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系统神学

文化氛围

（一）人类进入了自我否定的时代

罗马帝国曾把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创建了当时最繁华的都市，建立了当时最有效率的政府，发展了建筑、雕塑、绘画、戏剧、散文等等艺术创作形式，然而这一切随着内乱和蛮族入侵一起烟消云散了。公元410年，西哥特人第一次攻陷罗马，抢掠了三天，将罗马的金银财宝及艺术品席卷一空，只有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幸免于难。此后，公元455年罗马再次被汪达尔人攻陷，洗劫了四天。罗马之外的许多城市，如美因斯、特里尔、亚眠、土尔纳、贝尔格莱德、尼斯、索菲亚、威洛纳、威钦察、波隆那、摩德拿、迦太基等都先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中，古罗马人口由150万锐减至50万，城市及农村呈现一派萧条景象，人类似乎又退回到蛮荒的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在描述这一时期历史状况时写道：“在这样一个残忍地听凭暴力和无法无天的野蛮肆虐的社会内，经济生活衰落了，有时似乎将要完全停止。由于人们遭到大批屠杀、搜捕奴隶和几乎变成经常性的饥饿与时疫，农业劳动力变得稀少了。日益增长的不安全因素阻碍了一切生产，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各处一样，伸展着大批荒地，既没有人烟，也没有耕种。”1人类在两千年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遭到了如此破坏，这表明人不仅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人类为自己的这种恶性表演所惊呆了。

（二）基督教——人类的涤罪所

在蛮族入侵的年代里，人类一切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的联系几乎都被破坏了，唯有基督教还保持着强大生机，是基督教将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匈牙利人、赫琉来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以及意大利人联系起来并逐渐汇合成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因此，基督教成了当时人们唯一可能的庇护所和藏身地。公元3世纪末，担任米兰大主教的圣安布罗西曾说：“在世界的动乱之中，基督教会毫不动摇，波浪不能撼动它，而在其周围，每件事物都是陷于可怕的混乱，它向所有遭遇船难的人提供一个平静的港口，使他们可以得到安全。”但是，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保障它的信徒的安全，而在于使他们忘记安全，将生死置之度外。它倡导禁欲主义与隐修生活。它告诫人们，人生而有罪，尘世是苦难的深渊，唯有依靠上帝的救赎与苦修才能得到解脱和永生。苦难的现实恰好成了灵魂的洗涤所，甚至现实的苦难还不够，需要寻找更深重的苦难来表达对上帝的虔诚与对尘世的鄙弃。公元3世纪末，埃及出现了第一批苦行僧，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圣安东尼2。他们逃离人世，避居到荒无人烟的深山旷野中，只靠清水与少量面包维持生命。公元320年，埃及人帕科米乌（292—346年）在尼罗河的塔本纳岛上创建了第一所供集体戒修的修道院。数十名信徒聚居在这里，他们共同劳动、共同用膳、共同祈祷，维持极其清苦但又极为严格的隐修生活。此后，苦修成为一种风气，迅速蔓延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希腊、高卢、意大利各地，陆续出现了巴兹尔修道院、圣维克托修道院、普瓦尼修道院及伯利恒修道院等著名的修道院3。这样，人类为了重新寻回自己，遂踏上了一条晦暗与艰难的路。

（三）教父们的诫命

但是，现实毕竟在人们的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一团疑云不知不觉中生成，并迅速弥漫了罗马全境：上帝不是至善至能的吗？为什么能够容忍它所创造的世界遭到如此巨大的浩劫呢？

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与攻讦，基督教教父们写了许多书，比如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萨勒维安的《论神话》、奥罗西的《对抗异教徒之历史》等。

教父们告诫说：世界，无论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仁慈的上帝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善的，分别地看是如此，总体上看更是如此，但万物的善与上帝本身的善不同，是可变异的，有增有减；所谓恶，就是善的减少，而并非与善并列的另一实在；人的善源自上帝的善，人的恶则源自人本身，亚当的罪使他的子孙的灵魂都败坏了（“原罪”），加上人的无知与私欲，就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并使他们成为必死的族类；人的本性虽被缠绕在各种罪恶中，却仍旧维系着与上帝的联系，仍旧渴望着永生，上帝所以派它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并受难（“道成肉身”），目的就是拯救堕落了的人类；人的创造是靠上帝，人的救赎也靠上帝，没有上帝的恩典，人甚至没有选择善的意志的自由；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是神，因为他是上帝的道；他是人，因为他具有人的品格。

罗马社会的苦难来自哪里呢？——来自人类自身。罗马人，不论富人与穷人，不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已经堕入“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罪恶的深渊”。在那里，通奸、酗酒、劫掠成了时髦的风尚，美德、节制则成了被嘲弄的愚行；牧师们争着去看舞女的裸身表演；图书馆变成一片沉寂的墓地；甚至边塞上也看不到忠于职守的罗马人，而只有被雇佣来的外籍士兵……这样的罗马人，这样一批寄生虫和懦夫还怎么配生存下去？！这一切上帝看到了，并且震怒了，灾难正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教父们说：让罗马去死吧，反正它已奄奄一息。

（四）上帝是谁

经过尼西亚会议及后来长久的讨论，圣三位一体的教义最终得以确立，这就是：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具有不同的位：圣父是父亲，圣子是圣父的“独生子”；圣父是“差遣者”，圣子与圣灵是圣父差遣来的。但是，他们是合一的、等同的，并没有高下等次之分，犹如存在、心智、灵魂，犹如理解、记忆、意志，犹如爱者、被爱者、爱本身，三位一体中任何一位都不大于另一位，任何两位或三位之和也不大于另一位，而且其中任何一位都不能脱离另两位而单独存在或活动。

上帝作为三位一体的确立不仅使它与古代希腊诸神鲜明地区分开来，而且与新柏拉图派的太一区分开来了。

它认为上帝与希腊诸神或新柏拉图派的太一不同，它是自在自为的实体。希腊诸神是具体的，但是是有限的。其任何一位对另一位都是一种限定。诸神是在相互限定中获得各自的定性的。新柏拉图派的太一是无限的，但却是抽象的，抽象的无限只是一个空洞的表象，它不仅不能给有限事物以定性，连它自身也是不确定的。上帝与它们不同，它是具体的，同时是无限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具体的绝对”。上帝的具体是无限的具体，它“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的无限是具体的无限，它就是它所创造的宇宙总体。上帝不是封闭的、凝固的，它随时能够转向具体，也随时可以返回无限。

上帝是“自由的创造者”。希腊诸神是创造者，但不是自由的。在希腊神话中，宇宙万物是在诸神的相互抗争中逐渐形成的，宇宙的和谐与统一并不代表诸神的意志。新柏拉图派的太一是自由的，但并不进行创造。太一恒定静一，深藏于彼岸世界，宇宙的生成仅仅是它“流溢”的结果。上帝的名字则是与创造联结在一起的，除了创造之外，上帝就毫无意义。上帝创造世界是自由的，因为它既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条件，也不需要经类似“流溢”这样的分解过程，它自身就是存在、心智、灵魂的统一体，就包含了所有的根据和条件，所有的原型和生机，所有的始因和动力。上帝创造世界是借助于道或言语，从无中生有创造的。

说明了上帝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是神。希腊诸神也是神性与人性相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是直接的、非精神的，人的自然性并没有被扬弃；新柏拉图派的太一则是超越人性之上的神，在太一面前，人被迫退回到自然性中。太一对于人不仅是不可亲近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基督教的上帝是神，又是人，它是神，却活在人的身上，它是人，却是道的化身。耶稣基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以身代求，以义赎罪，这段圣迹意味着人包藏有潜在的神性，而神则凝聚着高扬了的人性。永生——按照教父们的解释，就是通过道成肉身认识上帝，实际上则是指神性在人身上的复苏。

（五）人的位置

教父们说：人早已失去了自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而人却背叛了上帝，因此，从亚当时起，人被放逐了——人再不是善的了，再没有意志自由了，再没有资格享受和平和福祉了。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有理性，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隔绝，人还有可能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并借“人性所开的路”挣扎着回返到自己。当然，这条路是艰难的。

人要认识上帝，但上帝在哪里？在感觉中吗？在想象中吗？在推理中吗？都不在。因为感觉、想象、推理总是限制在表象、概念和有限的具体中，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而上帝却不是任何的表象、概念与有限的具体，超越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上帝作为真理，作为善，作为爱是无限的、永恒的。上帝无处不在，而首先在人身上，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作为上帝造物并禀受上帝恩惠的人的总体。所以认识上帝就是认识人自己，人不需要追逐外在的自然事物，也不需要沉入内在的心灵，而只需要借道成肉身的启迪去思忖上帝造人的伟大道理。圣奥古斯丁说：“人通常以承认属地和属天之事为宝贵。然而那些确有较好判断力的人，却宁愿认识自己。并且凡认识自己软弱的人，比凡不顾此而去搜寻甚至认识星球之轨道的心，或凡把握这种已经获得的认识而同时不知如何取得健康和力量的心，是更值得称赞的。”4

认识上帝就是了解上帝怎样爱人，认识自己就是了解人在形象上怎样肖似上帝；认识上帝就是了解上帝爱的是怎样的人，认识自己就是懂得人怎样才能博得上帝的欢心，并得到上帝的恩赎。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的目的，一是坚定信念，免得因绝望而不敢“上升”到上帝那里去；二是保持谦卑，免得因“夸耀功德”而坠入更可怕的深渊。

人是恶的，但有善的根子；人是不自由的，但有自由的本能；人是有死的族类，但有获得永生的天机，关键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上帝，而这就意味着在上帝光辉的照耀下，扬弃了自然性，成为真正精神性的人。

（六）艺术的毁灭与重生

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古代希腊罗马艺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基督教把古代艺术看作是横亘在人与上帝间的屏障，并极力诋毁它，因为：一、古代艺术中没有上帝，却有异教诸神；二、古代艺术不讲灵魂的戒修，却讲模仿自然；三、古代艺术拒绝永恒的福音，而倡导俗世的享乐。

基督教需要另一种艺术，一种以赞美上帝和描写圣经故事为内容的艺术。公元1世纪中叶至公元412年营建的罗马基督教地下墓窟用湿壁画的形式写下了“不识字人的圣经”。这处地下墓窟全长875千米，由一系列礼拜堂、墓室及墓道组成，其中一些礼拜及墓室迄今还残存着以鸽子、鱼、羊、孔雀等为象征物的圣迹画。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幅叫《欧兰特》，大约绘制于公元4世纪前半叶，描写一个衣着华贵的女子，睁大眼睛，紧锁眉头，双手张开并向上伸出，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或忏悔的神态。这幅画可以看作是4世纪彷徨无助的人们的典型。后来，这种题材及风格的画成了中世纪绘画的一种固定模式。与湿壁画，或许还有早期镶嵌画、浮雕并存的另一种基督教艺术是颂诗与赞美诗。早期基督教圣徒或教父都是富有诗情的人，他们的著述往往就是优美的诗篇。现在从流传下来的篇章中仍可以看到从公元2世纪的克利门特一直到公元4世纪的纳济安仁、公元5世纪的西柰秀斯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不过这些诗与上面讲的壁画一样，也是隐喻与象征性的，比如下面一首：

 

你是未驯小马的羁勒，

也是有定向飞鸟的羽翼，

你是我们海船的舵，

也是上帝羊群的牧者。

你那些天真的孩童

聚在你周围，

用无玷污的嘴唇，

圣洁地歌唱，

真诚地赞美——

基督，他们的导师。5

 

如果说古代希腊罗马艺术是对外在自然的描写，那么基督教艺术就是对内在心灵的抒发。但是，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从对自然的描述中发现了自己，基督教艺术却从对心灵的抒发中确认了上帝；在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中，自然是一支歌，讴歌了人的精明和伟大，在基督教艺术中，人却成了一首“优美的诗”，用自身的公义、仁爱、谦恭、温柔赞美创造一切并超越一切的上帝。

（七）新柏拉图派的启示

基督教艺术最初是在朗吉弩斯（Longinus，213—273年）及普洛丁的美学中得到了支持。朗吉弩斯虽不是基督教徒，至少是个望教者，他写了《论崇高》一书，认为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崇高，而崇高不是别的，就是“灵魂伟大的反映”。他引用《圣经》的话“上帝说有光，便有了光；说有大地，便有了大地”，把这句话的境界当作崇高的一例。和他同时的普洛丁（Plotinus，205—270年）是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在由他的弟子波尔费留收辑的《九章集》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一、宇宙万物及其美是由太一“流溢”而生成的。他说：在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个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由太一、心智、宇宙灵魂所组成。太一“流溢”出心智、宇宙灵魂，又通过它们“流溢”出世界万物。太一是一切存在，一切善与美的本源，一切美都因“流溢”的先后而有不同层次，自然的美是最低级的美。二、审美的极致一方面意味着“遗忘”，一方面意味着“解脱”。他说：对自然的美的观照需要借助于感官，“对于感性事物的美，如果没有用眼睛看见过，像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那样，我们就无从判定它们美”，但是仅仅靠感官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专门为审美而设的心灵的功能”。因为审美不仅要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理式，而且要将自身的理式“渗入物质里”，从而使之达到融通与和谐；对心灵的美的观照，感官是无能为力的，需要靠心灵本身，必须怀着“恋爱的心情”和“把自己从肉体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去寻求和体验。对太一的美的观照意味着对有限自我的完全超越，这时就像“升到神庙祭坛的人们须先脱衣沐浴那样”，“把一切与神对立的东西都抛弃掉了”，“对这个世界事物将一无所知”，只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似地面对着神”。三、艺术要回溯到自然所由造成的那些原则。他们说：艺术创作是心灵中理式的自觉外现，创作不过是根据理式统摄和制服材料的过程，因此，艺术美高于自然本身的美，而艺术家心灵中理式的美又高于体现于作品中的美。6

可以看出，新柏拉图派美学已经渗透了基督教精神，教父们所做的只是把它进一步引向基督教，变成基督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