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犯罪行为是社会所不容许的，会受到刑法的惩治。有的人对罪犯十分仇视，对惩治罪犯感到高兴。而儒家则认为对罪犯应该“哀矜而勿喜”，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周礼·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这是对刑法进行普及宣传，希望人们都懂法，从而减少犯罪现象。

《韩非子·五蠹》：“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几千年前存在过的这种事实，到今天越发显现出积极的意义。刑杀罪犯毕竟是残酷的，是不得已的被动行为。

《周礼·秋官·大司寇》：“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刑法的轻重要根据实际的需要而调整。

《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这体现了“疑罪从轻从无”的原则。

《尚书·大禹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些材料都体现了儒家管理社会的理念：要重教化，德主刑辅，尽量减少和减轻刑罚。

《左传·襄公十九年》：“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设计的人性化因素。

《史记·孝文本纪》：“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汉文帝认为一人犯罪而亲属连坐是恶法，予以废除。《史记·孝文本纪》：“《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文帝认为肉刑是恶法，予以废除。这些实践都体现了儒家追求法治人道化、文明化的理念。

刑罚是残酷的，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惩戒。《尚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教化的目的在于“无讼”，刑罚的目的实际上是“无刑”。

《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教化对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连续长期地实行，却可以使社会文明化，从而实现废除肉刑和死刑的境界。数千年之前的原始儒家提出“无刑”的目标，有“胜残去杀”的法治期盼，契合于今天的法治理念，这是十分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