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对美国施加的压力，以及对杰克逊任命的公开，英国有些不满。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接受美国的提议，英国要选择的任何其他方案都注定前途艰难。尽管如此，外交部还是热切希望限制美国人的大部分设想，限定被告的数目，简化程序，并且如有可能，它想在伦敦而不是华盛顿举行盟国间的谈判。
当时，英国尽管早已形成这样的基本决定，但由于正处于战争末期的政府转换期，内阁成员对作出决策采取谨慎态度，因此对政策的转变举棋不定。不过，5月18日，内阁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原则上接受美国的方案，英国官员也利用每一个恰当机会，向美国人确保其政府已经放弃了立即处决政策，并准备尽快在行动上与美国合作。
这样，当杰克逊于5月28日到达伦敦时，他发现英国的和解气氛令人满意。5月29日，英国任命新上任的总检察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为谈判代表，率领英国谈判团，并兼任首席检察官，领导名为“英国战争罪行执行委员会”（BWCE）的起诉团。这与杰克逊担任的职务相对照。
5月30日，英国内阁正式批准了美国的行政草案。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在对杰克逊的一次谈话中，揭示了英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他总结说，英国政府打算在德国保持武装军队以控制该国，这需要公共舆论的支持，审判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无疑比立即处决更能赢得民心；因此，英国和美国一样，强烈渴望掌握无可争议的证据，通过审判来证明纳粹帝国的暴行。杰克逊表示，自己对英国的合作态度极为满意。会谈中，他倾向于对犯罪组织的起诉限定为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并赞同其副手多诺万将军的观点，认为一些“意志薄弱和品格低下”的纳粹领导人有可能提供不利于其同伙的证据，这可以促使审判顺利进行，并迅速结束。
这样，在一次非常乐观的外交照会上，杰克逊和英国代表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圆满结束。杰克逊刚一离开伦敦，英国就正式宣布它原则上接受美国的提议，并邀请其他盟国于6月25日会晤伦敦，缔结最终协议。不多久，法国和苏联也宣布它们愿意参加伦敦谈判。
不过，在三国政府各自首席检察官的任命上，却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在伦敦谈判期间，由于保守党在战后首次大选中失去政权，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因此丢掉了公职。新工党政府任命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爵士为英国总检察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取代前者，担任英国战争罪行执行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然而，因为新政府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肖克罗斯必须参与其中而难以脱身，他请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做他的副手承担实际的日常工作，他只名义上领导英国起诉团。
法国起初挑选多内迪尼·德瓦布尔教授（后来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国法官），但很快改变主意，派遣罗贝尔·法尔科到伦敦参加谈判（他后来是法国助理法官）。苏联选派尼基钦科将军作为伦敦谈判的负责人，他后来也是纽伦堡法庭的一名法官。
因此，这些在制定审判要依据的法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或者将要出现在纽伦堡法官席上，或与纽伦堡法庭密切关联。除了刚刚提到的三名法官，还应该记得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赫伯特·韦克斯勒和司法部部长、后来的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都帮助制订了起初的美国计划。
这样，在6月中旬，尽管还存在着种种具体的不足，但就审判的大致轮廓而言，美国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达到了它的目标：其他三强盟国一致同意举行审判，并且接受美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提交的协议草案，作为伦敦会谈的基础。
但是，用这种方法来达成协议，对即将参加伦敦谈判的盟国代表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立即接受的现成答案。驻巴黎的美国大使在伦敦会议开幕前一周，报告说：
法国已经任命了代表，准备与杰克逊法官和英国、苏联代表会晤，但对其代表的确切职责仍然存在认识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伦敦会议上向他们解释清楚。79
苏联似乎也对美国的提议感到困惑，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比如，1945年5月28日，斯大林会见杜鲁门的密使汉瑞·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时，就提到如何处理德国总参谋部参谋。斯大林指出，他所说的“参谋”一词，不仅指受过正规军事参谋训练的人，而且也指所有从事一般参谋工作的德国军官，这大约有25000人。斯大林接着建议，应该将这些人全部监禁起来，“可以监禁10年或者20年”。对此，霍普金斯并未提出反对，只评论道，美国希望把德国总参谋部作为犯罪组织来审判。斯大林则略带嘲讽地回应道，“如果具有法律上的可能性，这就是个很好的主意。”80 斯大林对法律合理性的质疑，对美国的战争罪行审判方案提出了清醒的警告。
又如，6月14日，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Stettinius）和苏联驻华盛顿公使诺维科夫（Nikolai V. Novikov）之间的一次会谈更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审判计划前途坎坷。诺维科夫还不知道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参加伦敦谈判，这时距离会议召开还剩下不到两周时间，这说明美国的行动显然太超前，步伐走得太快。在茫然无措中，诺维科夫根据苏联政府的吩咐，提出对美国计划的两项意见：
首先，他明确地问道，盟国如何起诉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曾经严厉谴责这两个组织，并命令它们立即解散——对苏联人来说，谴责是终局性的，任何后来的行为都毫无意义，也是出尔反尔之举。
其次，美国人所谓独立起诉人的“检察长（chiefs of counsel）”，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调查委员会”。这该如何处理？
但是，斯特蒂纽斯急于推进事态的进程，把这些都当成“细节问题”，以消除诺维科夫的疑问，这益发增添了整个局势的混乱。他告诉诺维科夫，旧金山会谈后一个月，美国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一份更新更精细的修改本已经准备妥当，这将成为未来国际法上的一份重要文件。
事实上，杰克逊的班子和国务院在旧金山会议之后，虽然已经对原来的草案做了大量的修订和改写，但是直到5月中旬他们才完成工作。美国政府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开会讨论最终的文本，与此同时，它却迫切要求盟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其最初的提议。显然，只是在与诺维科夫的会谈中，斯特蒂纽斯才满腹狐疑地说，美国能否让其同盟国看到当前的提议，来加速事情的进程。诺维科夫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这一步骤是有益的。他得到斯特蒂纽斯的保证，提议的修改本会送给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大使。然而，美国通知其盟国修改文本的事却发生了延误，以至于在美国谈判团抵达伦敦两周后，新提议的文本才送到谈判代表手中。
诺维科夫—斯特蒂纽斯会谈两天后，美国陆军部得到了新消息，苏联对战争罪行的态度非常复杂。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透露，苏联准备接受美国在旧金山会议上的提议（他当然还不知道美国后来的修改本），只需少许的改动。莫洛托夫还要求盟国讨论“保罗斯和苏联人手中的其他德国将军的情形”，并要求考虑这些人曾经给苏联提供的帮助。
保罗斯（Paulus）曾是德军陆军元帅，在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向苏联投降。他被俘虏后，随同其他德军高级军官一起，同意与苏联当局合作，并多次通过广播讲话敦促正在抵抗的德国士兵投降，推翻希特勒政权。由于苏联从合作的德国战俘中和一个流亡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心，吸收成员组建“自由德国委员会”，长期以来，西方强国对苏联的意图大为紧张不安。所以，任何提及保罗斯和“合作的德国军官”的话，都会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由此可见，战争罪行并非一个单纯的问题，相反，它很容易与东西方之间一触即发的其他敏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但是，这些危险征兆都被忽视过去了。在美国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被迫做出政策的急剧逆转；法国在茫然和混乱中错误百出；而从斯大林对“合法性”的看法，到莫洛托夫对保罗斯的评论，无疑表明，战争罪行起诉本身，与任何一个大国选择进行此事一样，都注定要遭遇重重困难。然而，掌握主动权的美国人并没有望而却步，他们决定继续全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