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容探索的学术心境

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出版之际，李新德博士叮嘱我要为他这部专著写一《序言》。严格地讲，他已经是这个研究方向下的青年专家了，其实我在这里不必再说多余的话。我只是想围绕着新德博士的这部专著简约谈两点感受：一是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二是第一手源语文献的积累与使用的问题。

2008年6月至2010年12月，新德博士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下做博士后科研工作，他的出站报告为《“他者”形象与翻译策略：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的研究》。至今，他的这份出站报告电子版依然存放在我的电脑硬盘中。我用电脑通检了一下，整部出站报告有332604字，共416页。客观地讲，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下，这是一部涉及中西多种语言文献、研究文献积累、学术立场明确且有着作者自己深度思考的优秀博士后论文。在出站答辩时，这篇论文及其答辩回应受到了10位在场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多年来，从我个人积累的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人员培养的经验来看，我特别建议博士后进站后，其择取的选题还是应该接续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思考下去，最好不要另起炉灶重新选题，避免让自己跌入一个全新且陌生的学术领域重新起跑，因为重新转换一个研究选题，在学术视域上必然要求研究者在短期内重新积累一套知识结构。说到底，这谈何容易。

因为学术研究在知识积累上有着长期性与持久性，而博士后进站的科研工作时间也只有短短两年（少数博士后可以延期至三年），除去进站后的开题与出站前的答辩及办理相关体制性手续等，一位博士后的有效在站科研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半左右。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要撰写出一部学养积累厚重并有思想深度的博士后论文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证明，凡在选题上另起炉灶的博士后几乎都是在仓促应付中草草收场，最终无法拿出让自己与合作导师同时满意的出站报告；而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给予接续性、补充性与重构性思考的博士后论文，往往可能完成得比较从容，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及其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学术层面加以重构，因此在学术思想构成上必然更为厚重。

我们应该承认，从容是学术研究得以沉稳、通畅展开的基质，其背后不仅是学者个人对高校的行政头衔及繁琐的体制性学术活动所表现出的淡漠，更在于学者个人正是在这种淡漠中让自己获取一种安静的学术心境去延展自己的学术书写。这是一种低调的进取，不是每位学者都可以拥有的，而新德博士做到了这一点。

我想说的是，从博士到博士后，再到博士后出站以来的几年中，新德博士始终坚守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典籍的翻译与诠释这个课题上，反复思考了十多年，对最初进入这一课题的早期研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特别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及到现下，他的科研状态一直稳健、从容、扎实，未见半点浮躁。

我特别注意到，此次出版的专著，较之于出站时所提交的博士后论文，新德博士又增益了10万字内容。他的博士后科研工作在具体的规定时间内结束了，然而他的学术探究依然在延续，已整整坚守了7年。这部专著现下的思想体系，可喜地呈现了新德博士的拓展性深度思考。可以说，新德博士已把他做博士后科研工作所持有的学术心境内化为一种做人的品格。我始终认为，一位学者一生出版多部或十几部不痛不痒的平庸读本，绝不如出版一部厚重的优秀专著。平心而论，人一生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位学者一生能够写出一部厚重、优秀的专著，足矣！

以下我想谈一谈新德博士在做博士后科研工作期间给我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对第一手源语文献积累与使用的苛求性。

这个选题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学术信息量颇具广度和深度，同行学者一眼即可见出，其至少涉及了五种相关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明清传教士研究、翻译研究、汉语本土的儒道释经典研究与西方汉学研究。我特别想提及的是，新德博士在这部专著中，把上述五个研究领域交集在一个空间予以整合性思考，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上表现出一种学科理论的自觉。

这部专著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自我”与“他者”提取出来，将其设置为作者展开研究的比较视域，以透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活动及其翻译策略。

我们知道，自法国学派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崛起以来，作为“他者”形象记录的游记文学即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普遍文本现象。新德博士的这本专著把法国形象学研究的理论及其学科意识作为一枚有效的学术透镜，细致、全面地考察了在书写文体上与之有所交集的文本现象，其中包括中西交通史中的游记，当然还包括耶稣会士、晚清新教传教士书写的汉语基督教文本与著述以及他们汉译的西方经典文本、西译的中国儒道释等宗教文化经典文本。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对异国形象的研究基于上述不同时期多种语言的游记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分析范例。

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是从博士后论文撰写所要求的方法论中延续而来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学院派写作的踪迹。作者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源语文献，回避使用或尽量少用译入语文献，以避免源语文献向译入语文献转码时所带来的误读与过度诠释。苛求第一手源语文献的意义真值性，可以说是这部专著在立论与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立场。

我想专业读者在翻阅这部专著时不难发现，作者就如此密集的文献使用又有着自己的讲求。他依凭学界及自己手中现有文献多寡的客观情况，对于早期西方学人记述中国或中国题材的游记资料，尽可能地给予穷尽性阅读；而面对明清时期大量传教士的著述文本以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汉学著述，作者则给出甄别性的选择，以便让自己所阅读与引用的文献更加准确化、精致化。在中国儒道释典籍西译的文本分析方面，作者尽可能选择国际学界未曾评论过且具有代表性的读本，如耶稣会士所译的《四书》、新教传教士马士曼的《论语》、马礼逊的《大学》、理雅各的《诗经》《道德经》与苏慧廉的《论语》《妙法莲华经》等。因此，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下，作者不仅可以接续拓出一方扩展性的阅读与研究空间，而且可以避免把自己捆绑在那些众所周知、陈陈相因的文献中进行重复性的思考与写作。

十多年来，新德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与传教士汉学研究，在学院派的方法论上培养了严谨的学术品质。在第一手源语文献的获取上，可以说，他是不辞劳苦的。多年来，尤其是在做博士后期间，他奔走于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专业图书馆与研究机构，收集大量第一手源语文献，让自己在研究思路上获得崭新的突破。例如，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于1711年出版的《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拉丁文译本，海外学者阿道夫·赖希魏因、谭卓垣误将卫方济在其中所译的《小学》认为是《三字经》，而国内学者因缺少第一手资料又未加考辨，结果直接承袭了谭卓垣等人的错误看法，以讹传讹。新德博士则通过对拉丁文原文以及法文译本的考辨，确认卫方济的《中国六大经典》译本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编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为基础，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与《小学》译成拉丁文。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进一步推动了文献学研究与目录学研究走向国际化，使上述两个研究方向在异质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方面承担起重要的语际文献整理任务，其中关于传教士汉学文献及其目录的甄别与纠错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关于新德博士在这部专著中所建树的学术观点及其学术贡献，我想不必赘言，同行学者在细细阅读这部专著后会给出中肯的评价。实际上，一部学术专著所具有的学术品质还是应该由作者沉淀于其中的文献、思想及学养去给出自己的证明。当然，正如任何学者的任何专著都有着自己的缺憾，这部专著恐怕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