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蜀民族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笔者曾考论过魏晋时期南中八郡（牂牁、兴古、朱提、晋宁、建宁、越嶲、云南、永昌）都有濮人，并认为秦汉时代南中的僰人也就是魏晋的濮人，认为濮人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主要居民注55。在这里拟首先对这一问题略作补充。
汉文献所载云南境内的僰人，一是滇僰，一是南僰。上已谈过，滇僰就是滇濮，滇是地名，濮是族称，意即滇地之濮；或又称为滇人，也单称滇。近年来考古学者多能从云南出土的“滇文化”器物考论滇人族属为濮僚，明滇濮之称准确，此不赘述。在此只准备就滇为叟人说略事商榷。
滇为叟人说的主要根据是《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下所载：“本益州（郡）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学者们认为，这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元封二年发兵击灭劳浸、靡莫，降滇，置益州郡，是同一事件，因而认为《南中志》所说“叟反”的“叟”是指劳浸、靡莫、滇。但是，这一论证却是未必经得起检验的。按《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二年，“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击灭劳浸、靡谟，降滇，无疑是在这次战役，但击灭劳浸、靡莫，降滇只是这次战役的一部分。当时“西南夷未服者”绝非止此三国，昆明也是其中之重要者，故《史记·大宛列传》又载：“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以此文与上揭《武帝纪》文相较，不难看出实即一事，故徐广认为事在元封二年注56，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滇池地区既居住有滇人，也居住有昆明人，《史记·平准书索隐》引荀悦说：“昆明子居滇河中。”滇河即滇池。因此，平滇必然同时要触及昆明，更何况昆明人经常遮击汉使。但《西南夷列传》与《大宛列传》都只各记了其中一面；《武帝纪》在记法上虽较全面，而内容却不具体。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认为此役专指灭劳浸、靡莫，降滇事，这个理解无疑是片面的。我们知道，昆明与叟实为同族注57，常璩作《华阳国志》时，滇国早已不存，叟人成为滇池地区显族，故《华阳国志》记叟而略滇，以叟来概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若据此而认为滇池地区仅有叟人，遂以滇人即叟人，显然是不妥当的。
再看南僰。南僰之名见于《汉书·王莽传》，又称蛮僰，是天凤、地皇间起兵反抗王莽的西南少数民族。王莽曾派出一二十万兵马，三次更换将领，都没有把义军镇压下去，可见当时南僰的力量相当强大。所以王莽在诏书中两次把南僰与胡虏（指匈奴）相提并论，地皇元年诏：“今胡虏未诛灭，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地皇四年诏：“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学者曾用徐广“羌之别种”注58来解释南僰、蛮僰之僰。但徐广已后于王莽的四百年，这个理解未必可据。最好还是看看当时人的说法。《后汉书·隗嚣传》载嚣讨王莽檄文中说：“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
貊，使四境之内并入为害。”“北攻胡虏”是指攻匈奴，“南扰劲越”无疑是指攻南僰。因此，与其说南僰是羌种，毋宁说南僰是越人还要接近实际一些。笔者从前曾据《王莽传》推论“南僰虏若豆”是句町首领，句町于史有明文为濮人注59，因而认为南僰为濮人。今于隗嚣檄文中又得此一证。句町之地，秦属象郡，为百越所居，檄文称之为越亦未尝不可。檄文虽未明确指其为濮人，然南僰之必非西北羌种而为西南濮越则是无可置疑的。
汉代僰人不仅见于犍为、益州，同时也见于越巂、沈黎两郡，即所谓“邛僰”。《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开西南夷”，“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斛而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之间以集之”。颜师古在《汉书·食货志》中把这个“邛僰”读为“邛、僰”，说“本西南夷两种也”，并用邛州、僰道为释。但《续汉书·郡国志》载“蜀郡属国”严道（治在今荥经县）有“邛僰九折坂”，说明这个“邛僰”是不能分读的，犹如“滇僰”不能分读一样。同时，邛僰也同滇僰一样，意为邛地之僰，有时也可单称邛。自临邛（治今邛崃县）经严道至阐县（治今越西县），南至邛都（治今西昌市）、会无（治今会理县），都曾为邛人所居注60。所谓“邛僰”当指的这一带，也就是邛筰之地，后来的沈黎、越嶲两郡。“邛僰”的“僰”也就是“濮”，《蜀志》说，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这个濮人冢就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发现的大石墓和石板墓。在今凉山州的会理、米易、德昌、西昌、喜德、冕宁等县先后发现不少大石墓，其时代略自战国至西汉后期。另在凉山州的昭觉、美姑等县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石板墓，其时代大致为战国至西汉前期。当地彝族认为这两种墓葬都是“濮苏乌乌”人所遗留。民间传说，濮苏乌乌是先于彝族居住在凉山地区的古老居民，后来这种人绝了。彝语“濮苏”就是濮人。据这两种墓葬的出土文物进行分析，彝族传说是可信的注61。
汉代的牂牁郡，是以夜郎部族集团为基础建立的。据《南中志》的记载，夜郎的主体民族是濮人。近年在古夜郎集团地区的赫章县可乐区发现不少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当地彝族也称这种墓葬为“濮苏”坟。即濮人坟。当地彝族传说，可乐原为濮人居住地，后被迁来的彝族先民战败而离开。在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也有记载，大概在东汉后期，勿阿纳已居住在可乐注62。据考古学者就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认为多与“滇文化”相同，应为濮人遗物注63。与汉彝文献的记载都相符合。
在清楚滇、邛都、夜郎三个集团的居民都是濮人以后，对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把他们视为同类，说“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就容易理解了。“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是他们有着相同文化、习俗和经济生活的反映，是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或族系的反映。
前面曾分析过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濮人，这里又分析了滇、邛都、夜郞等三集团也都是濮人；那么，这两地区的濮人是不是同一民族或族系呢?我们的看法是肯定的。班固在《汉书》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汉书·西南夷传》把夜郎、滇、邛都称为“南夷”，《地理志》又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看来，班固是把古代巴、蜀与夜郎、滇、邛都三集团视为同类的。《地理志》又说：“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大家知道，武帝开西南设郡县的情况是：开夜郎置犍为郡，后分犍为，开且兰置牂牁郡，开邛都置越嶲郡，后又分牂牁、越嶲合滇池置益州郡。犍为、牂牁、越嶲与巴、蜀同俗，其实质也就是夜郎、邛都、滇与巴蜀同俗。这也正是他们是同一民族或族系的反映。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之所以没把巴、蜀与夜郎、滇、邛都列为同类，只不过因为巴、蜀建郡已久，不能再以“西南夷”视之而已。但是，巴、蜀设郡虽早，而濮人风俗则未能立即改变。解放后，四川出土了大量汉代陶俑和画像砖、石，其中有些人物形象作椎髻状。《蜀王本纪》说：蜀“人萌（民）椎结左祍”。这是巴、蜀与夜郎、滇、邛都的共同习俗之一。这些椎结形象当正是巴、蜀濮人的流风遗俗。
关于古代西南地区主要居民的这些濮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问题，由于书缺有间，目前尚难查考。但从川、贵、云三省彝族的传说考查，濮人是早于彝族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古老居民。贵州古彝文典籍《爨文丛刻·帝王世纪》载，从一世祖希孟遮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到清康熙三年吴三桂杀安坤，水西安氏世系已有一百一十四代，以每代25年计，希孟遮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彝族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已迁到西南地区，确实应是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而濮人则还更早一些。除上文已揭示的川贵彝族民间传说外，古彝文典籍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宇宙人文论》中，《太阳和月亮的根源》篇说：宇宙初生，没有日月，雾蒙风狂，天昏地暗。后来有一只鸟变成了太阳，一个兽变成了月亮，从此日月高悬于宇宙之中，一来一往地运转着，判分了白天黑夜，“转旋着有的，日月濮国灿”。这两句话的意译是：“云头青车转动，濮国的天空，日月灿烂。”译者注说：“西南地区的古老居民为濮族，亦称濮彝（夷），濮国指这些地区。”注64这个传说似是说，西南地区自有日月就有濮人。
《爨文丛刻·说文（宇宙源流）》还有一个记载说：上古之时，上帝建造了三座圣台，以管理天、地、人三界。从此天地明朗，人类繁荣，万世相传。篇中记述建造这三座圣台所用的木材是“生于东山阳，头顶齐天界，根扎地已深，枝长四方蔽，濮邑遮四城”。末二句的意思是，大树的枝干很长，能遮盖四个濮人城邑。这个传说似又表明，濮人城邑在上帝建造圣台之前就已存在了。
上面两段记载说明，濮人是传说中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居民。濮人之所以能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在此之前无疑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正由于西南濮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向四方发展，因而各地濮人之间在大同中又发生小异，从而形成如前所述的不同支系。但是，尽管他们已发展成不同的支系，而他们之间的共性仍然是主要的，这就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各地之所以“与巴蜀同俗”的根本原因。
古代西南地区，不仅由于他们的主要居民都是濮人，因而在文化上反映出有其共同性的一面；同时，从历史上看，巴、蜀无疑是西南濮人中建国之较早且强大者，巴蜀文化对西南的各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面，曾出现了蜀开明氏“雄长僚僰”的局面，蜀人势力自川西达于滇黔，故《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南接于越”，“以南中为园苑”。这里所说的“越”是西指滇南的“滇越”，东指黔南的“百越”。而在东面，则黔东地区是所谓“巴黔中”之地，颜师古在《汉书·西南夷传注》中释“巴黔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是黔中本巴人所居。因此，在巴、蜀强盛时期，西南地区无疑会受到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在巴、蜀破灭之后，巴蜀居民有被迫南徙者。《史记·三代世表》载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禇为元帝成帝间博士，所说当有据。《索隐》引《谱记》说：“蚕丛国破，子孙居于姚、嶲等处。”姚指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嶲指嶲州，治今凉山西昌。正当汉西南五千里之地。《十道志》说：“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注65。说明汉代五溪（湘西、黔东一带）西北地区都有巴、蜀遗民。《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载“黔州控临蕃落”十五种中就有“白虎”、“巴人”。显然应即板楯、廪君后裔之南徙者。这些巴、蜀移民无疑将直接把巴蜀文化带到南方。近年以来，各地出土文物反映出滇、黔、湘西与巴、蜀在古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是完全符合规律的。下至明清之世，据文献所载，黔中少数民族苗、仡佬等族中，犹有崇拜老虎或白虎者注66，也都应与古代巴人有关。
上面，我们就古代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濮人各族及其与古西南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至于蜀境西部边缘山区的民族问题，笔者拟另草专文论及，此不具论。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