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绪论

一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是对个人和社会活动中获取和使用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的部分的研究。

因此，经济学不仅是对财富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研究。因为人的性格形成于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物质资源的过程中。当然，它还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影响，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虽然尚武或对艺术精神的热爱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总是居于前列，而且它们差不多胜过其他一切影响之和。经济的动机可能不如宗教的动机强烈，但是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更为广泛。因为一个人心情好时，他在大部分时间都会想关于谋生的事情；在这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通过他在工作中运用才能的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还有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

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可能比其工作性质更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一个家庭每年收入1000镑或者5000镑，对于这个家庭的生活富足状况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收入30镑或者150镑，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收入150镑，这个家庭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但收入30镑就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他们快乐的源泉。但是，极端贫困的生活境况，尤其是那些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削弱人们的才能。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很少有寻求友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雅和宁静，甚至也很少理解家庭生活和谐的意义；宗教力量也常常达不到此处。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精神和道德的不健康，主要是由于贫困所致。过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忧郁、缺乏安静和没有空闲时间，使他们无法尽量发挥他们的智力。虽然有些苦难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但总的来说，“穷人的祸根就是他们的贫困”。

二 经济学应该关注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度天经地义，古代的奴隶大概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人类的尊严是通过基督教的不懈宣扬才在近百年来受到越来越热烈的拥护。但是，只是由于最近教育的普及，人们才开始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现在，我们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所谓的“下等阶级”是不是必须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注定无法分享到这种生活。

19世纪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让他们燃起贫困和愚昧可以逐渐被消灭的希望。蒸汽机的出现减少了他们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逐渐普及；铁路和印刷业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更便于联系，使他们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更具前景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使技术工人快速增加，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完全没有技能的工人。就生活而言，他们有些人甚至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过得更舒适、更高尚。

这一事实使人们迫切地想知道：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都应该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劳动的折磨，这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在当代由于备受关注而成为研究的重点。

经济学并不能完全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还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来解决。但是，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三 竞争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双重属性，近代产业的特征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就是经济自由。

人们常说：近代产业与过去的区别在于它的竞争性。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竞争的严格意义，大概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尤其是关于物品买卖方面的竞价。这种比赛当然比过去更激烈、更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基本特征中比较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的东西。

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当地表达这些特征：独立自主的选择方向并成为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快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既定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它们也可使人走上合作以及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合作与联合与从前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被动地与别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某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最适合于达到其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具有某种自私自利和对别人的利益漠不关心的含义。诚然，以前的产业形式没有近代那些自私自利的特点，而也不包含近代的有意识的利人之心。近代产业的特点是精明而非自私。

再者，在近代，贸易有了新的欺诈行为的机会。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也让许多新的掺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现在，生产者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当一个人要一直生活乃至于要老死在其故乡，如果他欺骗了他的乡邻，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比过去多；但不能就此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近代的贸易形式包含必须信任他人的习惯，同时也包含抵制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不存在于落后民族的交易形式之中。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缺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谋求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型产业的人经常感到他们无法对当地人委以重任。那些需要职业道德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更需要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掺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而且程度惊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在当时相当普遍。

当竞争受到责难时，其反社会的形式被突出，其他的形式则被忽略，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极具重要意义，缺少它们可能对社会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当商人或生产者发现对手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较高利润的价格出售产品时，他们对他的这种扰乱行为心生不满，此时，他们无法顾及那些购买廉价产品的人可能比较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也许有利于社会。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掩盖了生产者中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在遏制反社会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进入这个行业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如果他进入了这个行业，他对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会大于他对那一小撮生产者的损害。

如果将竞争与合作对比的话，那么，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有害的，至于那些卑鄙的形式简直就是可恨了。在那种大同世界里，竞争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私人权利也就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自己的义务而不希望比他的邻人过得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会希望他们弱小的邻人生产的东西不多而能正常消费。他们会倾尽其精力、创造力和热烈的进取心，投身于公共利益事业中去；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梦想的黄金时代。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人类的劣根性，是十分愚蠢的。

当然，即使现在，人们也会出于本性作出利人的举动：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如何才能最快地发展和明智地利用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但是，他绝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除非他相信人类本性的确如此，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绝不会发生更为反社会的作用——他对竞争的任何特殊表现必须保持中立态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用“竞争”这个名词来说明近代产业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一个不含有任何好的或者坏的道德意义的名词，这个名词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与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包含以上意义，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的含义比较接近。在没有真正合适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