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热点研究问题和新研究走向

1.从芝加哥学派到洛杉矶学派

在基本理论探讨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也是影响最大的，是从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到洛杉矶学派（L. A. School）的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传统城市化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工业化城市芝加哥，而新型城市化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服务业见长的洛杉矶。在对这两个城市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推衍出城市布局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和洛杉矶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呈集中型发展，由密集的核心区向周边地区围绕同一同心圆扩展，密度渐次降低，在此过程中，核心区主导边缘地带发展。但是，令芝加哥学派始料不及的是，芝加哥随后的发展，与此模式渐行渐远；后来居上的洛杉矶却以相对分散而开阔的发展空间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由此在90年代产生了洛杉矶学派。不过洛杉矶也往往因其人口密度过低、发展失控而受人诟病。在洛杉矶发展早期确实如此，它初兴之时，一度是世界上低密度的城市区域。但近年来，洛杉矶人口密度也有所上升，如果按每平方英里1万人的地域面积总量计算，洛杉矶排名第一，高于纽约。如果把洛杉矶与学术界公认的规划最好的美国城市波特兰加以比较，同样也很有说服力。根据1990年统计数据，在洛杉矶，人口最密集的地块人均为79 725人，相当于波特兰（22 858）的3.5倍。从2000年人口统计结果看，这一差距更大了。101洛杉矶的蔓延程度远远比不上波特兰，而波特兰一般被人们视为控制增长的典型。102在标杆性城市波特兰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更可说明分散化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这样，美国学术界对洛杉矶的看法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负面的蔓延典型到正面的新城市化典型。而芝加哥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密度下降速度加快，经历了向新城市化的蜕变，与洛杉矶殊途同归。它的经历折射了传统城市向新型城市成功过渡的主要特征，令人信服地佐证了新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走向。姑且不论这两个学派理论体系完善与否，103它们所揭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发人深思。

密集的、单核的、以同心圆方式发展的中心城市让位于多中心的、低密度的大都市区，这对芝加哥学派来说不啻釜底抽薪。《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也认为：洛杉矶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对现代城市来说，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古老的欧洲，还是正在崛起的亚洲，洛杉矶都代表着都市的流行模式；恰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它是现代城市应该效仿复制的原型。南加州大学地理系教授兼南加州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迪尔编辑了论文集《从芝加哥到洛杉矶》，提出“我们需要21世纪的理论来说明21世纪的城市”104。这部论文集成为洛杉矶学派形成的标志和代表作。另一个代表人物爱德华·索佳在其代表作《后都市化》中提出，20世纪中期以后洛杉矶外围长足发展的郊县，标志着从大规模郊区化转变为大规模区域城市化。105这种主张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106

进入21世纪后，新城市化现象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新型城市化模式：超越城市—乡村两分法》的发表。该书集合了近年新城市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所强调的中心议题是，传统的城市和乡村概念已经过时，应该推导出新的符合实际并有前瞻性的概念。该书指出，近几十年来，人类聚落的性质和范围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城乡差异的淡化，城镇和乡村再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了。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先前分离发展的城市和镇合并成为范围更广的城市化区域。“更重要的是，半个世纪前法国学者戈特曼用大都市连绵带来表述的这个现象，在以往被看成是已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但很快也成为不太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107这样，迫切需要我们对居住体系重新定义，发明一种新的方法来反映这个处于当代而且还在发展的多样性。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是2002年组成的专题调研组“国际大都市区观察”（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Observatory），由美国和欧洲15个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通过反复比对调研，发现在新城市化方面脉络最清晰的国家是美国，第一个郊区化国家也是美国；因此，他们把美国作为标杆，与欧洲国家一一进行对比，以厘定在大都市区发展方面还有多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判定大都市区化对现有城市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以便从政策的层面进行调适。

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教授领衔开展的POLYNET（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管理）项目，集中探讨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简称MCR）。这个总额高达220万欧元的项目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资助，历时3年，调查了西欧8个“巨型城市区域”的类型和动力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直接涉及对传统城市化理论做修正。十年来出版的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的工具书，都程度不同地提到了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修正，尽管不系统。例如，2010年出版的《城市研究百科全书》的“城市化”条目中阐明，在近代和当代城市史上，经常有必要不仅包括行政范围确定的城镇，也包括地域范围更广的聚合体，即一定量的各种规模、功能和行政地位的城市和城市点。该条目用一半的篇幅阐述巨型城市，即人口在1 000万的大都市区，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对传统城市的论述。2005年出版的《城市研究的关键概念》一书，索性把当今的巨型城市视为多中心的大都市区，认为两个概念可以通用。该书非常明确地指出传统城市化概念的缺陷，认为城市化（Urbanization）和城市主义（Urbanism）作为表述城市演进的概念已经很“陈旧”了，用它们来表述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区域已经不合时宜。108

与城市化转型密切关联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论。这种观点最初是由地理学者布赖恩·J. L.贝里于1978年首次提出的，由于他是国际知名的权威学者，因此其观点迅速被学术界接受。随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乡镇企业崛起、小城镇大受青睐之时，这种观点得以在我国学术界迅速走红，以致很多学者把它视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80年代以后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速度再度超过非大都市区，此观点影响日益式微，但我国学术界没有及时跟进，仍有偏颇认识。109

2.大都市区问题

国外学术界较早地注意到大都市区与城市化转型的关系，思考如何开创新的城市化空间。早在20世纪初，霍华德在提出田园城市的构想时就这样描述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必须结为夫妇，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结合将会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110当然，这并不是城市和农村同质化而在城市和农村采取同样的发展模式。1933年，在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概念后不久，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就制定了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即《雅典宪章》。该宪章采纳霍华德和法国城市规划师勒·柯比西耶的观点，提出要把城市与其周围辐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111 1945年，多中心模式的理论出台，也反映出当时城市化的多中心格局确实已有一定规模。此后，新城市化现象越来越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国际城市研究所组织一批学者对全球范围的大都市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结集出版《世界大都市区》一书，提出：现在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系统比较，绝大多数研究仅限于特定城市，或顶多是特定国家。该书提出一个大都市区的门槛人口标准，即整个大都市区人口应在10万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个5万人口的中心城市，周边地区至少有65%以上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根据该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即1954、1955或1956年，全世界共有1 046个大都市区，分布在105个国家或地区。112后来到1961年法国学者琼·戈特曼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认为这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在此方面，日本学者也及时跟进。20世纪60年代初，“大都市区”概念问题一度成为日本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961年在火奴鲁鲁举办的第十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有三篇文章专门讨论日本的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问题。一些年轻学者坚持认为，应该把“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和“城市化”（urbanization）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有位日本学者更是直接探讨大都市区化，文章题目是《大都市区化的机制与规律：奈良县与阪神大都市区研究》。日本地理学研究会下设的城市化委员会主席小泽山花发表了几篇论述郊区和卫星城的论文，认为日本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卫星城，大多数郊区城市都是小型的城镇，与大都市区内的新兴城镇是一致的。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进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导的阶段，推动大都市区研究走向高潮；不过，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于如何界定新城市化现象和新的地域实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未取得一致意见。113学术界用了名目繁多的术语来表述这一新的地域实体，有的用“city”合成的词，如城市区域（city-regions）、巨型城市（megacity）、蔓延城市（the sprawling city）、分化的城市（the divided city）、二元城市（the dual city）等；有的用全新词汇如大都市连绵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多节点大都市区（multi-nodal metropolis）、零碎的大都市区（fragmented metropolis）、组合城市、城市群、城市功能区（urban function areas）等，称呼多达数十种！有些学者索性直截了当地宣称城市已经寿终正寝，已被都市取代，因此统一称为“后城市”或“后郊区”时代。至于郊区城市，则在词根“urb”“burb”基础上构建新词，如超级郊区（superburbia）、远郊（exurbia）、“外城”（exoplis）等；目前看“边缘城市”的提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无论是否有政治界限区分这些城市区域，它们都构成一体化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体。”114

3.“新区域主义”运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规划、环境治理、社会平等、可持续发展等都需要在大都市区范围内统一筹划；在欧洲，大都市区改革也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反过来影响美国学术界；115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了新一轮行政部门的改革。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一度沉寂的大都市区政府和“治道”问题研究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为与20世纪前半期的“区域主义”运动相区别，20世纪90年代的这次学术研究高潮一般称之为“新区域主义”运动。

戴维·腊斯克（David Rusk）《没有郊区的城市》的面世首开先河。116尽管曾有“公共选择”学派的非议，但腊斯克仍然认为，大都市区日见增多的经济、社会、种族隔离现象，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中心城市要保持繁荣或防止社会经济衰退，必须能够用兼并周边郊区的办法扩展其地域范围。唯有如此，才有弹性，才能成为不受郊区左右，如其所言的“没有郊区的城市”。他认为，拯救美国城市的任务，并不在于美国联邦政府，而在于城市的郊区。117

可与腊斯克齐名的另外两名代表人物是尼尔·皮尔斯（Neal R. Pierce）和亨利·希斯诺里斯（Henry G. Cisneros）。皮尔斯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角度推论大都市区管理的必要性，把对大都市区一体化的重视程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希斯诺里斯曾任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他在其主编的《交织的命运：城市与国家》论文集中提出，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区别，而较少注意两者在大都市区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事实上，中心城市和郊区在结构与经济功能上是大都市区“屋脊的两面”：如果中心城市衰退，整个大都市区和全国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持久；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减少城市和郊区的经济失衡现象。这几部论著几乎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问世，形成一个区域主义研究的高峰，一度颇有声势。

20世纪90年代的“新区域主义”，尽管目标与传统区域主义相似，但其基本理念已有所不同。传统区域主义强调构建大都市区政府或减少政府层次与数量以提高效能；“新区域主义”则并不是一味谴责地方零碎化现象，而是承认地方差异的客观现实，强调地方的相互依存，并寻求一种机制把中心城市和郊区结合起来，通过“治道”寻求发展。当然，“新区域主义”运动重视中心城市的出发点，更多的是试图拯救中心城市，恢复其在大都市区的中心地位。他们一再申明，中心城市和郊区是相互依存的，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对于大都市区所有部分都有经济影响，郊区则对中心城市有某种依赖，所以，郊区应该支持区域管理活动以拯救和恢复中心城市。118这种理念和机制，较传统区域主义更现实，更具有包容性，易于为社会所接受；素来与区域主义对垒的“公共选择”学派也能够认可甚至参与“新区域主义”运动，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新区域主义”运动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

当然，“新区域主义”在倡导大都市区“治道”的同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要建构某种形式的区域政府。如腊斯克认为大都市区最直接、最有效的结构是撤市，给予县政府以充分的权力。当然这仅是诸多选择之一，更为“新区域主义”认可的是联邦式、两级政府的大都市区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或重组县政府，统辖整个大都市区；或另建一个全新的综合性大都市区政府，原有的地方政府保留，但权力有所限制。

同样也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尽管在理念上有所不同，但都反复坚持一个观点：州长期以来是联邦体制的“基石”或“战略中间环节”，州对于中心城市的复兴是必需的，它可保证大都市区不至于成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牺牲品，保证大都市区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美国联邦制中，州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大都市在地域上的蔓延已远远超出原有的行政辖区，唯有州政府才能进行协调。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