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个元旦

1986年的元旦，新年伊始，气象万千。全国各族人民还沉浸在中国女排“四连冠”的喜悦之中，“女排精神”弥漫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内的祖国大地上。这天的上午十时半，两辆小面包车载着本来素不相识、分别居住在上海与江苏的男女老少，从上海繁华闹市南京西路上一个优雅静谧的住宅楼出发，向虹桥国际机场驶去。

我，正坐在第二辆车内，身旁是为我送行的兄长和叔叔等，另一辆车里的主角是一位4周岁的小女孩林晞文。她的父亲林晓标原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1985年于美国常春藤八校之一——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领域国际有名的黑尔（Jack Kenneth Hale，1928—2009）教授。林博士此时正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数学系的周修义（Shui-Nee Chow）教授处，从事博士后研究。而我将去那个系念我的博士学位。林晓标夫妇之前来信询问我，如有可能，请将他们的女儿顺便带到美国。林晞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也一同前往机场为我们送行。

刚过27周岁生日的我，差不多是我目前年龄的一半大，精力却差不多是我现在的双倍。彼时的我，怀揣50美元现金，比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当年赴美留学还多带了10美元。那个时代很少中国人家手握美元，这几张纸钞是家父特地向他学生的爷爷买来的，后者的哥哥就是出生于我家乡的星云大师。我的随身挎包里还有一张摄于三天前的全家福，上面没有我的大女儿，因为她还要等上55天才能降落人间，并且还要熬上三年，才第一次与我在美国相会。我上身穿的是一件共青牌天蓝色鸭绒衣，是一个月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受出国前政治集训时买的。它罩住的是为了抗拒密歇根严冬而备的两件毛线衣，分别由妻子及我的三姐妹临时快速织成；围在腿上的是一条厚厚的毛线裤，脚蹬的是一双高高的牛皮靴，这是父亲特地请他的学生家长定制的，因为听说密歇根的鹅毛大雪，不亚于中国东北的“林海雪原”。对美国生活方式缺乏基本了解的家人，为了我的御寒需要，只能多多益善地把我从头到脚，武装到牙齿。这些羊毛线衣和长筒皮靴，我后来几乎未再穿过，但它们却凝聚着亲人们对一个负笈海外的游子的深厚感情，一段时间与我的衣橱形影不离，直至送给有需求的中国留学生，从而充分实现了其使用价值。

11点到达虹桥机场，我马上就被林晓标的家人引见给一位来自上海美术出版社的年轻画家。他姓谌，和我同机飞往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国际机场，第二天又同机飞向中西部大都市芝加哥。然后他将转机，飞到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自费留学，而我则飞去我此行的目的地。谌先生15个月大的儿子也随其母一道与他告别。恰巧他们的家人认识林家亲人，便把他“托付”给我，因为这位胆大的青年，只学过半年的英文，就要闯荡美利坚，希望进美国的海关时，我能成为他有用的“随同翻译”。他成了我去美国途中的旅行伙伴，在旧金山和我同住一家旅馆，同睡一间客房，并在花花绿绿的大街上，替我拍摄了在美国的第一张相片。可惜我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更没有见过面。如果那张底片一直还保存的话，我真希望能再见到那张对我而言有纪念意义、略带倦容的青春面孔，而不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在“存在性意义”下的第一张留美照片。

机场的送别依依不舍，嘱托声充满拳拳之心，但小名叫“文文”的4岁孩童之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嬉戏调皮，给这“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凝固空气注入了一股激荡的清流。推着行李车，带领已和我打成一片的文文，应该和他们再见了。然而，一直对弟妹们爱护有加的家兄，怕我托运行李需要帮助，也混进了非旅客不让进入的隔离地带。之后当他放心地正欲返回，却被机场工作人员一把抓住，训斥一番。这是我离开故土前，瞬间留下较深印象的一幕感人情景。

下午1:50，谌先生和我，以及几位来自南京的同机赴美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登上了飞机。很快，中国民航的CAAC981客机，腾空跃起，飞越太平洋，飞向旧金山。在祖国度过了大半个元旦，美国的元旦还在沉睡之中。这故土一别，六年半后我才再次踏上生我养我的大地。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既兴奋又紧张，觉得新鲜无比（这虽是第二次坐飞机，但国际航班却是第一次）。好在有在上海集训时认识的南京大学同学、南京航空学院老师等做旅行伙伴，一路天南地北地聊天，对未来的紧张感被冲淡许多。唯一不舒服的是，全身热得不行。上身的羽绒衣、毛线衣可以暂时脱掉降温，但毛线裤却把腿上的热流挤得密不透风。

美国的同一天，1986年元旦上午8时，飞机降落在旧金山。仰头上望，天空一片湛蓝。一同前往的南大化学系女硕士李巧英，被她的女同学及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博士学位的丈夫，接去他们家住了一晚。而剩下的我们男女同胞，则选了一家华人所开的廉价旅馆，花了6美元车费，坐上招徕顾客的车子去了那里，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夜。

我新结识的美术青年与我同住一室，每人付给旅馆15美元，行李搬上搬下，累得我们一身臭汗。同机来美的南京航空学院刘兰芳老师主动关心，让文文和她同睡一床。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的她，担当了临时保姆的角色。西方生活开始了，无知让我们犯难甚或难堪。想喝水，却到处找不到用惯了的热水瓶，将信将疑于别人告诉的“自来水可饮”一说，中饭只买了点香蕉和面包充饥完事。下午大家酣睡一场。到了晚上，因时差困扰，我们两人都睡不着，又因第二天为了赶早晨7:15的飞机，需早起打的，于是只有聊天。他想念刚一岁的儿子，加上对未来的学业前景难以预测，神态颇为凄然。而我则由于获得了所去大学数学系的助教奖学金，又有硕士证书在身，似乎对新生活更加乐观，也尽力为他鼓气。这个元旦之夜，几乎就在“今夜无眠”的状态中度过。

凌晨4时，我们叫来了出租车，赶往机场，但匆忙慌乱之中把林晞文的新外衣丢在了旅馆的房间。托运行李时，我的很快搞好，但美术青年的一个超大木箱，在托运柜台前，遇到了尺寸嫌大的小麻烦，箱子里装着他自己的美术作品。我赴美后所做的第一件“好人好事”，大概就是用我蹩脚的英文，替他向航空公司雇员解释。可能我的数学思维能力也帮上了一点小忙，总之，他没有像在虹桥机场那样，被再罚一次款，我也圆满地完成了“口译员”的光荣任务。他如释重负，连声感谢地和我及同行的南大化学系才女，一同登上飞机，并说要很快给我寄照片。我也满心喜悦地牵着文文的小手，走向我们的机舱座位（直到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离开旅馆时，忘了拿她的大衣）。

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时，飞机到达芝加哥机场。下了飞机，我们就各奔东西，追赶梦想了。我和林晞文于2:15开始了最后的飞行。经过美国国内两趟航班，新年第二天，东部时间下午5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密歇根州首府兰辛（Lansing）的机场，它距密歇根州立大学所在的小城东兰辛（East Lansing），大约12公里远。我想打电话给数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沈韵秋，告诉他我们到了。他事先帮我找好了校内两居室公寓，与他人合住，并已和我通信过好几次，耐心回答了我关于“留学须知”的不少问题；林晓标博士的太太也因此写信给我，问我是否有可能将她的长女带来美国。但我口袋里虽有硬币，却不知怎样使用公用电话。就在这时，电话亭旁边的一位美国妇女看出我的窘态，毫不犹豫地掏出两枚十美分的硬币，塞进了投币孔，帮我拨通了电话，也不让我还她的钱。这是我在美国遇到的无数“雷锋”中的第一个。

半小时后，两辆轿车开来接我们，沈韵秋和林晓标各自驾车。林博士和他的太太朱燕，十分惊喜于我终于把他们的宝贝女儿捎来了。当高个头的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女儿时，对他的父亲形象已经淡薄得像空气一样的文文，和他几乎不认识了，反而本能地躲到我这个“保护神”的身后。的确，短短两天的朝夕相处，她已对我十分信赖。第二天，当她再次见到我时，突然给我一个飞吻，反而搞得我措手不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心中却有点得意。毕竟，这是一位儿童内心感觉的真实表达。头天晚上，在沈韵秋家的公寓，好几个中国同学为我洗尘。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八一届本科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孙贤和、张红夫妇，热情地邀请疲惫不堪的我，在他们家住一宿，度过了我在密歇根的第一夜。但这一夜同样由于时差，凌晨3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次日，我就搬进了沈韵秋已经帮我找好的校内两卧室公寓，与一位高分子化学专业、快要毕业答辩的香港博士生同住。

林晓标博士得知我带来的50美元在旧金山几乎花光，马上慷慨地开了一张个人支票借给我1000美元以备急用，因为我的助教工资，要等几周后才能拿到手，而这个冬季学期的学费、医疗保险费等，即刻就要缴纳。他能干的太太开车带我去超市买食品，还坚持为我付了一些钱，并送给我许多基本的厨房用具，帮我安顿好最初的生活。

沈韵秋一直在各方面体贴帮助我，尤其在开学的前几天，他不时开车带我去这里、去那里办理许多事情，包括到学校自己的银行——密歇根州立大学信用社，开通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支票账户。在我买到二手汽车前，我常随他们一家去商店购物。我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个人照，就是他好心肠的太太徐国蓓专门替我在校园拍摄的。此前，他们带我去了他们以前的房东家，第一次吃了美国式晚餐，并和主人老夫妇合影了我在密歇根的第一张照片。

正是由于他们，还有其他人的关心和照顾，我孤身一人在美国第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留下了许多甜蜜的回忆。

1月3日，我开始了决定未来道路的美国留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