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处死一个人，审判将毫无用处；然而，世界不会对仅仅为了判罪而组织的法庭产生任何敬意。81
——罗伯特·H.杰克逊
三 伦敦会议和《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一
1945年6月20日，队员庞大、配备精良的美国代表团抵达伦敦，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迅速促成谈判协议的签订，并准备审判所需的文件材料。尽管前期的外交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美国谈判团仍然拥有足可凭持的坚实资本。欧洲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百废待兴，而美国人的热情、资金和装备，给人强烈的信心，似乎他们能够妥善处理从炸毁的铁路到战争罪行的每一个问题。
六年的战争和十二年的纳粹主义，使整个欧洲惨遭破坏，并使民心深陷于恐怖之中。纳粹德国发动了战争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在这场战争中，共有5500万人丧生；纳粹的野蛮占领所留下的悲惨记忆，依旧牢牢盘踞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心头。每天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揭露诸如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样的纳粹集中营和死亡工厂所犯下的兽行，纳粹德国的罪恶权力和残忍无情昭然于世。这时，各盟国的民族自尊亟待安抚，血债深仇要求偿还和报复，而大量基础性工作也需要铺排，以防止此类权力的复发。
美国人虽然没有亲身体会纳粹统治的痛苦，并且已经消除了大部分的战争恐惧，但其政府及赴伦敦的代表团的情绪，与欧洲人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热切希望迅速行动，并要求进行必要的创新。杜鲁门总统主张使用强硬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措施，来惩罚战争罪犯。他声称：由于他们的野蛮罪行，“我们负有严峻的责任，给德国民众以沉痛的教训。在他们得以返回爱好和平的文明国家的大家庭之前，必须改变路线。”82 在今天听来，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颇为刺耳，但在1945年，它确切表达了时代的心声，也没有引起公众对美国的愤恨。相反，倒是其他盟国政府对法律技术性细节的瞻前顾后和过分纠缠的态度，激起了舆论的不满。
美国人面临的困境不在于创新本身，而在于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易于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外人头上，认为某种创新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理应被别人立即接受。此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孤立主义者83的立场和美国国务院专家们的努力，这种倾向的表达多少受到了抑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抛弃了孤立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开始采取国际主义，因此，随着美国的参战和国际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这种抑制力大大减弱了。
杰克逊的班子都是谈判生手，他们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这种民族特性；而且，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他们益发无所顾虑地向前猛冲。另外，杰克逊直接受杜鲁门总统的任命，并只对他负责，因而不受国务院的节制。他有权自由行动，并决定手中的哪些信息应该送给国务院。还有，杰克逊班子的成员大多是年轻的预备军官，沉醉于随美国在欧洲的胜利而高涨起来的强烈信心中，他们把这次使命当作其军事冒险生涯的大好机会，因此踌躇满志，迫切想大有作为，根本不愿放慢行动，环绕他们四周的没落的欧洲文明既不能使之产生敬畏之心，冗长乏味的谈判前景更难对其产生吸引力。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美国代表团怀着强烈的信念，乐观地相信协议能够顺利而迅速地签订。6月初，杰克逊预期一周之内能够达成协议。6月25日，即谈判开始的前一天，杰克逊与法国首席代表进行简要会谈后，立即向白宫报告：“很有希望就草案达成协议。如果合适，能否授权我签订协议……这对尽早结束谈判很重要。”84 几天后，他得到期望的授权，但到那时，谈判正全面展开，他开始失望地意识到，迅速解决问题的希望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