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转换期

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随之创建

就在明治天皇驾崩之后的第二个夏天，欧洲爆发了世界第一次大战。一战带来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并终于在1918年（大正7年）结束。战争给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物质上的破坏为后世留下许多棘手的问题。

大战中，战争沉重的负担使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帝国政权面临崩溃，俄国最终还建立了新的共产主义政权。

依据共产主义思想，俄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正义原则，成为一个否认前统治正当性、具有进攻性的新型国家。苏联的诞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因此，人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重建已经丧失的国际社会秩序。最后人们建立了国际联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避免再次发生带来巨大破坏的战争的可能。

而且，人们在1921年（大正10年）召开了华盛顿裁军会议，为了限制海军力量，否定帝国主义，还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占领的殖民地移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型国际秩序依旧属于转移期的尝试。

新秩序虽然在原则上否定了帝国主义，但是除了德国以外被占领的殖民地依然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着，而且实质上托管和殖民地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美国和苏联并没有加入国家联盟。总体来说，国际联盟的盟约看起来是一个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件，可是当日本代表提出把人种平等的原则写进盟约的意见最终却没有被通过，因此，不管怎么说，实质上它仍给人一种非常不协调的印象。

不用怀疑，国际政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国际政治能否按照国际联盟盟约行事，这一点的确是值得怀疑的。

2．实行男子普选制度，民主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之际，也就是大正（1912年-1926年）到昭和（1926年—）期间，日本历史成了不断尝试与进退维谷的历史。在国内，崇尚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一方面，1890年（明治23年）日本设立的国会增强了力量。在日本，国会起初并没有掌握实质的权力，然而随着普及普通教育和国民关心政治程度的增强，日本已经不能再排除国民参与政治了。

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明白，与其忽视议会，对立于议会，不如与议会合作更加适合。1900年（明治33年），伊藤博文在日本组织了政党。到了1918年（大正7年），日本多数党领袖原敬被任命为日本的首相。

另一方面，民主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3个帝国最终崩溃，民主主义因此提高了威信，更加鼓舞了那些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

1919年，随着纳税资格的降低，有选举权的人也从45万人猛然增加到300万人，1925年（大正14年）又实行了男子的普选制度。

同时，那个时代的国际主义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美国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理想，使日本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随时代产生的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尤其后者将国际政治的大变化展现在国民面前。

日本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从西伯利亚沿海州和山东撤兵，随后主动采取了措施，削减了4个师的陆军军力。币原外相推行的以同英、美取得协调并且不介入中国内战为中心的“和平外交”受到国际人士很大的重视。

3．国政领导能力降低，国际外交出现的新问题

上面所讲的那些新尝试很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气氛。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似乎向人们展现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来代替已经开始走向末路的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体制。

这些新的尝试非常符合一些因为现代化而出现的新阶层（如医师、大学教授、律师、作家和职员等）的要求。他们厌恶家族主义的束缚，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崇尚个人主义，排斥抑制欲望的儒教道德，然而，这些新的尝试绝对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并不完全适合日本国内外的实际情况。

政党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政治家之间的统一。天皇和元老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慢慢地几乎完全消失了。对于继承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们，一些出身官僚，一些出身军部，还有些出身经济界，更有一些政党出身的人，他们并不像第一代的领导人那样，能通过共同的经验和思想基础这一纽带统一在一起。

这样，政党政治并不能真正地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缺乏这样的领导能力，现实中，日本的官僚制度反而在政治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政党政治有着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在政党政治还未成熟时容易产生腐败。结果，那些强烈希望实行民主主义的日本人逐渐对现实的政治产生了抗拒情绪。

农村基本上还没有被那些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波及到。因此，农村的人民对城市出现的新事物怀有强烈的不满，他们担心日本人的优良传统被丢弃。

和平外交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国际协调的原则虽然被各国所承认，但却没有达到能够完全改变各国行动的地步。

贸易并非自由，国力的重要源泉是殖民地。而日本的弱点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针对这一点，许多人深感忧虑。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来实现其民族主义革命，这种情况为日本外交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4．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控制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

那个时候币原外相领导日本的外交工作，他采取了尽量避免干涉中国内政，按照华盛顿会议所倡导的和平外交的原则，注视其发展趋势的方针。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政策。

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所进行的和平外交，其实是对华盛顿会议以前的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

这是因为，对中国21条的要求一无所获，却只是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激烈反对，激发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以后的和平外交就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反省。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外交在美国和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退却。

英国认为日俄战争以后，随着日本的国力增强，它已经逐渐转变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赤裸裸地显示出日本期望统治中国的企图。而且虽然有日英同盟的义务，日本对德宣战的时机和方法，却未必会得到英国的认可。借机夺取德国在青岛和山东半岛的势力，这件事会让其他国家认为日本趁英国和其他列强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拼搏时，采取了一种趁火打劫的举动。

通过一战，美国迅速充实了自己的实力，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也出现不满。美国利用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标榜对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实施牵制日本的措施。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海军裁军盟约作为一种制动器和镇静剂，制约了当时日趋激烈的所谓全球性的建舰竞赛热潮，这的确是一个恰当而有效的措施，尤其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也的确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美国还说服英国解除了日英同盟，其意图在于限制日本的行动。

5．排日运动高涨，旋涡中的币原外交陷入僵局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当时也有人主张应该联盟德国对抗英国，然而这样的呼声并不强烈。此外，还有一些人坚持，只能用《对华二十一条》那样的形式占领中国，这些人大多属于军部。从华盛顿会议到废除日英同盟这一系列措施被这些人理解为英美欲实施对日本的封锁政策，并且将这些国家当作日本向大陆发展的妨碍者，当然，这种认识也是后来日本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即使当时没有达到上述的地步，在日本还是广泛并且根深蒂固地存在一种想法——日本和中国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尤其对于曾经和日本共同对战俄国的满洲。

然而，在中国以及满洲，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中国人民的排日运动，使居住在那里的日本人感受到了压迫。满洲的中国方面的地方军阀采取了极端的高压姿态对待日本人，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并没有实施保护日本人利益的措施，以致于最终日本人不得不撤离了满洲。

对于像中国那样正处于混沌状态的国家，无法采取完全依法办事的态度。居住在中国和满洲地区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对维护国民利益这点上，远远没有英国等国灵活。

在这个时代里，各国的外交、中央政府的外交以及地方上的外交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同的。中央政府宣称按照国际联盟盟约所代表的新的外交原则进行外交。但是现实中，各地方仍然希望使用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对于那些具体了解情况，却又喜欢玩弄权术的人们来说，始终认为币原外相坚持原则的作法实在无法令人满意。从币原外相的角度出发，他具有属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信心，既没有关注这些舆论，也从未做出充分的努力希望得到国民的理解。

虽然币原外交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日本人没有理解到中国的复杂性，以及很多日本人对中国和满洲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因此相当多的日本人无法理解币原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