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好道德与坏习气

（1866～1925），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他是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如是不知固欲不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也。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

·忠孝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边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旁是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是把忠字拆去了。

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硬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候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般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缘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信义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邻国和对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账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要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以中国人一样只记入账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的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1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5000元，若是收那批货，便要损失5000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5000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订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

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1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5000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在20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20年，高丽才失去了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来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商国。但说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利益，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利益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压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地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吧。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20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和平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中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尔赛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

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智能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智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的政治哲学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中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

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许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的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推来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功夫都不讲究。譬如中国人初到美国时候，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毯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谨严。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为什么外国人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

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得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得外国人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绔，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

此外，中国人每爱留长指甲，长到一寸多长都不去剪去，常以为要这样便是很文雅。法国人也有留指甲的习惯，不过法国人留长指甲，只长到一两分，他们以为要这样，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国人留长指甲，也许有这个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们国民党尊重劳工的原理相违背了。再者中国人的牙齿是常常很黄黑的，总不去洗刷干净，也是自修上的一个大缺点。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刷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考察我们的智识，外国人一看到中国，便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学家像罗素一样的人才能见到，否则便要在中国多住几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从前中国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智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智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人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能可以恢复。

·发明能力

我们除了智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我们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样的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远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它，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指南针，中国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针，外国人至今还是要用它，可见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其次在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印刷术。现在外国改良的印刷机，每点钟可以印几万张报纸，推究它的来源，也是中国发明的。再其次在人类中用的瓷器，更是中国发明的，是中国的特产，至今外国人极力仿效，犹远不及中国之精美。近来世界战争用到无烟火药。推究无烟火药的来源，是由于有烟黑药改良而成的，那种有烟黑药也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它，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类不少。讲到衣一层，外国人视为最贵重的是丝织品，现在世界上穿丝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推究用蚕所吐的丝而为人衣服，也是中国几千年前发明的。讲到住一层，现在外国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譬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便以为是极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领。但是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走到川边西藏，看见中国人经过大山，横过大河，多有用吊桥的，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去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不敢行

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限”——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当不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唯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耗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欲不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也。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

·自大

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唯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于荒岛，其所需要皆一人为之，不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必自爨而后得食，自缝而后得衣。其劳苦繁难，不可思议，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无由以致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尤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

·易走极端

中国人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地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

·不尚自由

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当时的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贵，至今此习仍存，故外人不知其理，甚异中国人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欧洲的历史，则与此不同。欧洲自罗马之后，其地为各国割据，以人民为奴隶，在近世纪的时候有许多战争发生，都是为争自由而战。中国人只晓得政治改革，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中国历代皇帝，他只晓得要人民替他完粮纳税，只要不妨碍他祖传帝统就行，故外国人诋评中国人不晓自由。欧俗人不自由，故争自由。中国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

·民族思想

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而军事废弛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割，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割中国垂100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则知满洲宰割中国，中国人必然终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

·民权思想

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

·凝滞不前

中国人为凝滞民族。自古以来，安居于家，仅烦虑近事者，多为人所称赞。与孔子同时之老子有言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民每述此黄金时代。唯据近世文明，则此种状态已全变。人生时期内，行动最多，各人之有行动，故文明得以进步。中国欲得近时文明，必须行动。

·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

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还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它做。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重道德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有没有国呢？

·主张民权

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景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2000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像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一盘散沙

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

·反政府态度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存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样发生的呢？是由于中国人几千年专制政体发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专制，想要打倒它，所以产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出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

·贪污

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弱贫之四大原因也。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也。

·忧愁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哪一个是长年可以得安乐的，没有哪一个不是忧愁的。如果不忧愁，能够过安乐的日子，便是没有长成人，不知道有世界上艰难困苦的事。若是成人之后，年纪大了，便有忧愁。诸君不信，可以回家去问问老父老母和兄长姑嫂，一年到头，处心积虑，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他们的长年思虑，若是家穷的，不是愁每月的油盐柴米和房租家用没有着落，就是愁儿女的衣食学费没有着落。就是家内富的，不是忧子孙的书读不好，就是忧子女没有事做，没有职业，并且忧自己老了以后，家当靠不住，子子孙孙不能长享幸福。无论富人穷人，只要是稍为有阅历的人，便一年到头总是有忧愁，总是不得安乐。

·勤劳、和平、守法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没有排外精神

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论文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满洲人立意要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为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

·尚鬼神

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

——选自《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890年8月；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出自《孙中山选集》，第1卷；

《建国方略》，1917年；

《中国之革命》，1923年，出自《中山丛书》，第1卷；

《三民主义》，1924年；

《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台的演说》，1924年，出自《孙中山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