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族群部落——有关血缘的记忆

张氏宗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衍生出一套完备的组织体制，其中包括有形的族谱、祠堂和无形的家规族约、伦常准则等。在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族规制约之下，张谷英村人牢固地恪守着孝敬与友爱的家族传统。

家谱：族群档案

张谷英村的历史有两个最好的物证，一是参天古树，二是村落族谱。古树是村落历史的见证，而族谱则是族群组织的重要档案，也是维护其人伦秩序的重要文书。在这里，我们讲一讲张谷英村的那些族谱。

张谷英村的族谱有人统一保管，村委会也只有一份复印件。负责收藏族谱的人叫张耿来，是张谷英第21代子孙，也是个热心肠的老人。他所收藏的族谱包括一本图表谱（当地人称“瓜藤谱”）在内，共有20本。

这些都是1990年的六修本，而村里最初的一修本还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修订的，由举人张炳、张煌主持编订，地点是大宅的青云楼（一修编订后转由长沙岳麓书院编辑）。一修本留存的不多，在“文革”时期更是遭到火毁的命运。据张政尧说，目前仅存的一套是毗邻的饶村乡一户张姓族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已经被村人视为珍宝，不再轻易示人。二修本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20年）由绪栋公、绪彬公等主持编修；三修本于清咸丰九年（1860年）由绪荣公等主持编修；四修本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由月肪公主持编修；五修本于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由莼秋公主持编修；六修本就是目前张姓族人普遍使用的这套，1990年由张光等主持编修。此次修谱，家训更订为“爱祖国，尚科学，遵法纪，讲公德；精学问，敬职业，敦孝友，睦乡邻；爱劳动，兴百业”。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做到了“与时俱进”。

始迁祖张谷英来此地的200多年内，村里一直都没有族谱，有关族人的记载也是零零散散，支脉不清。这种情况与宋代以来，其他地方族谱广为流传的情形大不相同。村民张耿来说，张谷英公是怕政治牵连，诛灭九族，为了保住子孙的性命才这样做的。

从族谱上看，当年张谷英所生三子，即文质、文显、仲先的后裔繁衰情况大不一样。现在张谷英村的居民基本上是文质一支，占到了张氏后裔总人口的90%左右；仲先一支人口只占10%，且几乎都迁往毗邻的饶村；而文显一支延绵至今，仅剩一户人家。男丁叫张定旺，是谷英公的19代孙，今年46岁，生两女一男，按照父系宗族制度，又是一脉单传。

始祖张谷英公给族人留下了33字的辈分排谱：“文丹志友仲，功伏宗兴，其承继祖，世绪昌同，书声永振，福泽敦崇，流芳百代，禄位光隆。”600余年里，张氏族人严格地按此排辈，至今已经传至“崇”字26代。现在，村里辈分最高的是“同”字辈，也就是第18代，整个村庄可谓是9代同族了。

几百年来，村里人口不断增长，张氏族人也只是在附近的地方繁衍生息。到了近代，尤其是近50年以来，才开始有大批村民走出村庄，散居在全国各处。在历史上，村里惟一一次的族人远距离迁徙是张谷英的8世孙，就是那位明万历七年（1579年）中举，次年成了进士的张瑶公的后人，他们西迁去了四川。事隔几百年，他们迁徙的原因已经无人知晓，200年后才开始修订的族谱中只有些零星记录。就是这样下落不明，以后再无联系的一支，却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让张谷英村人牵肠挂肚。一代一代，村里的老人都曾对子女交代说：“我们张族有一支很久以前迁到了四川，如果有一天回来了，一定要好生招待他们！”

据说远走他乡的这一支，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村里取得了联系，并且作好了回来的准备。不料抗战爆发（也有人说是路遇强盗），计划搁浅，从此以后就音信杳无了。

宗祠：劫厄重重

宗祠在张谷英村可以说也历经了不少劫难。村里第一次修宗祠是清道光十三年（1834年），是由15世祖绪栋公主持修建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因“寝堂狭隘，近更蚁蠹，不足以妥”，在族人张宝珊、张雍秋等4人倡导下，将宗祠筹资修葺一新，把那些易被蚁虫噬咬的木板换成了花岗石结构。不料14年后，即1938年，日寇兵败，走投无路之际，一把火焚烧了张氏宗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儒士张肖容等人又牵头重新修建了张氏祠堂。据记载，此次重建的祠堂结构为三进，大约有四分田地大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氏宗祠被区公所占用，后来也逐渐破败了。

当年，张家在渭洞地区名声赫赫，其宗祠也是最大的，据说居然可以容纳500多人。根据族谱的描述，宗祠三进，且一进比一进高。第一进大门上悬挂“张氏宗祠”的大牌匾，左右各有两个顶梁石柱，两排木栅侧边排开，肃穆威严，类似古代的官府衙门。第二进悬挂着“世业宗儒”四个大字，里面两侧各有一个阁楼，后来用作戏台。第三进是寝堂，用于放置列祖列宗的灵牌。整个屋舍均为飞檐结构，最高的脊梁上还雕刻了两只玄武（鸟）。

宗祠除了摆放祖宗的牌位、祭祀祖先之外，也作为执行家法的“衙门”。触犯家法的族人经过“议事厅”的审判后，由3个房长负责打板子，10到40下不等。所以，当年只要祠堂的大门一开，就是有人犯了事，全族人都会向祠堂蜂拥而去。

以前第二进各有通道通向左边的全福社和右边的学校。全福社是村子里的庙，里面大大小小的“菩萨”据说有上百个。最特殊的是，它基本上不供奉道家的玉皇大帝和佛家的观世音等，而是世世代代的忠臣士子们。由于庙宇很早就随宗祠一起被毁损了，在村民的记忆里只有些支离破碎的印象，谁也说不明白。不过，里面有一尊神像是个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提到了它，这就是柳毅的塑像（是唐传奇《柳毅传书》中的主人公）。据说这尊塑像得用牛车才能拉动，而且位置相当显眼。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洞庭湖的传说对周边地区强大的辐射力，显示出鲜明的地域信仰。另外，张克先老人回忆说，里面还有唐代诗人张巡的神像，大概他和张谷英张氏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当年全福社里还有一个大戏台，上面可以容纳40多人同时吹拉弹唱，还可以容纳20几人在上面翻筋斗、绕圈子，可见戏台之大。

宗祠和戏台在中国宗族生活中往往占据着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位置，也是村社中最重要的建筑。遗憾的是，张谷英村的宗祠和戏台却永远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如此干净彻底，甚至没留下供人凭吊的残垣断壁。

现在的镇政府就是当年张氏宗祠的旧址。去拜访的时候正是一个早晨，好心的人指着一层办公平房和一幢3层住宅楼说：“原来祠堂就是在这，在这，喏，台基铺的石板就是从祠堂里抽来的⋯⋯”

崇文重教

张谷英村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识字的，有些老年人甚至还会教外人一些不常用的生僻繁体字。这是张谷英村崇文重教之风的一种表现。翻开张氏族谱家训，经常可以见到“不求金玉富，但愿子孙贤”、“遗子黄金满瀛，不如一经”、“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寒可无衣，饥可不食，读书一日不可失”这样的字眼。长期熏陶教化的结果，使村中“泥腿子在街上写招牌，挑牛粪者是秀才”，读书之风非常盛行。

岳阳县志之中有《贤母传》，记载了清乾隆时张锡兹与妻胡氏“画荻教子”的故事。“荻”是一种形状类似于芦苇的草本植物，以其茎为笔，可以读书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儿子，已过而立之年的张笔红终于在清同治壬戌元年（1862年）高中恩科举人。但他春闱不第，住寺藏园，设馆授徒，铭志曰：“十载说求官，北辙南辕，回首依然故我；一经勤教子，玉马金堂，痴心还望后人。”11年之后，笔红26岁的长子皋臣于清同治十二年中举，幼子翰臣也紧接着考中秀才。现在纺绩堂还保存着一幅对联：“书香劳荻，画父子文魁一秀才；孝行感亲，怀姑危言予多兰惠”，说的就是他们父子三人的故事。

“兴门第不如兴学第，振书声然后振家声。”张谷英村人历来以授业解惑为贵。曾经有族人张锦山、张云衢、张渥潜祖孙3人共同致力教育事业。张锦山在笔架山麓建校设馆，训诂传经，招来童冠咸集，书声琅琅，留下了“故老犹传说，书香绕笔峰”的赞辞。其子张云衢历任清代桂阳训导、益阳教谕，曾主讲甘肃省南华书院，有“学博”之称；张云衢之子张渥潜号称“笔山主人”，他曾经顺应历史潮流，民国初年，与张月舫一起在宗祠的东边建新式校舍。这个新校舍包括游艺室、总务室、食堂及浴室，并建有花池和体育运动场地等。抗日战争时期岳阳沦陷，县政府迁到渭洞朱公桥，官民杂集，来张谷英村求读的学生猛增。当时，后来曾经担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就是在这里读的书。张渥潜还自编10多万字的《三余教育类编》做教材，内容新颖，词语浅显，写景咏物妙入毫端。现在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还能背诵其中的词句。

张氏族人素来“爱子弟”更“重先生”。学生家里除大宴会必请先生外，逢年过节也须向先生送一些礼品，以酬教育之恩。村里也有助学政策，过去几担柴、几箩谷就能抵上一年的学俸。

几百年来，张氏族人沿袭的都是封闭式、私塾式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半点变动。溪水边，水车日复一日吱吱哑哑；村中青云楼书声琅琅，飘向四方；漆黑的墨迹浸透了书生们秉烛苦读的寒夜，而小村的世界，似乎可以在这样的夜晚中，永远地静止不动。

然而，外面的世界正悄悄地起着变化。从明洪武年间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湖南的教育普遍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是自宋代书院兴起，尤其是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成为宋代理学重镇后，办书院之风从长沙纷纷向各地辐射。距张谷英村百里之遥的书院便有清康熙五十九年的岳阳书院（岳阳）、天岳书院（平江），同治七年的爽溪书院（平江），光绪十年的金鹗书院（岳阳），光绪十三年的慎修书院（岳阳）。这些书院的建立，给以往陈腐的教育体制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譬如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学派间的学术交流、奖励创新、鼓励思考等都是时代的进步。

遗憾的是，张氏族人在这段历史中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沉寂。从青云楼这所明末建立的私塾中，前后走出了50多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但他们大多数都跳不出教书和行医的营生。面对自身的封闭和生活的重负，许多人只能成为安分守己、崇尚道义、轻视功利的高洁之士。

如前清秀才张涤村，授徒自给，性情高傲，为人极有骨气，曾经在自己家门上写道：“问近况如何，只剩数卷残书，一壶浊酒；把今年过了，再看花生彩笔，柳染宫袍。”他边授徒糊口，边刻苦攻读，常常三更灯火，五更鸡啼，但仍屡试不第，日益贫困，到了酒食债不能偿还的地步。有一天闭门静坐后，他给自己换了副门联：“君莫叩门，心下自明休合券；我非负债，家中如有愿倾囊。”张涤村潦倒一生，最后也没有跳出命运的魔掌，最后，他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挽联：“撒手赴黄泉，傥参二五阎罗，定把前因后果问个明明白白；雄心付流水，为嘱两三儿女，就是耕田种地也要本本忠忠”。满纸荒唐，一把辛酸，其中道尽了乡村秀才的苦楚心境。

随着民国初期西学倡兴，各地新学之风盛行，族人张月舫在宗祠之东倡导修建了张谷英地区的第一所新学——鼎新小学。从此刻起，村中开始出现新式读书人。

张氏家族究竟出了多少人才？据族人统计，明代有进士1人，清代有举人7人，贡员1人，贡生6人，秀才45人，太学生33人。新中国成立后，村中更是英才辈出。据1998年统计，村中共有中专生220人，大学生175人，占全村人口的15%，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6人，海外留学生2人，专家教授10余名。2000年春节，在外工作的精英们回村参加春节团拜活动，竟然整整坐满了80席。

孝友家风

张谷英村族规严格，执行严肃，且教化惩处并行。其家训是：孝父母，友兄弟，端闺伦，择婚姻，睦族姓，正蒙养，存心地，修行检，勤职业，循本分；崇廉洁，慎言语，尚节俭，存忍让，恤贫寡，供赋役。族戒是：戒健讼，戒多事，戒浮荡，戒贪忌。族规族戒在以前产生的约束力几乎等同于今天的法律，甚至更严。

家训中的“孝父母，友兄弟”是张氏族人数百年来的为人之道，也是“孝友传家”的来源。以“孝”、“友”为主题的家族舞台上，一代代张氏族人不知道演绎了多少让人感动和感叹的故事。

族人张慎词先前是湖北人，被族人张绪能收为养子后，对其养母吴氏非常孝顺，“母老多病，慎词床前伺候，晨则淅米斧薪，尽备所需乃出，暮归为母执役，浣洗栉沐皆任之，所佣家或具肉食怀归以进，凡乡村赛社，恒负母观之”。

背着老母亲去看戏，这种场面可以温暖多少村人的记忆呢？不只是宗谱上轻描淡写的一笔吧，不知村中的巷道上，曾经留下了母子二人多少蹒跚的脚步；亦不知张慎词是带着怎样的微笑，遥望着前方人头攒动的戏台。

另一个是清道光年间的张绍春。张绍春的伯父张魁元早逝，他被过继给伯母为嗣。伯母年老体衰，还患上一种怪病，常胸痛如刀绞。为了照顾伯母，张绍春没有选择外出奔前程，而是遵循“父母在，不远游”、“冬则温，夏则清”、“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的孝道，留家侍奉伯母。有一日，张绍春砍柴回来，碰上母亲病痛发作，他忽然想起有传言说人肉可以治顽疾，就立刻用柴刀割下腿肉一块——完全是古书《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的清代版本。

于“孝”方面，张谷英村还广泛流传着一本《劝孝歌》，是谷英公第17代孙张锦山根据自己的亲自感受所作。张锦山的养母谢氏，自幼饱读诗书，深知礼仪，遵妇道，守孝廉，可惜丈夫张五楼英年早逝。于是她立志守节终生，并坚持将侄儿锦山过继为嗣，靠一双手纺纱织布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谢氏孝敬父母，和睦亲邻，育儿成器，养孙成人，其德能百里传颂。”为此，朝廷曾赐她“旌表节孝”的御书匾额，以彰其风。

张锦山写的《劝孝歌》，以具体细致的事例，为“孝”作了方方面面的诠释，劝诫后人。全书分8章，共510韵，7140字。现择其片段摘录如下：

“劝善书多皆切己，我劝为人从孝起。堂前父母大如无，须知万善孝为先。且从亲恩先讲起，父生母鞠成儿体。十月怀胎苦甚多，母氏日在病中磨。母氏怀胎十月足，只望孩儿离母腹。可怜母氏生儿时，损伤筋骨血淋漓⋯⋯”

《劝孝歌》从十月怀胎到养育成人，从精心教读到男女婚嫁，诉说了父母的千种慈爱，万般辛苦。同时，还列举那些不孝子遭国法严惩、遭雷击火烧的种种事例和传说，叙述孝敬之道，传授孝敬之法，绘声绘色，通俗生动，被村人誉为传家至宝，度世金针。

张氏宗族的另一家风是“友”。友是以和为贵，友睦乡邻，豁达大度，不以大族大姓自居，更不恃强凌弱。张族有一支分居杨林乡，因水利纠纷与当地龙姓人产生矛盾。族中于是商定，从团结合作的愿望出发，在第二年春节借舞龙之乐，文明祝贺，礼貌拜年，作“拔刺栽花”之举，终使干戈化为玉帛。

在严格的族规和孝悌观念的影响下，张氏族人出现了百人大宅的奇迹。张谷英第16代孙绪彬、绪栋两兄弟始终没有分家，住在一个大宅之中。为此家中订立了各项制度，如严格按时作息，敲棒鸣声开饭，一日三桌同上席，早退或迟到不开饭等。所有烦琐的家务也像经营一个企业似的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家中的食堂各挂牌子，每室备有照明灯，家人晚上领取油灯照明，早上必送归原处。自九月重阳起，每室每天领3块干劈柴用于生火取暖。自腊月二十四起，每晚每人可领取二五鞭炮一挂，直至正月十五元宵放完为止。家族生活严整若此，仿佛渭洞山区的“大观园”。

然而，这种严格的族规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例如，按照族规规定，族内男女之间如有淫乱，则治以活埋之罪；本族男人逝世，女方可以重新择配，但不许与本族人结婚；同姓不得通婚；若是夫死缘故，张家女儿改嫁，自家和婆家均不相认。

据族人张安心回忆，民国时期，19代孙张某的女儿曾跟着国民政府军队里的一个士兵走了。回来以后，张族议事厅作出裁决，让父亲自己动手把女儿活埋掉。当时不少族人目击此事，触目惊心，但面对生命和族约的选择，所有的人都保持了缄默。此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地方当局依照国法判张某入狱，刑期也不过三四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