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而管理经济和社会，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已使资本家成为多余的阶级，相应地，他们认为新兴无产阶级有能力比资产阶级更好地管理经济生活。因此，对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清楚，在实践上也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家阶级在很长时期里在许多国家没了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新的私营企业家阶层，这个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群体重现中国社会，自然会成为议论的热点。有人呼唤“像样的”私营企业家出现；有人虽不否认这个阶层存在的必要，但始终把他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有人对私营企业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他们的劳动是高级智力劳动，是稀缺资源，他们在信息极不完备的条件下，把分散的资源寻找出来，串联组合，使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在这种意见分歧较大的情形下，《社会主义》一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想必是读者感兴趣的。不必说，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照旧与马克思学派唱反调。
先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必重复读者熟知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的高声赞扬，恩格斯的《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精炼地概括了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要点。关于资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恩格斯说，“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恩格斯接下来问道，“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或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文章最后总结道，“资本家阶级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工人阶级）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注8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职能由支薪的高级雇员替代，资本家的唯一业务是在交易所里从事投机，这一事实表示资本所有权与生产过程完全分离，这是资本家阶级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征兆。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这一事实及其意义被反复强调；在《资本论》第3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里，对于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转变来说，这一事实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意义，那里写道，“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注85
与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反，米塞斯把资本家阶级看作对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除去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等因素，我们看到，造成这种差别的，首先是由于在观察股份公司等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时，他们的视角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观察股份公司时，首先看到的是企业规模，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从而看到的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职能的分离。米塞斯则始终把生产资料所有权置于观察的中心，在他看来，股份公司不过是资本所有者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一种形式。因此，尽管他同马克思一样清楚地知道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职能是分开的，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它们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公司的经理是由股东直接或间接任命的。就股东授权经理使用公司的（即股东的）资产从事生产而言，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财产去冒险。投机（因为这必然是一种投机）可能成功并带来利润；当然，也可能失败并亏掉部分或全部资本。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后果难料的生意，把它交给不管对其过去多么了解但其未来能力未卜的经理人，这是股份公司的实质。”注86
仅仅看到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的联系，还不足以认定资本所有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对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活动内容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差别。马克思学派把资本所有者经济活动的积极内容主要理解为对直接生产过程的管理，理解为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管理。既然对经济活动内容作如此理解，必然的逻辑是，脱离企业管理也就是脱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从而成为多余的阶级。另一方面，既然管理着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并不是所有者，他们为谁工作，这一点并不重要，因此，东家的变换——由社会取代资本家而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应该不影响他们尽职尽责，生产照样可以发展，甚至可以发展得更好。
相反，在米塞斯看来，支薪经理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作用和所有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活动。他说，资本主义经济计算“每天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首先有必要使资本从某个生产线、某个企业和公司抽出，投入到其他生产线、其他企业和公司。这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这本质上是资本家的事——买卖股票和股份，贷出和收回贷款，在银行里把钞票存入或提取。正是这些资本家的投机活动，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股份公司经理们视这种条件为理所当然……正是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所转达的信息，成为他们必须调整经营的依据，成为他们商业活动的指南”；“比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更新和新增资本的投资。这才是经济计算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如何运用现有流动资本的问题”注87。
与米塞斯对资本家经济职能的看法密切相关的是他对投机活动的性质的理解，这是他与马克思学派之间更深刻的分歧。资本家在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活动，用恩格斯的话说，在经济上不仅多余，而且是十足的祸害。米塞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投机行为所发挥的功能，是任何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投机者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不可能取消。如果像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把它取消，必须有其他组织取代它的功能；没有投机，就没有超前的经济行为注88。
从上述这一分歧出发做进一步分析，将不仅关乎对投机行为本身的评价，而且涉及基本的哲学世界观。在马克思学派看来，投机是与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相联系的经济行为；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之日，就是投机行为的消除之时，而在马克思学派看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自觉的全面安排，是人力所能及的，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现代生产力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注89。这种洋溢着近代科学主义精神的哲学社会观是马克思学派坚信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心理前提。
与马克思学派把投机行为的发生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相联系的看法不同，米塞斯把投机看作是任何变化着的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现实经济生活无不处在变动之中，因此，经济行为就是投机行为，用米塞斯的话说，“在任何不断变化的经济体制中，一切经济活动都面临着未知的前景，从而它总是面临着风险。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投机”；“经济活动依据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必然带有投机的性质”，工匠短期的加工订货，煤矿的长期投资、棉花买卖、债券投资等等，无不是投机注90。一切经济活动都面临着未知的前景，这是一个从米塞斯的社会哲学观中必然形成的论断。他的哲学社会观也就是哈耶克在本书序言中讲的那段话：“社会秩序并非出自我们之手，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设计它；只能说在对它的作用机制做了长期大量的观察之后，我们已经部分地学会理解它。说人们选择了这种秩序，这仅仅意味着他学会了选择已经发挥作用的事物，通过进一步的理解，能够改进它发挥作用的条件。”从这一哲学社会观出发，必然否定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从而必然肯定投机行为的合理性。如此，米塞斯的逻辑结论是，以投机为业的资本家阶级永远是一个必要的阶级，而不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多余的社会阶级。
资本家阶级现在是否是一个必要的阶级，毋须多言，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私营企业家阶层在许多国家“死灰复燃”以及他们在经济上的积极表现等，已经给出了答案。现在至少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领域的许多部门，它是一个必要的社会阶级。
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完全赞同米塞斯对这个阶级的评价。当他说，“必须把消费者视为实际意义上的真正所有者，把法律意义上的所有者视为他人财产的管理者”注91，这显然是一个佩戴玫瑰色眼镜的观察者看到的景象。他还认为，投机者是为社会工作的注92。即便这是真的，最多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可敬的资本家阶层中许多人干的那些损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坏事还少吗？但是，一本煌煌数百页的巨著，除了赞美还是赞美，见不到一句从整体上对这个阶级的批评，说米塞斯有着强烈的阶级偏见，这恐怕不能说是乱扣帽子。
既然对资本主义持如此立场，毫不奇怪，对于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米塞斯均感到忍无可忍，一概冠以破坏主义恶名。《社会主义》一书第五卷题名为“破坏主义”，在这一卷里，一切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法律保护措施等，如限制工作时间、事故和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建立工会、举行罢工，等等，一概被视为破坏主义的手段。在米塞斯眼里，只有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才是财产，而其他财产概不算数。米塞斯宣称，“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唯一任务，就是确保生命和财产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犯。它是社会安全的生产者，或如拉萨尔所嘲讽的那样，是一个‘守夜人’国家”；“国家强制机构应以维护私有制为目标，拒绝所有那些企图限制或废除私有财产的建议”注93。就算是这样，就算把保护私有财产确定为国家的唯一任务，为什么只保护资本所有者的财产呢？雇佣劳动者唯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的劳动力，不仅如此，按米塞斯在世时就已经流行的动听的说法，劳动力是工人的“人力资本”，为什么保护这类“资本”的措施就成了破坏主义呢？
米塞斯拒绝批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不仅有益于资产者，甚至更有益于无产者；他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由于资本积累导致的生产发展，大众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注94。米塞斯在书中没有就这个论点展开论述，不过，1954年，他的得意门生哈耶克主编了一部题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文集，文集中没有米塞斯本人的文字注95，但其中每篇文章都堪称米塞斯这一观点的展开。一反19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思学派著作家在内的欧洲观察家的主流意见，该文集只有一个旋律：流行的关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苦难的描述是失真的，甚至是对实际情况的恶意歪曲；文集作者们坚持认为，大量证据表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了持续而明显的改善。
对我们来说，争论的是一二百年前发生在遥远异国的往事，而针锋相对的双方都能就自己的观点提出证据，谁更有理？我们难以判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在当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随处可见许多劳动者在有害、危险的环境中劳作；大城市周围贫民区的出现，早已不是新闻；有多少打工者被老板拖欠血汗钱长达数年；矿难！矿难！又是矿难！还是矿难！黑心老板有时竟然对遇难矿工毁尸灭迹。这些事见多了，往往使人联想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联想到围绕着当时工人阶级状况而发生的争论。除非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资本家们大多是罗伯特·欧文那样的大善人，我们是否更应该相信例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展示的景象呢？至少在我们目所能及的将来，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指望的，就此而言，我们赞同米塞斯的分析。但是，是否应该对资本的消极影响进行限制，是否要实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被米塞斯视为破坏主义的种种保护劳动者的措施，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与米塞斯们势不两立。
2006年3月初稿于美国图伦大学
2007年9月完稿于山东大学
2017年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