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于地理分布的文化分类

人类文化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可以说千姿百态。我们把不同的人种或种族，由于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遵循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思想主张而形成的一个个独具面貌的文化，称为基于地理分布的文化分类。虽然这种分类有时会掺杂一些历史发展的影子，但经某些学者的尝试，它是一种颇为有效的分类方法。

（一）斯宾格勒的分类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文化的历史。^注27任何地理的文化均有新生、青春、成熟、衰亡等生命周期，它们的生存环境决定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就某一类文化而言，其内部的诸多因素以特有的方式相互谐调、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基本象征符号”或“灵魂”。根据“基本象征符号”或“灵魂”，可以对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化做出区分与归类。斯宾格勒根据上述理论，把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划分为九个类型。（1）古典文化，指古希腊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个阿波罗式的心灵，这一心灵“选择感觉地在场的个别实体作为理想的延展物类型”。体现这一文化心灵的有“裸体塑像”“以轮廓线来界定单个形体的绘画”“机械静力学、奥林匹亚神祇的感性崇拜、政治上个体的希腊城邦、俄狄浦斯的宿命以及菲勒斯象征”等，它崇尚“永恒与现在”。（2）西方文化，指中世纪以后的西欧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个浮士德式的心灵，“它的原始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度的空间”，该文化随着10世纪在易北河与塔古斯河之间的北方平原上罗马风格的出现而大放异彩。体现这一文化心灵的有“赋格曲的艺术”“借助光和阴暗对比来构型空间的绘画”“伽利略动力学、天主教和新教教义学、巴洛克时代的伟大王朝及其内阁外交、李尔的命运以及从但丁的贝亚德到《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行诗句中的圣母理想”，它崇尚对“无穷与玄远”的追求。除了对以上两种文化做出集中比较外，斯宾格勒还提到其他的七种文化。一是阿拉伯古文化，指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文化及伊朗、犹太、叙利亚、拜占庭等文化，它有一个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相对立的特殊道德灵魂。二是埃及文化，它有一个以金字塔为象征的石头灵魂，道路是埃及人原始象征最明显的表现。三是印度文化，它有一个否定人生、追求永恒的宗教灵魂。四是中国文化，它有一个以不可名状的道为象征的道德灵魂。五是巴比伦文化，它是一个已经夭折的文化。六是墨西哥文化，它是一个中途暴卒的文化。七是俄罗斯文化，它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文化。

下面，我们阅读《西方的没落》中的几节文字^注28，以加深对以上文化分类的理解。

西方的心灵以其异常丰富的媒介——文字、音调、色彩、图画透视、哲学体系、传说、哥特式主教堂的空间性、函数公式——所表现的东西，也就是它的世界感，古代埃及的心灵（它与所有理论和学问的野心格格不入）几乎唯一地只直接借助石头的语言来加以表现。它不是围绕它的广延的形式、它的“空间”和它的“时间”来对措辞精雕细刻，它没有形成假设、数字体系和教理，而是在尼罗河的景观中默默无声地树起它的巨大象征。石头是无时间的既成物的伟大象征；空间和死亡似乎与它联系在一起。“在人们为活着的人建造之前”，巴霍芬在他的自传中说，“就已经在为死人而建造，甚至由于易腐烂的木结构对于活着的人所享有的时光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对于死者的永久住所就需要地上坚固的石头。最古老的崇拜是与标记埋葬地点的石头联系在一起的，最古老的庙宇建筑是与墓地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装饰的起源是与墓穴装饰联系在一起的。象征已经在墓穴中创造了自身。对着墓穴方向的所思、所感和默默的祈祷，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只能由预示性的象征来暗示，这象征就立在不变的墓穴这个长眠之地”。死人再也没有欲求。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而只有空间——那是某种原地不动的东西（如果它确实是原地不动的话），是不会向着某个未来成熟起来的东西；因此，只有石头，只有持之以恒的石头，能表现死者是如何在活着的人的醒觉意识中映现出来的。浮士德式的心灵为了随实体性的目标而寻求一种不朽，寻求与无穷空间的一种联姻，它在它的哥特式的飞升体系（我们可以指出，这与教会音乐中的“连续音”是同时代的）中放弃了石头，直到最后除了这种自我延展内有的深度和高度能量以外，没有什么是可见的。阿波罗式的心灵对死者施以火葬，看着它们形销肉蚀，因此，在它的文化的整个早期时代，还对石头建筑持排斥态度。埃及人的心灵认为自己在走向一条狭窄的、不可挽回的、预定的生命之路，直至最后来到死者的法官面前（“死者之书”，第125条）。这就是它的命运观。埃及人的生存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的过客的生存，他的文化的整个形式语言就是将这一主题译解成可感知的东西。如同我们把无尽的空间看作是北方人的原始象征，把实体看作是古典人的原始象征一样，我们也可以把道路这个词看作是埃及人的原始象征最明显的表现。奇怪的是，而且对于西方思想来说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埃及人所强调的广延中的一个要素是深度上的方向的要素。古王国时期的陵墓，尤其是第四王朝的宏伟的金字塔陵墓，所再现的并不是我们在清真寺和主教堂中所发现的那种有目的的空间组织，而是一种有节奏地安排的空间连续。神圣的道路从尼罗河边的入口建筑，经过甬道、大厅、拱形正堂、有柱廊的房间，越来越窄，直通向死者的居室，同样地，第五王朝的太阳神庙不是“建筑物”，而是由宏伟的砖石结构围合起来的一条道路。浮雕和绘画通常都是排成一行一行，其强烈的印象迫使观看者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方向观看。新帝国时期由公羊和斯芬克斯像组成的小道也具有同样的目标。对于埃及人来说，支配着他的世界形式的深度经验是如此强调方向，以致他或多或少把空间理解成一个连续的实现过程。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像对待距离这样得到严格的表现。人们必须移动，并且这样让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以便能进入与象征主义的石头部分的关系。“道路”既意指着命运，又意指着第三向度。宏伟的墙体、浮雕、他所穿过的列柱廊，这些是“长度和宽度”；也就是说，仅仅是感官的知觉，而把它们延展到“世界”中的则是向前的生命。因而，埃及人体验空间，我们可以说，是在沿着其显著的要素的行进过程中，且是通过这一过程来体验；而在神庙的外面献祭牺牲品的希腊人就不会感受到神庙本身，我们的哥特世纪的人们则是在主教堂里祈祷，他们让自己沉浸在教堂里的静默的无限中。因此，这些埃及人的艺术必须把目标瞄准平面效果，而非其他，甚至在这一艺术运用立体手段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埃及人看来，国王陵墓上的金字塔必须是一个三角形，一个巨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平面，不论人们是从哪个方向走近它，这个平面都应把那“道路”切断，都应统率那里的景观。在他看来，内部通道和正堂的列柱，以及它们的昏暗的背景、它们的密集的排列、它们的铺张的装饰，整个地都显得像是垂直的画片，有节奏地伴随着僧侣们的行进。浮雕作品——与古典世界完全相反——谨慎地限制在一个平面上；在从第三王朝到第五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它从一根手指那么厚减少到一张纸的厚度，最后完全沉默在平面中。以直线、垂直线、直角为主导，并且完全没有透视缩短，支持着两维的原则，直至把这一方向的深度经验孤立起来，使该深度经验最终与道路及其终点的墓穴相叠合。似这等的艺术，是不允许紧张的心灵对浮雕有任何的偏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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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另一种文化，虽则在最基本的方面与埃及文化全然不同，可其中也有一种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及其具有强烈的方向原则的“道”。但是，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祇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这里，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建筑物所共有的伟大的合规律性和统一性，这种合规律性和统一性与严格保持一条南北向总轴的原则相结合，使入口的建筑、旁侧的建筑、正堂和大厅在同一的同源设计中始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宏伟的设计，一种对地面与空间的绝妙支配，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艺术家们是在用景观本身进行建造和思考。”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在那里，花园是特殊的佛教教派的反映。能够说明建筑物的营造术及其平展的广延的，就是景观的营造术，且只是景观的营造术，其重点在于强调屋顶实际就是表现性的要素。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相反地，埃及的浮雕则支配性地把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一个设定的方向上。“整个画面不会被一览而尽。时间的连续以空间要素的连续为前提，眼睛通过这些要素游走于其间。”埃及人的建筑是统摄着景观，相反，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深度的方向都是将空间的生成当作一种持续在场的体验维持着。

（二）梁漱溟的分类

20世纪初期，我国学者曾展开一场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讨论，其中以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具代表性。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提出了以西洋、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三大文化的基本分类^注29。他认为，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要求，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即是说，西洋文化是一种奋斗的文化。它遇到问题时从前面下手，其结果是改造局面，以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这是西洋文化的特征。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解决，不去改造局面，而是在此种境地中求得自我的满足，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梁氏举例说，譬如屋小而漏，西洋文化的处理方法是一定要求另换一间，而中国文化的处理方法是变换自己的态度而得到心理的满足，它并不想去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就是遇到问题时想从根本上取消这个问题，它对种种欲望都持禁欲的态度，这是印度文化的特征。

下面，我们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几节文字^注30，以加深对以上文化分类的理解。

征服自然这件事，明明是第一条的态度，直可以不必说，然我们还不妨说一说。征服自然是借着科学才做到的，尤重于经验科学。这经验科学是从英岛开发出来的，但是若不先有希腊传到大陆的抽象科学——为自然科学之母的科学——也是不成功的。那么，希腊人之所以能产生科学是由爱美、爱秩序、以优游现世的态度，研究自然，来经营这种数理、几何、天文之类，差不多拿他作一种玩意儿的。那么，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南欧大陆伴随着其他文艺又来接续这种科学，也因其有希腊人同样的态度才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科学之创兴与再起而完成，都是基于第一条态度之上。到英国人——培根他们——一面凭借这个基础，一面又增进一个新意，不单以知识为一盘静的东西，而以知识为我们一种能力（knowledge is power），于是制驭自然、利用自然种种的实验科学就兴起来。此其向前改造环境的气派，岂不更是第一条的态度吗？而这征服自然的成功，物质文明的灿烂，其来历又有旁边一绝大力量助成他，就是经济现象的变迁，以“工业革新”为其大关键。所有种种的发现发明、制造创作因此而风涌蓬兴。科学知识与经济状况互为因果，奋汛澎湃以有今日之局。而求其生产力之进，经济现象之变，则又人类要求现世享用物质幸福为其本也。所以从种种方面看，皆适如我们所观测。

科学产生和完成的次第，才已说过，不必再提。这科学的方法和其精神又是从两种科学来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英岛的这种科学。这种经验派实在对于以前的——希腊及大陆——方法，有绝大的补足和修订。所有旧相传习的种种观念、信仰，实借英人——洛克他们——来摧破打翻的。英国人的态度精神刚刚已说过，所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又是出于第一条的态度，如我们所观测。

“德谟克拉西”又是怎样来的呢？这是由人类的觉醒——觉醒人类的本性——不埋没在宗教教会、罗马法皇、封建诸侯底下而解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他们是由觉醒人类的本性，来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要做现世人的生活，不梦想他世神的生活。那么，自然在他眼前为他生活之碍的，要反抗排斥，得到他本性的权利而后已。次第逐渐地往前开展，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民权自由思想实在开得最早，进步也稳健，在十三世纪就要求得“大宪章”（Magna Charta），到这回十七世纪又跟宗教改革相关，即是清教徒克伦威尔率国会军打败王军，威廉三世即位后裁可“权利法案”。英国这种奉新教的人也是为受王家旧教的压迫，才走出到美洲自谋生活的。那么，后来不堪英国的苛敛才起了独立运动卒以奋斗成功。这时候法国因为王权太大，人民的思想虽变而王与贵族与僧侣的横暴压迫，骄淫苛虐，不稍松缓，看见美国的例，革命就骤然勃发起来。所谓在事前思想之变则卢梭、福禄特尔，自由平等之说是也。这种思想的说法即近世政法上社会上“德谟克拉西”之源，而他们的大革命，又是实际上使这种精神实现之大事件。这种政治、法律及其他社会生活样法之变迁自然得力于同时经济现象之变迁的很大；像经济史观家所说的很详细，我们不去叙说。但是这直接的动力、间接的动力，不都是由第一条态度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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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拿西方化的面目同中国化的面目比较着看：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几乎就着三方面看去中国都是不济，只露出消极的面目，很难寻着积极的面目。于是我们就要问：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是与西方化同路，而因走得慢没得西方的成绩呢？还是与西方各走一路，别有成就，非有这消极的面目而自有其积极的面目呢？有人——大多数的人——就以为中国是单纯地不及西方，西方人进化得快，路走出去得远，而中国人迟钝不进化，比人家少走了一大半。我起初看时也是这样想。例如，征服自然一事，在人类未进化时，知识未开，不能征服自然，愈未进化的愈不会征服自然，愈进化的也愈能征服自然；中国人的征服自然远不及西方化，不是中国人在文化的路线上比西方人差一大半是什么？科学方法是人类知识走出个眉目产生的，要在进化后，才从宗教玄学里解放出来的。虽然孔德（Comte）分宗教、玄学、科学三期的话不很对，受人的指摘，而科学之发生在后，是不诬的。中国既尚未出宗教、玄学的圈，显然是比科学大盛的西方又少走一大段路。人的个性伸展又是从各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的，那么，又是西方人已走到地点，中国人没有走到。差不多人类文化可以看作一条路线，西方人走了八九十里，中国人只到二三十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但其实不然。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中国实在是如后一说，质而言之，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的，就是他所走并非第一条向前要求的路向态度。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模仿，非中国原有的）。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像我们第二章里所叙东西人士所观察，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态度而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实在不差。这就是什么？即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态度是也。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那轮船、火车、飞行艇就无论如何不会在中国产生。他持这种态度，对于积重的威权把持者，要容忍礼让，哪里能奋斗争持而从其中得个解放呢？那德谟克拉西实在无论如何不会在中国出现！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如我们第二章所说；又不为制驭自然之想，当然无论如何产生不出科学来。凡此种种都是消极地证明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一路，而确是第二条路向态度。若问中国人走这条路有何成就，这要等待第四第五章去说，到那时才能指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及其优长所在。

我们再看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的没有西方文化的成就，这是很明显的。那么，要问：他是与西方同走一条路而迟钝不及呢，抑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呢？又要问：他如果与西方人不同其路向，那么与中国人同其路向不同呢？我们就来看他一看：其物质文明之无成就，与社会生活之不进化，不但不及西方且直不如中国。他的文化中俱无甚可说，唯一独盛的只有宗教之一物。而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附属之。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这实在特别古怪之至！所以他与西方人非一条线而自有其所趋之方向不待说，而与中国亦绝非一路。世界民族盖未有渴热于宗教如印度人者，世界宗教之奇盛与最进步未有过于印度之土者；而世界民族亦未有冷淡于宗教如中国人者，中国既不自产宗教，而外来宗教也必变其面目，或于精神上不生若何关系（佛教则变其面目，耶教则始终未打入中国精神之中心，与其哲学文学发生影响）。又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而在印度，那“因明学”、“唯识学”秉一种严苛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不同绝不容轻忽看过，所以印度与中国实非一路而是大两样的。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而是翻转向后，即我们所谓第三条路向。这个态度是别地方所没有，或不盛的，而在印度这个地方差不多是好多的家数，不同的派别之所共同一致。从邃古的时候，这种出世的意思，就发生而普遍，其宗计流别多不可数，而从高的佛法一直到下愚的牛狗外道莫不如此。他们要求解脱种种方法都用到了，在印度古代典籍所载的：自饿不食，投入寒渊，赴火炙灼，赤身裸露，学着牛狗，龁草吃粪，在道上等车来轧死，上山去找老虎，如是种种离奇可笑；但也可见他们的那种精神了！由此看来，印度人的出世人生态度甚为显明实在不容否认的。而中国康有为、谭嗣同、梁任公一班人都只发挥佛教慈悲勇猛的精神而不谈出世，这实在不对。因为印度的人生态度既明明是出世一途，我们现在就不能替古人隐讳，因为自己不愿意，就不承认他！此外还有现在谈印度文明的人，因为西洋人很崇拜印度的诗人泰戈尔（Tagore），推他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于是也随声附和起来；其实泰戈尔的态度虽不能说他无所本，而他实与印度人本来的面目不同，实在不能作印度文明之代表。去年我的朋友许季上先生到印度去，看见他们还是做那种出世的生活，可见印度的人生态度不待寻求，明明白白是走第三条路向，我们不可讳言。我们在这里仅指明印度文化的来历是出于第三条路向；至于印度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及其文化之价值所在，也俟第四第五两章再为讲明。