揭露日本教育侵略摧残中华文化、泯灭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将日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国民精神强加于被害国人民，进行奴化、同化、皇民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②研究者采用近百年西方新兴的口述历史方法，获得大量平民化、人性化，有温度、有细节的史学成果，具有跨文化的传播优势，易于穿越加害国和受害国读者的心理界限，搭建历史认知共通化的桥梁。③这项目已是国内外公认的历时最久、范围最广的口述历史项目，抢救保存了数百位各阶层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以及散落于民间的近万件历史图片、教科书等各种实物。这些都是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所没有的历史资料，具有唯一性和稀缺性，因此会被各国研究中日近代史的学者所瞩目。
四、中外读者的反映
齐红深课题组所做的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在中外读者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反应。《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17日曾以《让社会科学走向大众》（记者刘玉）为题做过专门报道。其中说：
“我是一名曾在日本居住了九年的中国女孩，一名祖籍江苏南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时，我从不知道这些所谓高尚的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在大半个世纪前曾对我的故乡做过什么。通过浏览‘日本侵华教育展’网站，在铁的证据面前，我终于发现自己的故乡曾遭受过如此的摧残。当我找回曾在日本用过的教科书，那里对这段黑暗历史的介绍只有轻描淡写的只言片语！我决定放弃日本的优厚待遇，留在祖国。这九年来，我对曾经发生在我故乡的屈辱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齐老师，我支持您，我支持一切正义的力量。希望我的留言能更加坚定您的信心，作好这一切，拜托您了。”这是一位北京女孩的网上留言。
李令彬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他给齐红深来信说：“日本人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所进行的奴化教育，我们年轻人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中了解一些，并没有太深刻具体的印象，我是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最近看到一位退休老干部的口述历史，从那质朴的语言中，我生动地了解了东北人在伪满时期的生活，真是字字血泪。我和几个年轻编辑决心开发这个题材，真正地教育年轻一代勿忘国耻，报效中华。”
受到这些口述历史更大震撼的是日本读者。一位曾在中国上学的日本老人藤森节子在2005年连续在刊物《象》上发表读后感。说：
我在中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一本书给打碎了。齐红深编著《“满洲”口述历史——奴隶化教育的反抗》（[日]竹中宪一译，皓星社出版）收录了在“满洲国”时期接受教育的50位中国人的故事。读了这些后，我明白了只从自己的这一边不管怎么看，都看不清楚历史的真面目。俗话说从壶中往外看的话，因为口很小只能看到一点点世界。我过去就是这样，只从自身的经历去看“满洲国”，所以看不到全部的情况。读了这50个人的故事，得知从中国人的那一面看，是怎么样的情景。我被深深地震撼了。[18]
2015年2月，这位正直善良患胶原病多年的日本老人与世长辞了。她去世前，铅印了一个信笺，邮寄给所有她认识的人。这个信笺上印着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遗言：
去年，我接到了《“满洲”口述历史——奴化教育的抵抗》（竹中宪一译，日本皓星社2004年出版）的作者齐红深教授的来信，为我打开了新的世界。一点汉语都不懂的我接到的他的汉语来信，我的回信是用日语写的。语言的障碍没能阻止我们的交流。他要我做口述历史，讲述我在中国读书时的经历和见闻。我患足疾多年，已经不能走路，留给身体残障的我只有一条自由之路——那就是能够持续的读和写。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宪法》第九条：“放弃用武力威胁和行使武力来解决国际纷争”正在被改变，这个国家的将来很让我担心。我要为后代留下我的经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