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

为了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敏锐，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柏拉图哲学中美与真理之关系的考察。因为我们要在尼采关于艺术与真理的观点范围内找到那个位置和语境，在其中，艺术与真理必定产生彼此不和，而且这种彼此不和被经验为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

美与真理，两者都与存在相联系，而且两者都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方式。真理乃是哲学思想中直接的存在揭示方式；它并不参与感性领域，从一开始就疏远于感性领域。相反地，美则是进入感性领域之中、又从感性领域逸离出来的向着存在的令人迷惑的出神。^[96]如果美与真理在尼采看来进入分裂之中了，那么，它们先前必定是共属一体的。而这个“一”只可能是存在以及与存在的关联。

尼采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即存在）规定为强力意志。因此，从强力意志的本质中，必能得出美与真理的一种原始一体性，而这种原始一体性必须同时成为一种分裂。当我们试图认识和把握这种分裂时，我们就在洞察强力意志的统一本质。据尼采本人的证词，他的哲学乃是一种倒转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我们要问：在何种意义上，为柏拉图主义所特有的美与真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倒转而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关系?

倘若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可以等同于那样一种做法，一种仿佛仅仅把柏拉图的一些句子颠三倒四折腾一番的做法，那么，上面这个问题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一种简单的换算来解答了。诚然，尼采本人也经常颠三倒四地表达事实，不仅是为了以一种粗犷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意思，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就常常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尽管他所寻求的其实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只是到晚期，在他的思想工作中止前不久，尼采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他在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被推向了何方。随着尼采越来越理解了这种倒转的必然性，亦即把它理解为克服虚无主义的任务所要求的，他也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上面这一点。因此，在说明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时，我们必须以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为出发点。在柏拉图看来，超感性领域就是真实世界。它作为赋予尺度的东西是高高在上的。而感性领域作为虚假的世界位居低层。高层的东西是首先唯一地赋予尺度的东西，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倒转之后，感性领域即虚假世界就位居高层，而超感性领域即真实世界则位居低层。这在形式上是容易推算出来的。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论述，我们还得抓住一点：这里关于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谈论已经不再是柏拉图的语言了。

然而，所谓感性领域位居高层，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感性领域是真实的东西，是真正存在者。如果我们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倒转，那就可以说，高层和低层的空位还是保留着的，仅仅作了不同的分配而已。而只要这种高层与低层决定了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则柏拉图主义在其本质上就依然持存着。这种倒转并没有完成它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完成的东西，亦即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只有当高层本身根本上被清除掉，先前对一个真实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设定已经终止，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已经被取消掉，这时候，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才能获得成功。如果把真实世界取消掉，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虚假世界还会保留下来吗?不会。因为虚假世界只有作为真实世界的对立面才能成其所是。如果取消了真实世界，也就必定取消了虚假世界。只有在这时候，柏拉图主义才得到了克服，这就是说，它如此这般被地倒转过来了，以至于经过这种倒转，哲学思想就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了。那么，这时候，这种哲学思想将置身于何方呢?

当尼采认识到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就是一个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时，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迄今为止，人们既没有认识到这种颠倒乃是尼采的最后步骤，也没有看到尼采只是在其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里（1888年）才清晰地完成了这种颠倒。当然，从我们眼前的《强力意志》一书的形态来看，要认识这些重要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编排成册的文本段落是根据尼采在1882年至1888年期间写下的大量手稿选编出来的。原稿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但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这些。在其最后一个创作年头，尼采用短短几天功夫（1888年9月）写下了《偶像的黄昏》一书（初版于1889年），其中有一段文字就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这段文字的基本立场不同于通常人们所熟悉的尼采立场。这段文字有一个标题：“‘真实世界’如何终于成了无稽之谈。一个谬误的历史”。（《全集》，第八卷，第82—83页；参看《强力意志》，第567条和第568条，作于1888年）

这段文字包含着比一页稿纸更多的某种东西（尼采手书的付印稿保存下来了）。它属于那样一些片段，它们的风格和结构立即就透露出：在这里，在一个伟大的瞬间里，尼采整个思想领域如何凝结于一道全新的唯一的光亮中了。“‘真实世界’如何终于成了无稽之谈”这个标题表明，尼采在这里是要描述一种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由柏拉图设定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领域不仅已经被贬降，从高级降为低级，而且已经沦落为非现实和空无所有的东西了。尼采把这种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它们很容易被标识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径直引向尼采自己的哲学所特有的发端。

带着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关注，我们想对这种历史作一种十分简短的探讨，借此我们就能看到，何以尼采尽管有力求彻底变革的意志，却为自己保存着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清醒认识。

人们愈清晰、愈简单地从一种决定性的追问出发把西方思想的历史追溯到它的少数几个重要步骤上，则这种历史的抢先的和约束性的强力就愈加增大。尤其在需要克服这种历史时，情形就是这样。谁要是以为哲学思想能够用一种绝对命令摆脱掉这种历史，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历史本身的打击，而且是这样一击，他决不能从这一击中恢复过来，因为这是令人晕头转向的一击。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蒙蔽还以为自己正在成为原始的东西，而其实它只散布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且把流传下来的种种解释掺和在一起，搞出某种所谓的新货色。一种彻底变革愈是要成为伟大的变革，它就得愈加深刻地被置入自己的历史中。

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标准来评价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及其克服的简短描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强调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呢?因为尼采对这种历史的描述形式可能容易诱使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玩笑，而实际上，其中却有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起着性命攸关的作用（参看《善恶的彼岸》，第213节：“一个哲学家是什么”；《全集》，第七卷，第164页以下）。

柏拉图主义的历史结束于一种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按照尼采的说法，这种柏拉图主义历史包含着下列六个阶段：

尼采在这里确定了柏拉图对其学说的论证。表面看来，这里根本就没有专门讨论真实世界本身，而只是讨论人如何对待真实世界，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实世界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对真实世界的真正规定在于：它是此时此地的人可以达到的，虽然并非随便哪个人都能够立即轻松地达到的。它是有美德的人能够达到的；它是超感性领域。这就意味着：由于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对最切近的感性世界的否定，所以美德就在于对感性领域的抛弃。在这里，“真实世界”还不是什么“柏拉图的东西”，亦即说，它还不是什么不可达到的东西，还不是什么纯粹值得追求的东西，还不是什么单纯的“理想”。柏拉图本身之所以成为柏拉图，是因为他无疑地、纯朴地根据这个作为存在之本质的理念世界来行动。超感性领域乃是ἰδέα［相］；这个被视见的东西是以希腊思想和希腊此在的眼睛真实地被看到的，而且在这种纯朴的视见中被经验为一种能够使一切存在者作为在场者成其本身的东西（参看拙著：《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第二节）。^[97]因此，尼采在括号中作了如下补充性解释：“（理念的最古形式，相对聪明的、简朴的、令人信服的。对‘我柏拉图就是真理’这个句子的改写）”。理念思想以及由此设定的存在解释在自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就是创造性的。柏拉图的著作还不是柏拉图主义。“真实世界”还不是一门学问的课题，而是此在的强力，是闪烁着在场的东西，是毫无掩盖的纯粹闪现。

现在，随着对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领域的设定，已经明确地假定了与感性领域的断裂，但又不是完全绝对地：只是在此岸生活中，在尘世此在期间，真实世界是不可达到的。这样一来，尘世此在本身受到了贬黜，但同时也获得了它的张力，因为超感性领域已经被许诺为彼岸世界了。大地成为“尘世”。在人的本质和此在中出现了一种破碎，而这种破碎同时也给出了一种模棱两可。肯定与否定、“既—又”的可能性开始了；表面上肯定此岸，却是带有保留条件的；能够经受此岸生活，但又准备了一条最后退路。令人棘手的事情开始了，代替了未破碎的、但因而并非毫无危险的、而是狂热的希腊本质；这种希腊本质把自身建立在一个可达到的东西中，在其中为自己划出决定性的界线，不仅忍受着命运的坚定不拔，而且在对命运的肯定中为自己夺取胜利。现在，代替柏拉图，柏拉图主义占了上风。所以，尼采写道：“（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纤巧、更棘手、更不可思议——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的……）”。超感性领域不再在人类此在的范围内并且为人类此在及其感性领域而在场了。相反，只要超感性领域被解释为彼岸，则整个人类此在就变成为此岸生活。真实世界现在变得更加真实了，因为它越来越从此岸生活中被逸离出去了；但另一方面，随着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许诺，随着它越来越热烈地作为一种许诺被抓住，亦即被信仰，它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存在特性了。如果我们把这第二个历史阶段与第一个阶段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对第一个阶段的描述中，尼采有意识地把柏拉图与一切柏拉图主义分离开来，并且为柏拉图作了辩护。

这个阶段指的是通过康德哲学而达到的那个柏拉图主义形态。现在，超感性领域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假设；甚至在一切经验和证明范围之外，它也被要求为必然持存着的东西，旨在挽救理性合法性，为之提供一个充分的根据。尽管超感性领域的可通达性通过认识的途径受到了批判的怀疑，但这只不过是要为一种对理性诉求的信仰保留地盘。在基督教世界图景的内容和结构方面，康德丝毫没有改变什么，他只是把所有认识之光都集中到经验上面，亦即都集中到数学—自然科学的“世界”解释上了。处于自然科学认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其持存性并没有受到否定，但却被推回到不可知者的不确定性之中了。所以，尼采写道：“（归根到底是古老的太阳，但充满迷雾和怀疑；理念已变成极精细的、苍白的、北方的、哥尼斯堡的了）”。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对立于那种简朴的清晰性，而柏拉图正是以这种清晰性直接逗留于超感性领域（作为可看见的存在）中的。由于看透了康德这种显而易见的柏拉图主义，尼采同时也就看到了两者的本质距离。因此，尼采完全把自己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开来了；并非偶然地，尼采的同时代人把康德与柏拉图相提并论，甚至就把柏拉图解释为一个不成功的康德主义者。

以这第四个阶段，尼采就历史性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柏拉图主义形态，在此形态中，柏拉图主义按照前面的康德哲学扬弃了自己，但并没有获得一种原始创造性的克服。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结束之后的时期。借助于它自己关于超感性领域在理论上不可知的主要命题，康德体系暴露出了真面目，已经被冲破了。如果说超感性的世界根本上是认识所不能达到的，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了，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这个世界。显然，超感性领域并不是根据哲学上的认识原理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而是依照未曾动摇过的基督教神学的那些预设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在这一点上，尼采曾提到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说“他们都是赤裸裸的施莱尔马赫”（《全集》，第十五卷，第112页）。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它不仅是说：他们根本上都是乔装打扮的神学家；而且也是说：就像这个名字所道出的那样，他们也是面纱制作者，是用面纱掩盖事物真相的人。^[98]与此相对的是对作为一个未知者的超感性领域的拒斥，因为在康德看来，原则上没有一种认识能够达到这个领域。这样一种拒斥尽管不免粗暴，却是第一次破晓，由此开始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真诚性”，亦即在伴随柏拉图主义而占据上风的棘手状态和“伪币铸造”范围内部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真诚性”。所以，尼采写道：“（朦胧的黎明。理性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尼采看到新的一天正在到来。理性，在这里也就是人类的知识和追问，开始苏醒过来了。

以这个阶段，尼采指的是他自己的哲学道路的第一段。现在，尼采在“真实世界”一词上加了一个引号。它不再是尼采自己的词语了，其内涵已经不能为他本人所肯定了。“真实世界”被废除掉了。但我们要注意个中原因：那是因为它已经变得无用、多余了。一个全新的尺度正在朦朦胧胧地显露出来：凡是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切中人之此在的东西，都不能要求得到肯定。因此，尼采写道：“（大白天；早餐；bon sens^[99]和喜悦的返回；柏拉图的赧颜；一切自由灵魂的鬼怪喧嚷）”。在这里，尼采回想到他自己的转变岁月，这种转变通过他当时出版的著作的标题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漫游者及其阴影》（1880年）、《曙光》（1881年）以及《快乐的科学》（1882年）。只要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已经被废除掉，则柏拉图主义就已经被克服了；但作为补偿，还保留着实证主义所占据的感性世界。这就需要做一种对实证主义的辨析。因为尼采既不想停留在黎明的朦胧中，也不愿安于一个单纯的上午。尽管已经消除了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但还是留下了这个高层的空位，以及一个高层与低层的结构裂口（Bau-Riβ）——那其实还是柏拉图主义。所以追问必须再进一步。

尼采在此添加了第六个阶段，表明他还必须超越自己，超越对超感性领域的单纯废除。我们可以直接从其风格和笔法的动荡中体察到，这个步骤的清晰性如何首次把尼采带入阴影消失殆尽的完全光明之中了。所以，尼采写道：“（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久的谬误的结束；人性的极点；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尼采自己的哲学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尼采对于柏拉图主义历史的全部六个阶段的描述是这样来安排的：在每个阶段上，“真实世界”——要讨论的是它的持存性和合法性——总是被带入与某种人的关联之中，而这种人总是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关系。因此，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以及最后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就变成了人的一种转变。在柏拉图主义终结处出现了一种关于人之转变的决断。所以，“人性的极点”这个词必须这样来理解，必须把它理解为一种决断的极点，也就是要决断：随着柏拉图主义的终结，是否迄今为止的人也要完蛋了，是否会出现尼采称为“最后的人”的那种人；或者，迄今为止的人是否能够被克服掉而开始出现“超人”——这就是尼采所谓“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以“超人”这个名称，尼采并不是指某种奇人和怪物，而是指超越了以往人类的那种人。而以往的人、迄今为止的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的此在和存在关系是由柏拉图主义的某种形式或者几种形式的混合决定的。最后的人是尚未克服掉的虚无主义的必然后果。尼采看到的大危险就在于：一切都将在最后的人那里缓缓告终，都将终止于最后的人的一种不断蔓延和浅薄化。“超人的对立面是最后的人：我在创造后者的同时也就把前者创造出来了”。（《全集》，第十四卷，第262页）

这话是要说：终结之为终结只有根据新的开端才可见出。反过来讲，谁是超人，只有当最后的人本身被看见时才会清楚。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来考察一下那种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构成极端对立的立场，看看尼采是如何在其中获得一个立足点的。如果虚假世界也与真实世界一道被废除掉了，那还有什么存在呢?

“真实世界”（即超感性领域）与虚假世界（即感性领域）一起构成了与纯粹虚无对立的东西，即存在者整体。如果两者都被废除了，那么一切就都将落入空洞的虚无之中。这不可能是尼采的意思；因为他希望克服掉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尼采是如何力图通过他的生理学美学把艺术建立在肉身生命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对感性世界的肯定，而不是对它的废除。然而，根据前述柏拉图主义历史的最后阶段的字面意思来看，“虚假世界是被废除了的”。的确如此。不过，只是按照柏拉图主义的解释，感性世界才是“虚假世界”。对这种解释的废除才开启出一条道路，一条肯定感性领域因而也肯定非感性的精神世界的道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尼采在《强力意志》第820条中的一个句子：

无论对感性领域的废除还是对非感性领域的废除，都是没有必要的。相反地，倒是需要消除对感性领域的误解和诋毁，同样也要消除对超感性领域的过分抬高。当务之急是为一种以感性与非感性的新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对感性领域的重新解释开出一条道路。这个新的等级秩序并不是要在旧的秩序模式之内简单地颠倒一下，并不是要从现在开始高估感性领域而低估非感性领域了，并不是要把处于最低层的东西置于最高层上面了。新的等级秩序和价值设定意味着：改变秩序模式。就此而言，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就必定成为一个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尼采那里伸展到多远以及它能够伸展到何种地步，在何种程度上它达到了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克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没有达到这种克服，凡此种种，乃是我们的批判工作的必然问题。而只有当我们已经追思了尼采最内在的思想意志——超出这里很容易算到他头上的一切棘手的、歧义的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