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河套人

河套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蒙语“黄水”）遗址发现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距今5万～3.5万年。

1922年和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共同发现发掘了这个遗址。萨拉乌苏在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又称红柳河。该河在乌审旗大沟湾深约五六十米以至七八十米的峡谷中穿行。峡谷两侧峭壁上露出厚约60米的堆积，系由河湖生成的细沙、淤泥和风成的沙丘构成。河套人化石和文化遗物就埋藏在它的下部层位里。这里含有非常丰富的动物化石堆积，在地质学上称为“萨拉乌苏组”，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华北晚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剖面。

当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该地层中发现并采集到动物化石、人类化石、石器、用火遗迹等。其中一颗八九岁幼童的左上外侧门齿化石，后来被步达生定名为“鄂尔多斯牙齿”。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裴文中将其译作“河套人”。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术界曾经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和萨拉乌苏遗址统称为“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并且把“河套文化”断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查发掘，通过对地质地层、动物化石以及石器的综合分析研究，学术界认为该二遗址在年代上都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且两地之间的文化面貌又有明显的不同，应予分开，故分别命名为“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文化”，不再笼统地合称为“河套文化”。

有关河套人化石，共有23件。1956年在乌审旗嘀哨沟湾村采集到一块人的右顶骨和一段左股骨。1960年在该村东北约4千米的大沟湾村西发现一块人的顶骨化石。1978～1980年，又获得人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20件化石。其中6件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掘出土的。河套人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位置偏低，股骨骨壁很厚，髓腔很小。这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这些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河套人遗址发现500多件石制品，有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等。石器的明显特征是尺寸特别小，重量轻，以1～2克为最多，10克以上的很少。其石器都是用锤击法修理的，刃缘均呈锯齿状。石器的类型与年代比它早的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和比它晚的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有着众多相同之处，这表明萨拉乌苏文化与这些文化在传承上有着某些承上启下的关系。

正因为有这种传承接续关系，所以我将河套人列入桑干河人的系列范畴。我认为：萨拉乌苏文化是许家窑文化的延续，是由许家窑人迁徙到萨拉乌苏一带以后扩散和发展起来的。传承扩散的中间过渡地带在内蒙古的中南部。理由：1958～1959年，在与桑干河源头山西省朔州市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和准格尔旗的黄河沿岸一带，发现50多处打制精致、以尖状器主要为代表的石器地点。其中在沙砾层里发现的打击石器，专家判断很可能并非原生堆积，又没有发现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况且在地层内也未发现晚到全新世的遗物。这能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说明许家窑人带着石器和石器技术到了河套一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说明河套一带和桑干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在往复迁徙。也说不定那些散落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和黄河沿线的石器就是从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带过去的。就此而言，河套文化与桑干河文化是有源流关系的，桑干河文化是源，河套文化是流。桑干河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走西口”，到口外去谋生了。文化具有流动性，它不是铁板一块，固定不动的。我们看待河套文化与桑干河文化不能形而上学，应该联系起来看待和研究。就文化属性而言，这两个地区本来就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