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爷爷辈——没有故事的故事……
（一）约翰·哈特利的外公：普通士兵的故事
过了几十年我才意识到，我本人（哈特利）和加里波利有关系，但并不是因为它在英国叫“达达尼尔”；在那里，加里波利和澳新军团的关系不大，和温斯顿·丘吉尔（1915年英国海军大臣）关系大；他大胆策划达达尼尔（加里波利）登陆战，为战败承担政治责任。我的外公曾在那里参战，但他不是澳新军团的战士，他为“那一边”的英国而战，但他不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和默多克讨厌的那种英国人，不是无能的上层阶级军官。他是普通一兵（军需军士），稍后才根据陆军服务团的传统晋升为上尉。他可能与澳新军团有关系，因为他保存了一本1916年的《澳新军团纪念册》，现在由我收藏。
我的外公名乔赛亚·亚瑟·巴恩斯（Josiah Arthur Barnes），住泰晤士河南岸的小镇萨瑟克，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就在那里。他在芒特普莱森特工作，那是帝国最大的邮件分拣中心。他战前是邮政志愿兵（本土防卫自卫队），战后回到邮局，1919年最终成为邮政工人东中部的分拣干事。毕其一生，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既有志向，又肯合作，终生读比较激进的《雷诺兹新闻报》（Reynold's News），但不搞激进的行动，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年届70以后，我才对他有所了解。他打草地滚球（我保存着他的奖杯），饮茶不用茶杯，而用茶托（“让茶凉”），用军用咔叽手巾擤鼻子，养一只独眼龙北京哈巴狗，取名“瓶子”。
如果你说他“参战”，那会使人误以为，他是特洛伊英雄的后裔，因为他只是在陆军服务团服役，陆军服务团只负责运输给养和后勤以及邮件。一家“1914-1918网”做了这样的介绍：
巅峰时，陆军服务团规模惊人，有军官10 547人，士兵315 334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埃及、中国和其他土著的劳工、担架员和仓储员，听陆军服务团指挥。这个庞大的组织对军队作战至关重要，然而，官方的战史只4次提到它。注62
看来，军队的协调行动不一定产生“民族构成”的故事；军方和史学界都没有记住30余万士兵的贡献。军队作战，不能没有组织、运输、后勤、食品和通信（见图3.2），但提供保障的士兵出错时就要承担责任。我的外公保存了一份《达达尼尔委员会最终报告》（1917-1919: 81-82），这是政府调查战役失败的正式报告。外公去世后很久我才在一个橱柜顶上发现它。我纳闷，他为何长久保存这个报告。这会透露有关他的什么信息吗？我翻到“邮政服务”那一章。专员们痛骂“有些邮政人员的轻忽或愚蠢”（说的是他吗？），他们提到，陆军服务团邮政部投递的“包裹有很多被劫”（说的是他吗？）。终极报告提到许多丑闻：包裹毁损、未投递、延误、误投（第81页）。报告指出，“信件的数量猛增到每周1 000 000件”，每周的包裹多达90 000件，最后断言，邮政局和陆军服务团包裹部都要对“失误”负责，但同时又说，“我们认为，总体上不该责备组织和执行邮政服务的人员”（第82页）。注63
无疑，这里有一些令人吃惊的故事，英雄们投递了3000万邮件，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和印度亲人邮寄的邮件送达军人的手里，且不说为敌军服务的邮件。然而迄今为止，英雄们默默无闻，至少官方没有歌颂他们的功绩，因为“没有陆军服务团纪念馆”。但在《澳新军团纪念册》（1916）里，战斗部队不一样的感觉显而易见：
邮件也是镇痛剂。邮件的到来减轻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虑——使人少考虑打仗和军粮运达的问题。驶进的邮船似乎比给养船大。6个月来，每周都要邮船抵达，但没有人对之无动于衷。注64
这个留言者首先说家信：“它们使人心飞回家，大约管一个小时吧。”接着，他有提及家人寄来的家乡报纸：“读地方报纸时，亲切的念头萦绕心间，家人和地方的联想和家信给人的思念一样强烈。”（Anzac Book, 22）最后他提到包裹，寄达的东西“使人喜悦无比，充满期待”。最珍贵的是香烟和食品，他还提及衣物、卫生用品、信纸。
当然，并非所有的包裹都投递成功，许多包裹有破损。署名“匕首字母表”的人让我们了解士兵对军需官的看法——他们推卸责任、打劫：“Q这个代码表示推诿的军需官”；“R这个代码表示军需官截留的朗姆酒”（引自Seal 2013: 250-251）。
实际上，我拥有的外公纪念品是他的“战利品”。他在壁炉上摆放着一些凶猛的弹壳（我收藏），据说是从土耳其士兵那里缴获的，证明敌军使用了“开花弹”。他还收藏了战壕艺术品，包括弹匣改做的香烟盒、粉扑盒等，有些盒底镶嵌上6便士的英国银币（上有国王头像），覆盖在弹匣的德语、土耳其语铭文上，表明弹匣的原产地。一件艺术品上的日期是“4月15日”（图3.1）。这些古怪的东西是我能想起外公的纪念品，它们是“无回忆的纪念品”。他去世时我在孤儿院。母亲写信要我为他祈祷——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他入的是英国国教，我是共济会员，妈妈改宗天主教，我住的孤儿院是新教徒办的。我在错误的宗教里为他祈祷对不对呢？显然，妈妈认为没问题，因为她把外公下葬在父亲旁边，那是天主教徒下葬的一角，那块墓园很大，市属，多风。
图3.1
战壕艺术品——两个德国弹匣做的香烟盒，日期1915年4月，土耳其雷管做手柄；乔治五世头像的6便士银币镶底（Photo: J. Hartley）。
我勉强能记起他的相貌，却记不起彼此深厚的感情。唯一记得起他送的礼品是一个包裹，我10岁时送到孤儿院，神秘，使人激动。打开一看是一双拳击手套。本能地，我把这个“礼品”当作他的责备。他鼓励我当男子汉（礼品清楚表明，我在这方面失败了）。我是家族唯一仅存的男丁，我一定要继承战争的纪念品——以及他那件共济会员的工作围裙。我不喜欢这些纪念品，但我不能扔掉它们，所以就把它们留下来；它们是我不熟悉生活的纪念品，流传下来，却没有多少故事，几乎完全没有意义，对我的女儿而言，它们无疑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这些纪念品。
外公去世后，母亲和外婆也没有讲有关他的故事。几十年以后，我们（我和两个姐妹）发现，外公有两个姐妹。谁知道他的故事？他在战争中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只留下他在大金字塔前穿军装骑骆驼的几张照片，满脸豪情。他勇敢吗？他战功赫赫吗？他受过贿赂吗？他的战争是“轻忽和愚蠢”的战争吗？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情况。不过，我想有人知道，因为他晚年把他居住过的每一幢房子称为“拉法”，这是巴勒斯坦一个城市的名字。在那场战争中，那是他在达达尼尔和埃及战事后最后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否参加了1917年1月的拉法之战。澳新军团和乔威尔将军的轻骑兵战功突出。那一仗很艰苦，缺少弹药，军需官肯定发挥了作用；它是皇家远征军进入巴勒斯坦的标志，他把巴勒斯坦称为圣地。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但家人都不知道，因为没有故事流传下来。
我可以把这一切写成一个数字故事。注65 这正是它在本章的结构地位，但这种不完全定型的故事可能与本书样式的机理相悖。若写出来，它告诉你的却是：没有故事。我外公的故事也许能向你表达一点英国“国民性”的信息（阶级分野；小店主众多的国家），但不是遵循公认脚本（杀戮；死亡）路子，他的路子不与复杂系统和后勤的辉煌联系沾光，也不确保面包和家信送达士兵的手里（图3.2）。现有的许多数字故事就遵循既定的脚本。有些是在校生写的，是关于本地老兵的历史课作业。有些是老兵自己、老兵遗孀或后人写的。我尚未发现任何朝觐加里波利登陆战黎明仪式的背包客写的故事。我研究发现，关于加里波利的数字故事，似乎真有一个预定的脚本：人们确有分殊，身份、经验和家庭各有不同，个人经验会有不同，但故事的模版却是抄袭的。我不能向你讲外公的故事，因为那是另类的故事；他个人平平常常，但没有一个模版适合他的故事。现有的加里波利故事证明，千人抄的版本胜出；人们想要自己的故事符合已有脚本的意义；这是信徒向先辈的虔诚祭献。先辈实际的所思所为并不那么重要，后人需要先辈所作所为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似乎就是贾森·波茨爷爷故事的意义，下一段是他揭示的意义。
图3.2
“人人尽责”。W. Otho Hewett作画。见《澳新军团纪念册》，（1916）, p. 167。在“食品”卷的“长尾”末。
（二） 贾森·波茨的爷爷：最后的族长
约翰讲了外公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也有一个故事。注66 不过，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点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机场上。故事始于一个新西兰志愿兵，他飞的是蚊式轰炸机。所幸的是，欧文·沃德·波茨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才赴英国，不曾参战。但他邂逅了一个威尔士姑娘；在战争期间紧缩的时间内，他们很快结婚，她怀孕了，也许是先孕后婚。我的父亲在战争结束时降生在威尔士的朗达谷。一家三口不久移居新西兰，母亲这个战争新娘只回过娘家一次，而且是在40年之后；我的爷爷成了族长，这是他此后52年自然而命定的角色。
除了一套爱国的茶匙之外，家里极少威尔士祖先的迹象。家人在巴尔弗（新西兰南端）安居，我在那里长大；家里也没有爷爷服兵役的证据，亦没有先祖的迹象。爷爷已尽责，社会又回归田园牧歌的节律。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一个勤劳男丁的家庭在土地上劳作。这就是我降生时的故事。虽然家里有一个女儿（我爸爸的姐妹卡罗琳），但由于家庭政治和个人的选择，她注定不是这种田园牧歌生活的一部分。她接受艺术训练，成了新闻记者，移居城市；同样，我离开农场，接受经济学训练，成了教书匠，迁居澳大利亚。
几年前，爷爷欧文·波茨去世20年之后，我的姑姑卡罗琳成了专业的说书人，她决定给爷爷写一本书。我刚读过这本书。这本书以档案和研究为基础，和我小时候了解的故事色调迥异。她笔下的爷爷少了战争英雄的勇武，多了奋斗和运气，与我想象的爷爷截然不同。该书显示，他经过极端艰苦的努力才获准海外服役，在皇家空军服役尤其不容易。他擅长技术细节和组织领导，原本是很容易逃避生活的，在新西兰的偏远的乡间安身。
但他的几个儿子（包括我的父亲）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自然而然的农夫，想不到更好的安居之地，于是，家族的故事就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军人奉献、平安回家、养家过日子就成了我们家族的故事。
但我不敢肯定，故事真的就这样展开。我的爷爷荣获几枚勋章，但他没有去领，这些勋章就留在了伦敦。我的姑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勋章（图3.3）。他为什么不去领？一方面，这和尽责和牺牲的故事吻合：尽责；回家；不小题大做。也许，他本不想回家，但妻儿需要照顾，他别无选择。如此，他失去了那些勋章代表的生活；那是战后的“故事补记”。勋章在新的故事中没有意义。
图3.3
同样有趣的是发现，在那个新建的亚部落的子女里，重构故事很容易，寻找真实的故事很难，连寻找真实故事的意愿都难找。我爷爷造就的故事、我成长的故事，与主事的家长一致，他是名副其实的家长。复杂的背后故事、可能的其他故事都被抹掉；相反，一个“基础神话”扎根，“我们”总是来自这里，总是农夫，永远的农夫。“他们”总是和农夫利益相反的人——新闻记者和大学教师肯定是“他们”。
几代人相继生枝发叶，爷爷成了家族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性族长。全球农产品市场演变的复杂性、新技术和外部世界的机会压倒了简单的代际传承。我们的家庭农场现在交由我的妹妹及其家人经营了。有关第一个女性家长如何成熟的故事新编正在形成，她要为自己的孩子确保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看起来，家庭和国家一样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现实罕有联系。它们服务于不同的、亚部落建构的宗旨，有利于地方的整合和身份。难怪，我爷爷的勋章像他本人一样，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有别于他人需要的意义。这大概是他不去领勋章的原因吧；对别人而言，它们没有什么意义。注67
原生的故事似乎需要较高层次的叙事投入，数字故事则不要求那么大的投入。我们的经验是，家庭不是另类选择的可靠资源。相反，几代人相传的故事似乎更可能重现带有爷爷辈面孔的国家或亚部落的神话。固然，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先辈有何真正的经历，而且，数字技术能使另类的叙事更广为人知，但可能的结果似乎是：新故事或修正的故事将在国家和团体的一端继续不断地被创建，专业的人讲这些故事，用上了批判的眼光。新故事像什么样子呢？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这个新故事不会包含我们的爷爷辈；相反，神话里的祖先可能会更加凸显（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