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特点与框架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内在逻辑决定了其框架结构与表现形式，凸显实验手段在多元行为属性内生化研究中的方法独特性，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

一、研究特色

要想真正在理论或方法上有所创新，的确不那么容易；若要说本书的研究论述与同类著作有何不同之处，还是可以略数一二的。

（一）方法特色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的学术观点、侧重点和研究结论，以及所运用的理论逻辑等，为公共选择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人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本书则以公共品为研究对象和载体，以博弈实验为技术实现方式，并注意吸收复杂网络和大数据等人类文明科技的新进展，斟酌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策略行为与合作关系，具体通过观察不同机制下具有不同微观背景的主体的行为响应，将主观意识形成与客观条件变化对应联系起来看；在此基础上，深化复杂行为关系研究，进一步解决微观与宏观、个量与总量多种可能的内在关联问题。

关于个体与群体行为关系的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获得公认的理论创新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有待长期的实践检验（可能在中国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中，要做到真正的创新恐怕更加困难）；但方法上的积极尝试，试图形成贯穿研究始终的主干，这就是特色和价值所在，也是经过努力后有望实现的。“多”就会有差异，就是复杂性的根源，就需要相应的分析方法；通过实验情景设置深入细致地描述刻画异质性主体及所处环境，有效分离可控条件和变量，更好地实现实验预期的目的。

公共品研究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论焦点：供给不足与过度占用（公地悲剧），针对哪一类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激发出哪一种行为、收到的效果如何等，信息分布、机制作用、权力配置等行为影响因素的不对称、不均匀，如何使不同场景下异质性主体的行为最终趋向一致，达成供求均衡，是不宜在单一行为假设下一概而论的。公共品研究包含了合作等更多的行为属性及相互关系，可看成是行为理论分歧争议的汇聚点，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多元行为属性的载体和场景，也便于开展实验。相对独立的个体决策是为了个体效用最大化，而群体中相互影响条件下的多主体交互决策的关键因素是群体行为预期，即对他人和群体下一步行为的预见，虽然目的可能还是为了个体效用最大化，但最关键的因素和环节发生了变化，而实验方法在群体行为预期这点上能大显身手。与传统的计量实证方法相比，经济实验主要是对行为动因、方式、演变和结果全过程的观察对比，然后是综合归纳推理和检验发现；而计量实证主要是在某种理论框架内基于经验数据（行为结果）的分类演绎推理实证。从方法论角度看，行为实验与计量实证都是在继承和发扬实证传统，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互补性，而且前者更多的是对后者的包容性提升。

作为一种副产品和自然延伸，我们再循着方法的适用性来看。不仅对个人、企业来说是这样，即使是更大规模的国家主体间的行为关系，这种策略行为分析方法也是适用的。探讨国家之间的竞争合作亦可如此，国际关系中战胜竞争对手的有力招数，就是化整为零、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因而，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应重视对合作行为的研究。

分析多种情景下多主体、多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综合效应，相对合理、深度地分析成因和机理，哪种情况下股市容易背离实体经济，什么时候容易高估和低估预期，行为表现是条件依赖的，而实验能有利于找出依赖关系和临界点。从单边线性C-P思维方式到多因素关联的内生互动的思维方式转变，必须要如此考虑和处理问题，必须要用到实验及类似的手段方法。

（二）科学与人文

什么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真正的科学化？学界对此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仅停留在哲学和思辨层面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学科发展的历史也没有受此困扰和搅缠。要想对这一不可回避的关系问题说得清楚一些，有力的手段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行为实验方法的具体形式和规范可以借鉴，而实验对象和内容又有鲜活的人文特色和人性灵魂，有望很好地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切实打通途径，更好地解释和处理好实验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的协调相应等问题；也能凸显各自特色、划定不同类别学科的合理边界。实验方法和规范都是为目的和内容服务的，它们相辅相成、共生演化、相互促进。

科学性与人文性，是人类与自然交互中的复杂本质和属性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看待和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为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的科学化指明方向、增添动力、提供利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说明传统的科学标准还不够科学。因为科学的真正含义不仅是技术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人的行为特点及社会规律性的“不可控”和“不可重复”，常常表现出所谓的随意性，而这些并非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科学”，反而是对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赋予更丰富的内涵。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要加强方法手段的规范性，另一方面更要凸显人文特色、彰显人性灵魂；既要避免强调人文特色而失去科学性，也更要注意勿用科学性遮蔽人文性，两者最有可能在实验的基础上融合统一。

逻辑分析和推理，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实验，只不过是在理论实验室里进行的，也同样存在有效性和可重复检验性等问题。只是在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前，结论和知识或许是支离破碎的，而自恰或内在逻辑一致只是解决了内部效度问题，其仍存在外部有效性问题，即能否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自然科学的可控可重复实验可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实践检验，而人文社会科学在此类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反复不足为奇，更没必要大惊小怪，也不是凭一两个或少数人的经验感觉和权威等来断定，需要公开透明地接受更多人在更广泛情况下和长期的历史检验与评价。

现如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滞后与局限主要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单一的行为假设这一基本矛盾引致的，虽然人们并不否认自利理性这一基本行为属性更为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接受用此来概括和代表所有行为属性，需要通过明确实验目的和巧妙的实验设计等，可以在经过科学检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地处理解决由单一行为假设和C-P推理定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科学与人文真正融合必须要突破的关卡。因为人类社会不可能像自然界那样用若干正交因素搭建的积木世界来替代，人的行为不可能事先为自己贴上学科分类标签，人与自然界的友好交互不可能只在既定的框架内进行，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证实这一点。虽然学科划分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和体系的建设，但根本上学科的发展是要服务于鲜活生动的人及社会发展的。

二、内容概要

本书以共同行动中合作行为的机理研究为主题和焦点，重点用博弈实验方法探讨在禀赋差异、收入不平等以及个体行为属性互异等情景下如何通过机制的设计和选择来提高合作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福祉、实现共同行动目标；具体地以公共品供给为例，试图揭示人类合作行为的产生动因、持续条件、传导机理、影响效果及临界效应等。全书共有七章，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技术展开路线为：在依据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模型等理论方法及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行为与制度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相应的系列实验模型（组合），运用实验室受控实验方法，在设计和选择不同的机制等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多种复杂情景因素变化的条件下，观察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不同类型主体的种种行为表现和关键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和量化实证，深化公共品供给、制度和机制设计、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探讨，并给出若干应用案例。主要内容如下：

（1）放宽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对代理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打开行为黑箱、开辟新的视角，将激励机制设计推广到具有异质行为属性的主体范围，此举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变现实条件和诱发方式来深入研究个性差异化主体中隐含的多元行为属性，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通过多种场景下针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VCM）的循序实验，发现无论是源自个体本身的行为因素、还是源自外部环境的制度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个体选择（显著）偏离经典的纯自利理性人假设而产生合作，进一步验证合作是人类行为的共有天性，从而揭示合作行为存在的内在原因，虽然常见的是条件性合作（合作水平对不同的条件会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3）考察被试在初始禀赋和收入不平等、自然条件不平等这两类不平等，内生与外生的领导与惩罚机制等多种情景下总体与个体不同层面的公共品捐献水平，进行不同的机制选择和设置的对比分析及效应评价。研究发现：惩罚机制的引入对稳定持续地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和效率提升有正向作用；领导机制对低禀赋者的捐献水平的影响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同机制及环境条件变化对个体行为属性演变的作用。

（4）尝试性地借助序贯博弈实验等系列组合实验，一是能细致、有效地逐步发现行为的深层本质和多样化表现，有助于量化分析行为因素关系；二是便于对行为特点、响应模式、机制效应和环境作用等进行对比评价，从中发现行为与制度（外部条件）的互动关系。

（5）探索性地将博弈实验应用于多主体（公用事业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多目标、多因素、多阶段、多领域的复杂情景决策中，如：公共品提供、全球气候保护与国际减排协议、基本设施建设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行为规范保障下的和谐社会构建，以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等。

本书在行为与制度（机制）互动的视野与框架中，运用实验方法观察行为表现和关键特征，发现行为响应模式和演变规律，探寻行为传导和群体涌现的机理，为合作行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证据，并给予了行为经济学解释：一方面，相对深入地分析了个性和禀赋差异、收入不均等环境对于合作的影响，验证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的有效性条件及制约因素；另一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领导/惩罚机制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影响，并且寻找到了能够同时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的外部机制设计。据此，我们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若干方向。相比已有研究，本书的主要贡献是在博弈实验分析框架中、在更有现实意义的参数设置下，通过实验室实验这一新兴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个体差异和交互影响背景下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并且给出了合作的行为观点和实验证据，这不仅有助于开阔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有助于增强研究结论在应用方面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三、章节安排及导读

不去奢望用一本书就能覆盖和说清楚关于合作话题需要研究和可以研究的内容，况且还是用实验和新的跨学科方法去研究，我们无疑是要根据自己的学术偏好和观点选择取舍、搭建框架。本书的各组成部分既有整体的联系，许多章节又相对独立，读者完全可根据兴趣各取所需；本书前四章主要是理论分析和方法介绍，第五章为实验研究，第六章介绍相关实证案例，最后一章总结全书并加以展望。将内容的逻辑关联和阅读认知习惯结合起来，我们建议读者按照下列既节省时间、又有助于理解的参阅顺序阅读（见图1-2）。

第一章绪论，叙述本成果的背景和动因。人类社会因合作得以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具有合作偏好，也是群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生物意义上的自利与社会意义上的合作都是与生俱来的，积淀而成的偏好是混合态的、处于演变的但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主流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的自洽理论无法合理的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本成果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结合博弈论等理论，在实验室以现实中的人为被试研究公共品供给机制等问题。

第二章综述与公共品供给相应的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群体行动机制，包括内生性（外生性）惩罚机制、领导机制等，拓展传统激励理论，放宽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对代理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打开行为黑箱、开辟新的视角，将激励机制设计推广到具有异质行为属性的主体范围，构建异质性员工薪酬激励的基准模型并推广，然后以水资源管理为例，详细论述项目建设与运营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分析项目管理中的利益主体策略行为，提出利益补偿机制，并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既包括非合作博弈理论，也涉及合作博弈的思想，最后，利用模型分析，证明提出的利益补偿机制是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能够使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自愿地选择有利于整体项目利益的策略行为。

第三章阐述共同行为理论和实验模型，分别叙述传统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公共品领域的研究，传统经济学中，根据萨缪尔森给出的公共品定义，其具备非排他性、效用的非可分割性、非消费的非竞争性等特性，虽然萨缪尔森提出了公共品有效提供规则，即萨缪尔森规则，但在没有政府干预下，公共品供给需要通过私人捐献来实现，私人供给的基本模型是以纳什均衡这一假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是不捐献。接下来，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推广引入公共参与人构建公共品博弈和群体活动博弈模型，探寻多主体博弈均衡的分析框架和实现途径，并简要介绍用于解决社会经济复杂性问题的计算实验方法。

第四章基于博弈论研究分析合作行为，非合作博弈在有限重复与无限重复条件下可能地合作与非合作行为，其受到参与人的不同策略影响，如惩罚程度等。然后将公平偏好纳入到标准公共品博弈中，并研究在惩罚机制、领导机制等不同条件下的均衡解。并讨论了“互惠的利他主义”，其系统化的策略最早是所谓“针锋相对”策略，而“针锋相对”策略被证明在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是有效的。

第五章是具体的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根据史密斯（Smith 1982）的总结，实验室实验要保证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必须满足一定的实验设计原则，包括单调性、显著性、占优性等特性。本章实验的背景是减排与气候保护，实验被设计为在不同的脆弱指数和不同的禀赋条件下在适应性行为投资和减排投资之间的权衡行为研究。整个实验分为三个实验局（treatment），一个为基本实验局，一个为不同禀赋下的实验局（E-treatment），另一个实验局为不同脆弱指数下的实验局（V-treatment）。相应的实验结论为：（1）禀赋差异在气候保护背景下的公共品供给中对其绝对值影响显著；（2）外生惩罚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3）在外部惩罚实验局中，受试者做出惩罚的决定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禀赋水平，对方的禀赋水平，以及组内成员在公共品供给上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与自身行为的差异等。

第六章为应用案例，分别研究分析公路、水资源等公共品和一个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在村公路研究案例中，揭示公共品市场配置资源和管理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供求关系中的行为及信息不对称，用博弈论方法论证和选择均衡策略，探讨为提高公共品效用而设计的激励机制的基本特征，据此解释我国公共品短缺等现实问题的内在原因。然后在对天津市水资源实际案例分析中，主要是针对水资源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介绍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含义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的重要所在。随后，对天津市水资源管理的特点及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初步识别。建立在利益相关者识别和策略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项目中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具体分析。此外，还介绍了在天津市调查研究、访谈和问卷调查工作中获得的关于天津市水资源管理和“引滦入津”工程的第一手资料。调查问卷分析也是天津市水资源管理案例研究的重点，通过对三种调查问卷（分别针对居民、企业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分析。本章最后内容是关于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将交流机制引入双重公共品博弈中，研究在异质禀赋条件下，组内和跨组两种交流范围以及单次和重复两种交流频率对于双重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互惠偏好、禀赋差异、交流的结果等因素是否起作用。

第七章是总结与展望。上述各章内容既相对独立，相互之间又有内在联系，可有针对性地、按不同顺序路径选取相关部分阅读，见图1-2。如此既能有整体感，又能使重点突出，便于理解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